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夙为众口皆碑的历史文化名城，西湖尤为其中翘楚。不少文人骚士不仅为这里的独特风情行吟坐咏，留下无数至今犹令人不绝舌吻的佳章绝句；而且多蕴含深意，反映时人的感情和期盼，乃至时代气息和随后历史走向，很值得后人仔细品味，认真探究。

生长在惠州府属海丰县的陈炯明“少时读书，往来府治，辄访西湖以钓以游”[1](P883-884)；随后更长期以惠州作为他的政治、军事活动的主要基地；其遗体亦按其遗愿归葬于西湖之滨。他于1922年3—4月间，不顾形势严峻、戎马倥偬，仍深切关注西湖的修葺，为此联合发出募捐序，随后又单独发出募捐启事；在其时言谈中，亦多次提及西湖。其对惠州及西湖寄情之专而挚，洋溢于字面和言谈之中。除现实感触外，他还提到一些前人前事，自称是“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1](P883-884)。陈炯明生前的重要部属张友仁于20世纪30年代编纂之《惠州西湖志》在其自序中亦称惠州西湖蕴涵甚深：“风月之中，有修养焉；笑谈之中，有建设焉；娱乐之中，有经济焉。入乎湖而尽湖之用，超乎湖而尽人生之用，则以湖当世界可也”[2](P3)。其所缅怀之先贤与募捐序所提虽稍有异，但旨趣相同，且有所阐扬。那末，陈炯明等如此重视和赞颂西湖，究竟寓存着何种现感、“蓄念”和“幽情”，它与惠州西湖的历史蕴涵有何同异，又具有何种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对上述募捐序进行一些窥探，求教于方家。

一

陈炯明等于1922年3月中旬所撰《修理惠湖募捐序》中开宗明义指出：

“民德之陶冶，莫良于美育，此治群者之所同认也。顾美莫过于天然，而天然莫过于山水，盖静之美莫山若，动之美莫水若。仲尼仁知之说，有由然矣。然则山水之美，非将以游息焉而已，无形之中，所以养成人类纯洁之志操，与渊懿之意识者，至深且伟，而于有道君子，则契合尤深”[1](P883)

这段话含义很深，它首先提出了天然之美即孔子的“仁”和人类志操、意识的“契合”问题，实即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不仅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要谋求合乎人群需要的政治行政管理之策，达到超拔的道德和审美境界，实行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陈炯明因与孙中山反目 ，于1922年4月21日辞去本兼各职、退居惠州后，实际上并未“藏拙故园”，而是图谋伺机再起，重据广东，实现自己的民主联邦制纲领，故于5月起草了《联省自治运动》（即《建设方略》、《建国计划》），宣称：“中华民国由光复各省共同构成，其所有地方分权之制本属于自然，徒以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尚未规定，遂成纷扰之媒，起分裂之渐”。提出：“组织中华民国联省政府，以实行统一”；“各省组织省政府以处理本省之政事”；“蒙藏青海暨各特别区域，得准行省制度”；“实行军事与民治分途”。其“实行方法……第一，以建设方略征求各省政见斟酌损益之后，主张相同，则共同努力，以贯彻其主张。第二，主张相同之各省应选出代表，组织联省会议”。第三，推举孙中山、段祺瑞为中华民国联省政府执政、副执政。第四，依此大纲制定联省宪法。认为这样，“各省于此当固结同志，排除障碍，以期主张之贯彻，庶六年以来分崩离析之祸得以消弭，而人民之牺牲损失犹得以为偿也。固本安乱，在此一举”[1](P946-950)。对于这一纲领，随后陈炯明还有进一步阐明：“第一目的：在完成中华整个民族的国家，实行共有共治共享之元则”；“第二目的：在完成亚洲主人翁一员的国家，准备联亚运动，使亚洲成一组织，可为世界大组织之柱石。世界如谋大同，当以亚洲、美洲、欧洲各自联合，完成三大组织，以为未来世界创立一大组织之柱石。中国适为东亚一大古国，广土众民，并亚之中，莫与比伦，尤当发挥四亿民族之力量，肩负创造亚洲新文明之使命，而不容一日之放弃。”“第三目的：“在完成世界创造者一员的国家，务使文明增进，尽量贡献世界；并协谋国际和平的运动，以及全人类共同生活的运动，而为其创造者之一员”[1](P1081-1082)。质言之，就是要“达到无国界、无人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即“全人类社会”主义[3](P387-389)。而要达到这一境地，他又特别强调要思想领先，通过改造思想，改造社会与国家，以臻世界于和谐与大同。

