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元年四月，御使赵挺之、来之邵等人以苏轼在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期间，所作之诰词“讥谤先帝”的罪名来弹劾苏轼，说“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因此，59岁的苏东坡再次被贬，在定州任上就遭“落两职”“追一官”（取消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的称号；撤消定州之任）的处分，以左朝奉郎知英州军州事。更为严重的是，在南迁的路上，政敌们和哲宗皇帝认为这样仍不足以惩罚苏轼，于是又四次加重了对苏轼的处分，最后把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当时的惠州被称为“蛮貊之邦，瘴疠之地”，而苏东坡又年老多病，患有严重的痔疾，处境十分困难。这时的苏东坡被困在三重重压之下：一是生活上的贫穷与疾病的困扰；二是失去亲人在情感上的孤独；三是要提防政敌攻击而在精神上保持着高度戒备。然而，本性旷达超然的苏东坡却处理得非常巧妙，安然度过。

一、三重困难

先说他在生活上的困难。苏东坡在赴英州贬所的途中，经济就非常困难的了。他在《赴英州乞舟状》中说：我“素来不善治生，禄赐所得，随手耗尽，道路之费，囊橐已空。臣本作陆行，日夜奔驰，速以赴任。而疾病若此，资用不继。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买马之资，无所从出。道尽途穷，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为命，而木将沉，臣之衰危亦云极矣。”［1］1043昔日的朝廷重臣，竟然落到如此落魄潦倒的地步，竟然连买马、雇人的钱也没有。读罢，让人心酸。到了惠州之后，他的生活又是怎样呢?当时的惠州太守詹范对他非常敬重，不时给他送米送酒，经常到他家去探望他。可是，由于苏东坡是冠以“安置”的贬官，故他的俸禄是非常少的，且不能拿现钱，要将“折支券”兑换成钱后才能使用，还经常不能按时拿到。所以，他的生活很是困难。他在《和陶归园田居》中说到：“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2］2104可见他穷到有时没有饭开。到惠将近一年，竟然“衣食渐窘，重九伊迩，樽俎萧然。”他就只能“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阳，徂岁惨将寒。无衣粟我肤，无酒嚬我颜”［2］2139了。更为有趣和可笑的是，绍圣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吴子野、陆道士在东坡家作客。当东坡邀请他们饮酒时，才发现酒已经饮光了。取米欲酿，米也吃光了。于是便想起了陶渊明当年“无酒为叹”的情形，写下了《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并自我嘲解地说：“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2］2217可以说，在惠州的苏东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了。

苏轼寓惠期间，不仅经济困难，身体也不佳。他说：“自闻命以来，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而所负罪名至重，上孤恩义，下愧平生，悸伤血气，忧隔饮食，所以疾病有加无瘳。”［1］1043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形象了。苏轼还有严重的痔疾，到惠州贬所后，他的痔疮又发作了，他在《与程正辅提刑》书中曾多次提及此事：“轼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近日忽大作，百药不效，虽知不能为甚害，然痛楚无聊两月余，颇亦难当。出于无计，遂欲休粮以清净胜之，则又未能遽尔。但择其近似者，断酒断肉，断酢酱菜，凡有味物，皆断。又断粳米饭，惟食淡面一味。其间更食胡麻、茯苓麨少许取饱。”［1］1612你看，光是为了对付痔疮，就要断酒断肉休粮，这种贫病交加的日子，的确是痛苦难熬。

在个人情感上，苏东坡受的打击就更加大了。中年在京师时丧妻王弗，贬谪黄州后又丧子苏遁，晚年又丧妻王润之，贬谪岭南时，“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2］2073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不幸的是，王朝云到惠州不久，就水土不服，很快就疾病缠身了。在家里除了念佛，便是熬药治病了。更让苏轼不能承受的是，王朝云到惠州还不到两年就病逝了。这对苏东坡来说，无疑是当头的一棒。王朝云的去世，使苏轼在生活中失去了强有力的家庭支柱。“我家六儿子，流落三四州。辛苦见不识，今与农圃俦。”（《和贫士七首》）［2］2139而东坡身边也就只剩下幼子苏过这一位亲人了。自此，苏轼的情感就更加孤独了。

生活上与情感上的遭遇，已经够这位老人承受的了。可是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3］9444所谓“流人”，就是指有“罪”而被流放的人，这里是指被流放的“元祐党人”。章惇等人派出他们的亲信到岭南来收集流人的新“罪行”，进行追杀。对苏东坡来说，政敌就是要从他的作品中找出他的过失来。因此，政敌们故伎重演，大搞文字狱，捕风捉影地说东坡的某某作品有问题。据野史记载，苏东坡从惠州再贬海南，就是因为一首《纵笔》诗惹的祸。苏诗说：“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2］2203章惇看了之后，笑了笑说：苏子瞻尚快活耳！于是就把他贬往海南。这就是典型的文字狱。

