过去，我家老屋右侧有一口很古老的井，井水很深，井台很大，而且全是花岗岩石所砌成，非常坚固和有气势，故称“大井头”。
在还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大井头是与我及我的左邻右舍日常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靠着东江，不会吃大井头的水，但会用大井头的水。我的左邻右舍会在这里洗衣，会在这里洗洗刷刷桌子板凳、瓢盆家什。大井头如一面镜子，照见了这里的百姓人家最平凡、最普通的生活。
一
离大井头最近的那家主妇叫阿九，她是个勤劳和爱干净的女人。阿九的丈夫姓叶，是个手艺高超的理发师傅。惠州人称理发为“飞发”，人们都叫他飞发叶。
当时小孩子的我很是羡慕阿九家紧挨着大井头，担水那么近，洗衣那么近，洗刷家具那么近，难怪阿九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我喜欢跑去阿九家里玩，阿九和飞发叶没有孩子，他们那时已有四十多岁了，他们喜欢孩子。还有一个原因是，阿九院子后面有我想摘的花草。
阿九种了很多紫苏，还有顺着竹篱笆生长的落葵（惠州人称潺菜）以及光长叶子不见开花的鱼腥草。
我那时实际上是个很会破坏花草的人，看见花草总是手痒痒想摘。我摘了阿九家的紫苏也不是拿来调料做菜，只是揉一揉闻一闻放在口袋了事。但阿九怎么知道呢，她总是说，多摘一点，多摘一点，回家给你妈妈煮鱼用，味道可好哩。
阿九说，她和飞发叶都喜欢吃紫苏，煮鱼是必放紫苏的，还有炒田螺时，也必定剁碎一大把紫苏叶子放上去，阿九说，飞发叶是连汁都吃光的。
那篱笆上的落葵，阿九有时会放上一些鸡屎做肥料埋在茎底下，落葵就长得青翠可人，一直沿着藤蔓攀爬到篱笆顶上，阿九喜欢摘它肉质的叶子来做汤。阿九说，紫苏散寒理气，能解鱼腥和去毒；落葵能解毒凉血，可以滑肠通便，故落葵又称“滑肠草”。原来阿九很懂得吃啊。
阿九是个一门心思想着怎样侍候好老公的人。她的飞发叶长得膀大腰圆，声音洪亮，有点行如风、声如钟的气魄。由于手艺好，邻居们喜欢找他飞发。然而，飞发叶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一段时间的理发师，这成了他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幸好他出身贫苦，居委会没有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只是给他戴了一顶“属于有历史问题的人”的帽子。
到“文化大革命”时，看到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到处抓人批斗人，飞发叶吓得话都不敢多讲，只小心翼翼给人飞发，那时身体开始不如往常。阿九越发小心侍候，煮鱼时紫苏越发放得多了，以至我闻起来有股怪味。阿九说，飞发叶有时气管不顺畅，夜晚会咳嗽，多吃紫苏无妨。到“文革”结束后不久，飞发叶心情舒畅，居然在一次酒足饭饱后脑溢血而亡。这让我觉得，懂得吃的阿九，长期给老公吃紫苏也没吃出什么好处来。我以后才知道，紫苏可入药，了解到中药书中关于紫苏有“阴虚、火升作呕者不宜”、“久服泄人真气”等记载。因此想到：世间万物，有利必有弊。“凡药三分毒”，回想当年，不知飞发叶是否“多吃紫苏”而“吃”出了恶果。
二
阿九家对面住的是梁玉——一个解放后“收了山”（惠州话即改邪归正之意）的妓女。梁玉对人说，她原名叫梁红玉，但不知怎地，解放后居委会给她立户口时给她改了叫梁玉。我听长辈说，当时居委会的干部是些有文化的人，他们觉得这个妓女出身的人怎能与民间传说中的南宋抗金女将同名，她配有那么个震耳的名字么？