显而易见，他赞美惠州西湖，亦系对自己政治抱负的自许和展望。不过，历史证明，这种抱负虽属多样化的中国近代社会的中间阶级的善良愿望的一种表达，但在当时帝国主义仍支持中国军阀割据和混战不休的情况下，通过和平和自由联合方式来实现中国统一、独立、民主、富强，进而成为联亚联世界的创造一员，自属幻想。

然而，崭露在上述募捐序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应谋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却仍然可贵，而且显示了惠州西湖的内蕴的东江文化的特色。有的作者论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的客家文化，在客家的文学、饮食、建筑、民间信仰中，都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4](P95、105)。按照族群分类，陈炯明属于从闽南迁来的族群，即广东的潮汕语系；但从多方面看，海丰族群和东江流域族群关系密切。②据明嘉靖年间所修《海丰县志》称：第一，海丰沿革为“晋明帝六年，析南海之东为东官郡，改隶东官，齐因之。隋更东官曰循州，大业初，又为龙川郡。唐武德五年，析置陆安县，贞观初复并，为循州，或为海丰郡。南汉更祯州，宋仁宗更惠州。元至正为惠州路。国朝建武戊申改为惠州府，皆以海丰属”[5](P31)。至清朝、民国时期亦沿此未变。可见，郡、州名虽屡更改，但海丰与惠州其他属县在行政管辖上千余年连在一起。第二，就人情习俗看：海丰“居民土著淳厚，备俭勤以自衣食，未尝商贾远地，无绮丽好盅其心，故重去其乡土，即技艺亦寡专习。惟大姓始知有文事，以是仕宦鲜少，讼狱简稀，……其嫁娶槟榔牲币为礼，病后医药而信巫鬼，丧用乐，不知侫佛，与惠诸邑不异。近者流寓四集。儒教渐兴，然亦稍稍敝化，视旧互有得失矣”。海丰坛庙，主要为先师庙、社稷坛、山川坛、城隍庙、名宦祠、表忠祠，即以陆地神为主祀，海洋神仅天妃庙三个[5](P26、36-39)。其后，清朝两修县志，所述情况虽有增补，但并未改变上述格局。第三，就土地所有制与社会结构来看，海丰和惠州地区同其他地区一样，封建集权地主（即学田、庙田、会田和大公田）所有制占优势，海丰的太公田即族田、蒸尝田占所有土地的百分之四十[6](P741-743)。乃至占耕地的一半[7](P1)。太公田实际上为族长、族尊、族董、理事等家族强绅所掌握，同族佃耕农实际上成为他们压榨的对象，族长等不仅对佃耕农进行经济上的剥削，而且实施行政的管辖。由于聚族而居十分普遍，因而结成了韧性的封建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利于强有力者聚集力量，揭竿而起；也成为束缚被统治者行动的绳索。