二、突围的思想武器

苏东坡贬寓惠州期间的生活就是这样困难重重。这些困难，对于常人来说，也许是无法克服的。可是，旷达的苏东坡却为自己创造出一条释怀之路，那就是用他的“超然物外”的思想熔铸了儒佛道三家思想，用于战胜自己在生活上遇到的一切困难。

苏轼对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研究是下了工夫的，尤其是佛教。他在贬黄的五年间，是他全面、深入接触佛教的重要时期，并对佛家思想深为认同。他在《黄州安国寺记》里具体谈了他学佛后的体会：“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脩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与此矣。”［1］391由此可见，苏轼的“超然”处世思想是得益于佛教思想的。

苏轼认为：儒道释三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可以交互为用的。早在元祐六年（1091年）六月时，他在《上清储祥宫碑》中就说：“道家者流，本出于皇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1］503这就表明了儒道是相通的。元祐六年九月，龙井辩才（元净）卒，他在《祭龙井辩才文》一文中就说过：“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岁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1］1961这里又谈到了儒佛是相通的。苏轼还特别批评了那些形式上追求佛法或是儒家礼仪的人：“指衣冠以命儒，盖儒之衰；认禅律以为佛，皆佛之粗。本来清净，何教为律；一切解脱，宁复有禅。而世之惑者，禅律相殊，儒佛相笑。不有正觉，谁开众迷。成都通法师，……自儒为佛，而未始业儒；由律入禅，而居常持律。”（《苏州请通长老疏》）［1］1907他晚年遇赦北归时所作的《南华长老题名记》，虽然是谈学者成佛难易的问题。可是，他在文中却两次谈到儒佛是相通的：“是二法者，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明公告东坡居士曰：‘宰官有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乃为论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1］393我所引用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苏轼认为儒道释三家思想是相通的，是可以取各家之长，为我所用的。

由于苏轼熔铸了儒道释三家思想之精华，所以他到惠州之后，在思想上首先就正确解决了进与退、仕与隐的关系。儒家一贯宣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唐代以前的文人大都是走这两个极端的。而宋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欧阳修、苏轼等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除了实践这一思想外，还吸收了佛家的“普渡众生”，“得不喜，失不忧”的思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不管自己是“达”也好，还是“穷”也好，都能够做到既“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像范仲淹那样，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说，苏轼少年时便树立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经历了政治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之后，就更加成熟了，早在贬寓黄州时，就树立起“尊主泽民”的思想：“吾侪岁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色，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与李公择十七首》之十一）［1］1500在《东坡易传》中解释《明夷卦》的“君子于行”时说：“夫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则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4］161可见他在遭贬的困境中，儒家的思想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当他再贬惠州时，虽然物质生活非常困难，但“泽民”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

在处世方法上，面对着险恶的现实，高明的苏轼除了实践儒家的“君子品格”，始终保持一股“浩然正气”之外，还从佛道思想中得到启发和解脱。佛家教人“随所住处恒安乐”，意思是叫人在处世态度上不要太执着，要随遇而安。尤其是在处境不佳时，就要对现实视而不见，泰然处之。佛教还教人要“得不喜，失不忧”，要以“平常心”来对待一切事物，要超越客观事物的功利性。在这点上，和庄子鼓吹的要相信“天命”，要超然于物外，要有“游世”的思想是相通的。庄子认为：“生死、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5］416这就是佛家的所谓“平常心”。有了这样的思想，苏轼就能把进与退、为官与遭贬，为人与为己，很好地统一起来，因而不会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这样，苏轼便彻底摆脱了功利思想的束缚，做到“既来之则安之”，静观世界的变化。另外，佛教还教人要以“慈悲为怀”，要“普渡众生”，这一点更是与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相吻合。所以，苏轼在整个寓惠期间，都能为惠州百姓做些好事。

最能反映苏轼贬寓惠州后思想的，乃是他的《记游松风亭》，文中说：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1］2271

东坡在这里把自己比作“挂钩之鱼”，“进则死敌，退则死法”的士兵，在劫难逃，只能随缘委命了。但，他的思想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以“熟歇”的态度来等待事情的变化，正如他在到惠州后不久就写下的《江郊》诗中说的那样：“优哉悠哉，玩物之变。”［2］2083可见他这个“熟歇”不是坐以待毙，而是想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因此可以说，善于熔铸儒道释三家思想，是苏东坡在惠州战胜三重困难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苏东坡在逝世前总结他的人生经历时，还念念不忘惠州这一艰难岁月：“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认为这三个贬谪之地乃是他的思想获得自由解放的重要时期，是他的思想从功利的人生走向审美的人生的成熟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