我记事时，梁玉与我家对门一个比她大许多岁的泥水佬（泥瓦匠）生活在一起。泥水佬早年丧妻，遗下两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子。也许是从未生过孩子的梁玉不懂得疼爱泥水佬的儿子，又或许是长期在青楼培养了好吃懒做的习惯，总之，她与泥水佬在思维方式上、行为习惯上有太多的不相称，有太多的不合拍。当她人老珠黄时，竟与泥水佬分了手，那是“文革”期间。
令人可笑的是，梁玉居然成了一个“革命者”。她也戴上红袖章，当然不是“红卫兵”袖章，而是居委会维持社会治安之类的袖章，在大街上巡巡走走。她在我家老屋的大厅、居委会召集的居民小组学习会上，控诉旧社会使她成为妓女的经过，说到激动之处声泪俱下，这是我第一次聆听一位妓女的演讲。演讲不久，她好像成了居委会信赖的人。居委会在大井头对面专门给她盖了一间小屋子，小屋子前面开设一个自来水供应站（其实只是装在街边的一二个自来水龙头，那时每户人家还未将自来水引入屋内），由她来负责管理和供应大井头附近的居民用水，群众称之为“掌水喉”（实为掌握水龙头开、关）。
那时大井头已经填为平地了。居委会觉得大井头作用不大，还怕小孩子掉下去，加上对居民开设了自来水站，居民一分钱可以买两担水，为此，有的人家的水桶特别大。
梁玉第一次正正式式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她在踏入晚年的时候，终于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但我很少看见她开心笑过，她如鸡爪般干枯的手经常夹着一根燃着的香烟，两只深陷下去的眼窝透出一种忧郁和无奈，还有一种离群的孤独和寂寞。
的确，一个孤独的老女人，靠着掌水喉能有多少收入呢？她是个用惯花惯的人。跟着泥水佬时，她还能吃点肉喝点酒，泥水佬几乎每天都要喝酒，而每逢喝酒时都会弄点小菜，也都会叫她陪着吃点喝点。也许，她的忧郁是后悔与泥水佬分开也未可知。她最终在那间小屋子忧郁地逝去，当人们发现那天太阳已升得很高很高还不见她出来放水时，撬了门进去才发现她早已僵硬的躯体。
三
梁玉小屋子的右侧，住着梅老伯一家。梅老伯是个脾气极好的老人，长得慈眉善目，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几十年来，他与众邻居众街坊和睦相处，从未与人发生脸红吵架之类的争执，对自己的子女也从不大声斥责。
梅老伯得众邻居敬重，除了他的人品，还有一样值得邻居们羡慕，那就是，他的大儿子是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由国家送到苏联学习。
梅老伯家的厅里挂着儿子在苏联留学时寄回来的照片，那是一个西装革覆的青年，脸上洋溢着意气风发的微笑，梅老伯时不时戴起老花镜看了又看。其实，那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梅家大儿子已经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在一个重要部门工作。
梅老伯的小女儿娴是我小学的同窗。她说她的大哥比她大２０多岁。我到娴家玩儿，也会看看那些相架里的照片，那里还有娴与她姐姐放大的彩照，色泽格外地鲜艳。娴说，她将底片寄给她上海的大哥，大哥就会拿去照相店帮她冲洗和放大。那年月，上海的东西无疑代表中国一流的高档，展示一流的水准，照片也不例外。梅家大哥令他的妹妹脸上多么有光彩啊。
后来，梅家大哥还携带妻子回来探亲，在那间屋子里，他极尽中国人遵循的孝道，每天陪父亲聊天，陪父亲上街。他与他同样高学历的妻子有着一种典型的读书人所具备的儒雅气质，在一群街坊邻里的小市民中，确实显得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我回家对母亲说，梅家大哥好像很随和哦，他和他妻子怎么不去住旅馆而要挤在老父亲的这间狭窄的小屋子里呢？母亲说，这就是老一辈中国人的习俗——子不嫌家贫。在孩子眼里，父母的家都是最温暖和最值得依恋的地方。