正是出于海丰和东江地区的上述经济文化共同性，使得陈炯明便于对东江文化表示认同，从东江这块地盘吸取形成自治思想的养料，组织自己的班底和军队，构筑自己的活动平台；并使自己深信其所想所为合乎天理人心，系应天顺人，系真理。他虽也说过他要努力实现的“真理”，要依据没有常住的“实际现象”，对“‘社会’、宇宙”持续的要求，时时适应，时时创造，日进日上，没有止境[3](P393)。而实际上，他却无法背叛自我归属的“绅士社会”，无法摆脱宗法制度的网罗。其结果是，他力倡的地方自治主张，曾有过反对腐败的清朝专制政府和随后军阀专横统治的进步作用。但它不能适应当时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建立新社会的形势发展，无法满足奋起的工农群众谋求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因而终于被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所否定，起源并形成于惠州地区的陈炯明人民自治观亦在他结束惠州地区活动时划一句号。他在惠州登上民主革命历程，在这里首先建立了粤军，选拔出一批主要将领和谋士，他凭借这支军队，演出过不少有声有色的、乃至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活剧。但由于这支军队明显地深受宗法制度下的宗法思想的影响，显具地域性和私属性。而当工农觉醒为自身解放而奋斗时，其士兵就因挣脱宗法思想束缚而反戈，其将领就因缺乏明确、坚定的信仰、只顾私利而分裂。结果是在惠州地区兴起的粤军，又在这一地区最后瓦解。

历史潮流的向前奔腾，需要波波相续的“天人合一”，即坚持不懈的应天顺人。陈炯明虽赞扬水之动美，却无法洞悉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的动态，无法适乎这一潮流合乎人群需要。故他临终时，仍只能“唯中心遗憾，无时可已”[1](P1165)。

二

陈炯明系秀才出身，饱读儒家典籍，并从其中寻找做人处世的镜鉴。在修理惠州西湖序言里，赞赏一些中外先贤的足以贶吾人的峻洁志操与渊懿意识，力图探其深伟，与之契合。他特别举出与惠州西湖有关的“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实”，如“东坡居廉（惠），藻以文学，而廉（惠）西湖遂与杭颖称鼎足。自是以后，文人学士流连觞泳；晚近伊秉绶、宋湘辈风流文采，犹足与坡老先后辉映焉”[1](P884)。

这里的“东坡”，就是苏轼（1036—1101），号东坡居士，是震烁千古的宋代文豪。他于1094—1097年间谪居惠州。其居处傍西山（即狮山），濒西湖[2](P19)。其时党争正炽，他多次遭到贬谪，仍未放弃济世匡时之夙志，身处逆境仍吟詠不绝。有人初步统计，在惠期间，他赋诗152首，词8首，文（含书信）326篇，共486首（篇）③。其诗文反映他对时政的不满；陷入主张“入世”“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和主张“出世”、超尘脱俗的佛老思想的矛盾之中，而又较前更贴近下层群众，关心其疾苦。因此，其寓惠诗文和事迹，至今仍为世人尤其是惠州人士所传诵。

据《惠州志、艺文卷》收录有关惠州西湖的作品统计：共4132篇，作者823人[2](P80)，其中包括广东省内外著名人士。就清代而言，就有屈大均、陈恭允、梁佩兰、王煐、江逢辰、李绮青、邓承修、梁鼎芬、陈澧、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等为世人称道的人物，但陈炯明等特别提出伊秉授和宋湘作为可与东坡先后辉映的代表。

伊秉绶（1754—1815），福建宁化人，嘉庆四年（1799）任惠州知府，重教兴文，多所建树；且关心时务，尤对人文教化关于国运兴衰有深刻独到见解，主张“郡县皆有学”，俾“国家尊崇正学，海隅向风”[2](P80)。其诗文“多峭厉之词”，影响深远。宋湘（1757—1826），广东嘉应人。先为官，嘉庆六年（1801）后，主讲惠州丰湖书院七年，成诗195首，结为《丰湖漫草》，为群众喜闻乐见，被赞称：“三家最胜屈翁山，后起莫如宋芷湾”。他对其时惠州人才培育，成绩卓著，为世称道④。他对苏东坡极表钦仰，盛赞其“崇阶可百级，道高心已倾”。他对人民生活亦表关注，曾赋：“一酌论心地，湖花上几时，……但令田尽绿，来往亦何期”[2](P66、156)。