梅家大哥，让他父亲骄傲了一辈子（可是，如今已经“移风易俗”了，“空巢老人”因此而多了起来。“三代同堂”已少见，“五世其昌”则早已绝迹。这是时代的进步呢，还是家族观念的消亡？）。
四
从阿九屋子顺着大井头往右走几步，是一条直通公园尾残存城墙边的小巷子。这条小巷子古代称捉鹅里，估计当初城郊养鹅人在此卖鹅（北门街一直至上世纪５０年代还有养鹅人家，有的还不是一二个的养，而是养群鹅，天天上午将鹅群赶往西湖，下午才将鹅群赶回家。高昂头颅的“鹅队”蔚为壮观，煞是好看）。自旧惠州府署建于梌山后，小巷就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府背巷。民国时废府署建公园后，这条小巷也就升格为“街”了，名叫“公园后街”一直至今。这条名街实巷的小巷子里住着各种不同职业的居民，其中就有做裁缝的詹家大儿媳。她应该是与我母亲同年代的人。
我从长辈的口里知道詹家大儿子解放前夕跟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也听说他是在日本仔侵略中国时，义愤填膺参了军，也打过日本仔。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时，他与惠州的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詹屋是座古老的宅院，也有玄关、天井和左右厢房。詹家大儿媳与她婆婆、小叔子一家住在这个宅院里。
这是一个有涵养、有气质的秀气的女人。一年四季，穿在她身上的普通布衣布鞋总是显得大方得体，干干净净。她头上梳着的发髻更是别具风韵，是电影里上海女明星上官云珠梳的那种款式，很是端庄和典雅。
我知道她和我四伯母是上世纪３０年代惠州女子师范的同学。在惠州城，谁都知道，当年能考上女师的，都是些追求上进，崇尚自由又天资聪颖的女子。她本来是当教师的，不知为何又当了裁缝，可能与她丈夫去了台湾有很大的关系。
詹家大儿媳天天从我家经过，那是必经之路。我几乎天天看见她朴素而又得体的装束，看见她别具风韵的发髻，有时也看见她手里拿着从店铺拿回来的活计，可能是需要夜晚加工的衣料。
我很少看见她说话，在那个年代，可以想像，她也不敢说太多的话，以防祸从口出。街坊们都知道她默默地打理家务，默默地照顾两个儿子。她的两个儿子，穿的衣衫虽旧，但洗刷得很干净，好像还浆熨过，人们从孩子的衣着上看见了做母亲的能干与精明。
这个女人一直没有再嫁，谁也不知，她的内心是否一直等待她的夫君回来。她等啊等啊，一直等到红颜逝去，两鬓染霜，身板也开始弯曲。
她终于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好年月，她成为惠州市台湾事务局台湾同胞联谊会的第一批会员，可以为祖国统一大业做点力所能及的奔走。她也终于见到与她分别几十年的夫君，只是对方在台湾已另组了家庭。她想把存了几十年的眼泪都流下来，想把几十年堆积的话都说出来，然而一切都太晚。毕竟彼此都活着已属不易，她只有笑着面对这人间残酷的现实。
我看见她从我家门口走过时，脸上已舒展着开心的微笑，但逝去的美丽是不会倒回来的，满头的银丝刻下了岁月的无情，只有那好看的发髻一如既往没有改变。
时光进入2000年，我有一天听说，在一个端午节的上午，詹家大儿媳煮了她想吃的糯米汤丸，一不小心，被糯米汤丸噎着，一口气没上来，这个80多岁、从未进过医院的秀美妇人就这样走完了她的人生。亲属们感叹她不幸的同时又庆幸她还过上20多年改革开放的好日子。
五