在募捐序中，陈炯明等对曾在惠州一带组织义军、抵抗元蒙军队南下的著名南宋丞相文天祥和粤中坚持抗清的将领张家玉表示特别钦仰。他对二者赞称：“夫蒙古之乱，文天祥陈师于循州；满洲之乱，张家玉鏖兵于廉（惠）州城外，忠义之气，充塞天地，至于今日，……此百世以下，顽廉懦立之资也”[1](P884)。

可以推断，陈炯明早就熟读过的明嘉靖和清乾隆年间修纂的海丰县志所载之文天祥如下事迹：

“文天祥，字宋瑞，江西庐陵人。元蒙军队南下时，“天祥与杜浒，邹沨至循州，集散兵，屯南岑，复惠州，奉其母行，收兵海丰，……天祥移屯海丰，方饭五坡岑，宋范兵至，众不及战，被执不屈，吞脑子不死，后从容就死”。海丰人赞其忠义，建五坡祠以祀。《海丰县嘉靖志》为文赞曰：“独图五坡祠者，表大忠以植臣道也。……文信公最先被执，视死如旧，摧而益励，成仁取义，无愧圣贤之训者，古今一人而已……矧公被执五坡，一代兴废，实决于此。其浩然之气，必当凝聚兹墟，与日星并丽”[5](P17、235)。

张家玉（1615—1647），广东东莞人，明监军御史，坚持抗清，至死不渝。广州于1646年12月被清兵占领后，张家玉于次年1月起兵于东莞，勇抗清军十个月，身负重伤后，投野塘而死，被誉为广东抗清三忠之一。其遗留诗文，如“臣心一块孤忠铁，誓与清夷不共天”、“江山有恨消人骨，南北今年几战场”、“撑持半壁君同我，肯逐恒河浪寄踪”、“激烈刚风生凛凛，从容正气死堂堂”、“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8](P136、135、322、157、145)等等豪迈绝句，活现一代英雄本色。

陈炯明等自称，他们之“怀旧”与“思古”，是要使人们感应于历史上可泣可歌的历史事实，使“其所以兴起吾人者，较之发扬蹈厉之音为尤速”，“致修明之治，成清淑之俗”[1](P883、884)，即要认真体会、继承和发扬历史光荣传统，为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继续奋斗。揆诸陈炯明等此时和随后言行，确曾从先贤事迹中取其所需。因所处时代、代表阶级、个人旨趣和操守等的不同，其言行价值自亦有异。

苏东坡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不为逆境息歌吟，济世匡时志不休。宋孝宗在追谥东坡为“文忠公”时，曾经评赞他：“放浪岭海……君子之道阍而彰，是以论世，谠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9](P20)。即以诗文抒志谈道，开创文风，其影响极其深远。后继者如伊秉授、宋湘等均沿此而进，多对岑南人才培育、文化开通、促进社会进步，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陈炯明等显然从中获取了历史启示。陈炯明从事政治活动之初，即在海丰兴办学校、报纸，并鼓吹在广东全省设立游民教养院、联合教育会邓学所、女子小学等等。这一设想和实践，在随后各阶段的施政中，特别是在闽南新政中日见恢弘，卓有成效。他尤重视平民教育，谓：“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3](P375)。他强调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为“极切要”[3](P376)。他还主张倡建新大学，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望能返哺祖国，促进国内建设。他为此多有努力，为人称道。陈炯明经受过儒家思想浸润，本来就重视德育，随后他接受了五四新义化运动的洗礼，深切关注思想启蒙运动，使他进一步形成了中国改革事业须思想领先的思路，即“我们如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完成健全的进化，一定先要改造全人类的思想”；“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齐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以臻于上面提到的“全人类社会”[3](P386-389)。不过，这一文化教育观的实施，既受阻于接踵而来的新战乱；更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法走由思想启蒙领路、继行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改革、进图国家迅臻富强的道路，因此这一文化教育观终归空想。

儒家认为“仁者，人也”，“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一家仁，一国兴仁，……一人贪戾，一国作乱”[10](P3-10)。苏东坡刚贬谪惠州时所撰谢表，还感谢皇恩，认为贬谪而未赐死是“仁圣曲全”，表示要“托命至仁，洗心自新”[11](P440)。但他在惠州接近下层群众了解其疾苦后，他对“仁”的看法显有变化。其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思想有所发展，写下许多指斥时弊、抨击奸邪、关心群众、讴歌劳动的诗词；并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如筹资赈灾、减轻税收、安葬孤骨，修理西湖等等，故“惠人爱敬之”[9](P4-8)。文天祥以身殉道为仁，他如此表志：“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12](P191)。“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即把仁义和“救社稷，正天下”连在一起[12](P252-253)。他还针对国难民艰，提出了“以法天不息为对”[12](P350)，即通过不断改革来应对的可贵思想。其他如张家玉的不顾艰危、奋勇抗清，经至杀身成仁等等。

上述虽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和时代、阶级的局限性。陈炯明等在十分赞赏“仲尼仁知之说”时，又表示对上提先贤“有感斯应”，察其言行，也确有迹可寻。陈炯明晚年自称“吾学归根本一仁，贵将立达推自己”[1](P1151)。虽系自诩，但在一些关键时刻，亦多有行本仁义之举措。他早年即重视社会改革，主张厉行禁赌，要求停止就地正法，提拨祖尝以兴工艺，带头纠举惠州知府，寄望社会均平，直至后来在粤、闽迭施新政，促进地区近代化，可谓“法无不息”。都含有变不仁为仁的深意。随后转入民主革命大潮，更是“以保国而存种”之“至仁”[13](P292)，超轶张家玉等之所为。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与孙中山同室操戈，自是对“仁”的偏离。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大声疾呼：国民党政府应看到全体国民对它已是“大公无私，仁至义尽”，望能听从“国民自决，组织救国大团体，实行全民总动员之运动”[1](P1160)，奋起抗击日本侵略，以实现国民胸怀之仁义。诚然，陈炯明的“仁知”观，亦受限于其固有的时代和阶级，而与广大工农群众对“仁”的阐释和欲达目标始终有距离。

行仁需要浩然正气和本此而产生的临危而上、不怕牺牲的实际行动。在这方面，先贤们在惠州西湖的诗文中不乏闪亮之词。苏东坡谪居惠州后，虽兴“区区效一溉，岂能济众生”之叹，却高吟“行看北风竞，来救南国蹙”[9](P101、80)。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更是激励后人，永垂不朽。在元蒙军队势不可挡，明王朝势成崩垮之时，他多次组织抗元武装力量，节节抵抗，转战万里，支持东南达两年半之久。他被捉后，饱受囚狱之苦，赋《正气歌》以抒所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12](P241)。大节凛然，彪炳后世，故海丰人特建五坡祠与方饭亭，以纪念其“驱逐胡元，为宋雪耻”的“浩然之气”[5](P17)。