假如说大井头是一面镜子的话，它一定也照着我的邻家——杜屋。杜屋与我家仅一墙之隔，有时，我在房间里可以听见杜屋那边传来的声音。
我曾经想过要写一篇“杜屋的玄关”的文章，那是因为我对这玄关（玄关是居室的外门。但这里说的玄关，是惠州大屋常见的入大门内与正厅相分隔的固定屏风）有太深刻的记忆。长辈说，杜屋本来很大、很深。上世纪50年代初，镇政府建五一路拆掉了杜屋，只给他们留下大门入屋小厅及玄关。这样一来，原来的玄关面前就成了杜家人的小厅，玄关两旁隔开两间小房间，一间住着杜家的两个儿子，另一间住着杜家男主人和他的两位妻子及小女儿。
杜屋男主人杜老伯的原配由于没有生育，解放前他又娶了一位妾侍。３个孩子都是妾侍所生。为了尊敬原配，孩子们称原配为“妈”，而称自己亲妈为“姐”。
我与杜老伯的小女儿卿儿同年，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到杜屋找卿儿玩，卿儿很乖，很听话，很小就学会帮助父母干家务活。
我一直觉得这家人的处境比较凄凉。杜老伯本是个循规蹈矩的读书人，写得一手好字。听说他曾在旧政府一个部门当过一段抄抄写写的文书，解放后被列入“四类”（地、富、反、坏）行列。他每天只能提着一个小板凳到市场，代人写书信，这样的活是几天也遇不上一次的，而且收费只是几毛钱。同时，他又必须完成居委会交给的许多义务劳动，如修河堤或送肥料到农村等等，这些全都得无条件地服从。
由于杜老伯历史问题的缘故，他的两个儿子不能升上高中，又找不到工作，只能碰运气帮人零星地干点杂活，家里的重担主要落在妾的头上。妾每天出去帮人脚，靠一条扁担、一把力气支撑全家人的生活。长年的劳动，比杜老伯原配小很多岁的妾，背和腿都过早地弯曲，脚板也严重地变形。原配也不敢让妾养活，一直帮人照看孩子，每月赚取几元钱生活费养活自己。
而孩童时的我是没有“政治觉悟”的，我照常找卿儿玩，我一叫她的名字，卿儿就会打开两扇木门让我进去。
从大街上往里望的人不会想到，这已经贫困潦倒的人家，只剩下一个玄关栖身的人家，屋子居然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叫人眼睛看着舒舒服服。原来的玄关，如今的小厅往外（这其实是属于原来大屋内的一部分）延伸的一小片空地，是这家人活动的惟一空旷场所，是一个充满绿的世界。
一方爬满翠绿叶子和藤蔓的瓜棚架子上，伸出一个个８字型的肥硕身躯，那是造型可爱的葫芦瓜。拆屋后遗留的石阶摆满了花盆，种植了各种花草。我第一次见识了奇妙的灯芯草，种在似沼泽的烂泥里，忍不住拔出一根来，用手轻轻一刮，一根雪白的“灯芯”就剥了出来。这次，给卿儿妈看见，她帮人看孩子是足不出户的。她很不高兴，斥责我不懂得爱惜东西，“灯芯草可以煲凉茶呀！”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造次。
我那喜爱花的眼光忍不住在花盆间乱瞄，那里有暗香飘动的“珠兰”、“茉莉”，还有可做跌打药的“鸡爪三七”，有美艳的玫瑰以及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卉。
这家人的日子已经很艰难了，可是他们还能有心机用花草植物来点缀自己的日子，这是我的左邻右舍大屋中一个最美的玄关。
走过匆匆岁月，如同我一样曾经居住在老街的左邻右舍的人们，至今仍会记住大井头这么一个地名。这地名生了根似的扎在我和邻居们的心里。“大井头”是老街的一部分，我在“大井头”的左邻右舍只是老街的“一小撮”。这些人的故事说明什么呢，当然什么也不能说明。我只能说，生活就像摆在你面前的一杯杯甜、酸、苦、辣、辛的酒，上苍要你蒙着眼睛向前摸，谁碰上了哪一杯，不管是什么滋味，都得喝下去——这就是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