陈炯明从小就接受上述影响，传说炯明祖父陈翰香曾带炯明到五坡祠参拜后，声泪俱下地告谕炯明，要“像文丞相那样博学，那样以身报国，千万别污辱我们书香门第和你秀才父亲的名声”[14]，炯明深受感动。翰香给孙子取学名为炯明，意在望孙抱文天祥那种光明正大的“浩然之气”。1906年2月，陈炯明与马育航、陈达生、陈演生等在家乡组织正气社，1908年2月，陈炯明与钟景棠、马育航、陈达生、陈演生等30余人在家乡五坡岺方饭亭宣誓缔盟，“开始民族革命之运动”[15](P10-12)，自与上述浩气影响相关。次年，陈炯明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转进到民主革命陈营。历时六百余年的文天祥正气传承，于此显示出一新的发扬和提升。然而，什么是正气，如何运作和发扬正气，却需要结合社会历史环境和固有的而不是臆想的历史发展规律来进行审辨，以评定其实际价值。文天祥当时坚持的正气，虽有关心国计民生、厌弃战乱、要求社会不断改革的一面，却也出自维护腐败颟顸的南宋王朝的忠心。因而他的“道”自有其局限性和不适应历史发展的一面。陈炯明具有“勤、谨、韧”的个性。他要人们做“一个金刚性的革命党”[3](P434)。他还说：他“虽可跟人走路，但不能闭起眼睛而瞑索以行；若灼知其行之非路，必明以相告，告而不听，让其试验，不加反对可也；勉从其强拉，同入迷途，每每不肯迁就”[1](P1030)。前面谈到他对民主联邦制信奉的坚持不渝，即其明显例证。又如，他从踏上广东谘议局议壇，即主张严禁赌博。此后，他每掌握政权，即对禁赌三令五申。即使军需不断、军心动摇之时，他仍断然表示：“赌既为害民之事，断无再开之理。质言之，粤军可倒，而赌不可开”[1](P1002)。其信仰之坚，屹然难动，可谓凛然浩气。但是，他始终抱有的绅商意识，使他不可能清楚认识不断变动并按照历史规律前进的世情和国情；加上他那“刚愎自用”“量狭不能容物”⑤的偏执性格，使他产生一些唯心主观的判断，一度陷入迷途。如1922年悍然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六、一六”兵变及其随后三年的孙、陈军事争斗、反对国共合作，乃至欲联日反共。但“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又使他并未完全消失的正气重振上扬，他赞颂蔡廷锴所率第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日：“天诞蔡将军，是我神明裔，百战转山河，千钧挽强臂。两粤多健儿，三军尽鹰鸷。敌忾赋同仇，国人争奋袂；他还放弃了过去曾经寄望列强赞助和联日的幻想，表示：“西望日内瓦，国联频开会。条款议纷纷，空谈事何济。弱国无外交，千古同一例。岂有乞人怜，不为人睥睨。东望日扶桑，谋我心一致”[1](P1163)。

三

陈炯明等在募捐序末段，强烈呼吁大家共同致力于修理西湖，使“今日以后的西湖，乃得为众所共治共有共享之西湖。群众之生命无尽，而西湖之生命亦与为无尽矣”[1](P885)。在谈到上述他所制订的修理西湖旨趣时，他还表明这是上承先贤遗志，谓：“抑有进焉者，西湖自陈倩而始著，得东坡而日新，然人存政举，人亡政熄”[1](P884-885)。

文中提到的陈倩，于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为惠州知府，他领导人民经画丰湖，设堤蓄水，湖尽尽利，利归民。因其为人民做了好事，而称他所建之桥为陈公桥（今五眼桥）[16](P29-30)。苏东坡至惠后，“复为西湖长湖，视钱塘一碧具体而微”，需加修葺，乃“捐腰犀以倡其役，黄门口遗金钱以助其费。炎州无坚植，乃市不盐木为巨桥。抔泥丈余，固其址于下，架飞阁九间，壮其势于上，坚完宏伟，观者咨叹，而西湖之名遂为南州甲”[11](P445、501)。同时，他又重修西湖南岸的嘉佑寺，使得“山林川谷招提若之籍公而显者，亦一再易而不忍忘其旧”[11](P515)。

诚然，我们不应把陈炯明对此发出的感慨，停留在事物表象，而应联系陈炯明当时所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和他的具体思想情绪来考察。

1922年3—4月，孙中山已率北伐军从桂林回师广东，改道北伐，双方明争暗斗已白热化，陈家将纷纷摩拳擦掌，要求陈决心举兵反孙，而陈自己则尚恐因此万恶皆归，犹豫未决。苏东坡屈处惠州，自是实怀不满，但一介手无寸铁的书生，难有作为，故他虽亦藉赞东新桥如此抒怀：“群鲸贯铁索，背负横空霓。首摇翻雪江，尾掉崩云谿。机牙任信缩，涨落随高低。辘轳卷巨索，青练桂长堤，奔舟兔狂触，脱筏防撞挤。一桥何足云，讙传广东西。父老有不识，喜笑争攀跻。鱼龙亦惊逃。雷雹生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11](P530)。但这仅属触景而发的雄迈激越之词，实际上，他只能兴“区区效一溉，岂能济众生。力恶不出已，时哉非汝争”之叹[9](P101)。陈炯明于此时已是掌握数万雄师叱咤风云的统帅，具有为实现其政见而与孙中山抗争的实力。此后不久，北方形势变动，时机对他有利；而他与孙中山的交恶又日甚的情况下，他终于做出“我本造反出身，再做一回反，亦不算事”[1](P1029)的选择。

儒家以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10](P513)为其最高理想。尽管这一理想因没有提出废除现行私有制和三纲五常而仅属空谈，但也有不少虔诚于儒家理想和操守的官吏给后世留下一些“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0](P28)的懿言嘉行。上述陈炯明等提到的儒吏就是如此。领导或参与修葺惠州西湖者多抱有为民兴利、为民取乐的善良愿望。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贬谪惠州、饱尝艰苦的过程中，进一步体会民间苦难，忧国爱民之念，更时露笔端。比如，苏东坡在“典衣作重阳，无衣栗我肤，无酒嚬我颜，贫苦真可叹”的凄凉苦境中，仍“闲居蓄百毒，救彼跛与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横”。希望见到“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的南国不蹙新场面[9](P101、80-82)。文天祥在备受折磨的牢狱里，仍高吟“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梁，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慨叹“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还自“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安民之道”[17](P144、164、159)。

陈炯明对上述先贤胸怀自有所闻所感，并把这些同西方盛唱的自由、平等、博爱（即民有、民治、民享）、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芸芸众生，禀性惟均”；“共财之法，利与民同”；“天有远途，大同为臬”[18](P33)相汇通，形成他那“全人类社会”主义理想。他要勇于背上“罪恶的包袱”，进入军政界，做打破罪恶世界的“上帝”[3](P393)，以不断的努力，去实现上述理想。就其实践看，他踏上政壇后，就为此有不少有益于民的善举。小而寓于治理惠州西湖的旨趣之中，大则欲通过实行民主联邦制，“以成一国之大治”，继成一世界民主联邦，而臻世界于大同。在他晚年穷极潦倒、吃住都极困窘之时，这一愿望仍萦迴于怀。他如此赋诗抒怀明志：“愧我望洋迷涯涘，卅年草草作劳人。晚晦余事荒文史，罗浮梅讯趣归装。行当拔棘易桃李”。希冀出现“天地一大庐，物我同广被，……安得劫灰尽，假我太平致。四海撤藩篱，万邦泯夷陂，老者名其田，工者名其肆，人人乐春台，家家喧鼓吹”。表示“老天独阨穷，易此群生遂”。慨叹：“斯愿了何时，茫茫问天意”[1](P1150)。同时，他对“九、一八”事件后的益发深重的国难，亦表深切忧虑和殷切寄望，赋诗曰：“吁嗟我国民，何事敛手毙。当此气象新，万物转换蔚。河畔柳铺金，阶除藓草翠。惠我新青年，乘时涤垢秽。青葱拔陇头，垂垂花结穗。醒起雄师梦，展拓大鹏翅。使我中华国，山河长带砺。老夫独阨穷，于心亦少慰。斯愿了何时，茫茫问天意”[1](P1164)。其殷殷为民之深情！与苏东坡、文天祥等所吟，确为古今辉映。其渴望惠州西湖以至中国和世界都为人民共有共治共享，更具有新的时代特色。可是，就在他晚年，他仍认为“不可令工人加入政治的漩涡”[1](P928、930)；反对农民建农会，毫不讳言地表示：“群众是我怕的，尤其是农民”，“农民只有使之静，不可使之动”[19](P60)。揆其实，没有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工农的参与共有、共治，自无共享可言。陈炯明临终前高呼：“共和！共和！”[1](P1165)而他认为“中国地方自治为达到共和唯一之路”[1](P1086)，既然工农不能自治，何来举国举世的共同和谐。故共和之呼吁，其意虽诚，揆实却虚。这种对工农的畏惮和缘此而生的仇共情绪，盘绕于陈炯明晚年之胸际而终未解脱，这和同时期的许多后来成为著名民主人士的当时胸怀大体相同。然而，陈炯明参与创建的中国致公党终于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一道，结成联共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为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而共同努力。

陈炯明等在捐募序中最后称：“湖山兴废，恒视一二人为转移，此诚非所以为西湖计久远也。今之从事修葺，应自一二（人）倡之，不必自一二人成之。凡我父老兄弟有乐于此事之成者，皆望有所致力焉。……群众之生命无尽，而西湖之生命亦与为无尽矣”[1](P885)。历史进程诚然多有曲折，人们的认识亦常有迷误，但人民总是不断追求和奋斗前进的，其向往之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终有实现之日。陈炯明等的结语，似含此哲理和预见，值得寻味。至于该募捐序的四位发起人对上述志趣的忏诚、顺逆及其结局则因人因时而异、各成镜鉴。

注：

①此募捐序首载于1922年3月14日之《广东群报》，标题为《陈省长募捐修理西湖》，发起人为汪兆铭、伍廷芳、林森、陈炯明。又据张友仁编著之《惠州西湖志》（原出版于1934年，1987年经高国抗修订、麦涛点校，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再版）320—322页载，该募捐序系汪兆铭代作，但揆诸该募捐序内容和当时情况，当系汪兆铭执笔，但由陈炯明主导、授意、审定。

②笔者曾向对地域文化、族群关系研究卓有成就的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曾骐、杨鹤书教授请教；承告：客家文化与潮汕文化有很多区别，但亦有不少共同点，据调查，潮汕与闽南一些山村，其祭祀、风俗、民情更多与客家相近。

③梁大和：《苏东坡寓惠著作年表》，载《惠城文史资料》第11辑（1995年版）。但惠州地区文联、惠州地区文化局、惠州市文联合编之《苏轼与惠州》（1982年版）所列则与此稍异。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州志·艺文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页则称：苏轼在惠州940天，写下各类作品587首（篇）。但未见详列篇名，特录此以备进一步详审细算。

④参阅《惠州志·艺文卷》，“概述”第11—13页；“第一编”第49—50页。

⑤参见涤尘：《述孙陈之见》，《努力》周报，第16期；王聿均访问、谢文孙记录，《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

参考文献：

[1] 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张友仁编著：惠州《惠州西湖志》，“序”，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3] 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增订本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宋德剑主编：《地域族群与客家文化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 海丰县志编纂委员会，海丰人文资料编辑组编：《海丰明清三志》2003年版（内刊）。

[6] 陈翰笙：《广东的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3期。

[7] 陈翰笙：《广东农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版。

[8] [明]张家玉撰、杨宝霖点校：《张家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9] 惠州市文联等编：《苏轼与惠州》1982年版（内刊）。

[10] 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岳麓文社1990年版。

[11] 中国方志丛书《惠州府志》卷二十三。

[12] 万绳楠：《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 陈朗星、陈赛枝：《陈炯明的传说》，《海丰乡音》2005年第14期。

[15] 陈演生编：《陈竞存先生年谱》，香港，1950年版。

[16] 谭力浠等编著：《惠州史稿》1982年版（内刊）。

[17] 江西省历史学会编：《浩然正气—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纪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8] 高军等主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 彭湃：《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