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诞生以来，不仅哺育我国明清两代的作家艺术家，而且我国现代作家也几乎无不受到它的熏陶。

有的作家是从读《水浒传》，获得文学的启蒙，走上文学的道路。

女作家冰心在七岁的时候，“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即《三国演义》），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她说，在这些作品的启发和诱导下，“这时我自己偷偷地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是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⑴

据一些回忆的文章说，“鲁迅七八岁时，就从祖父那里读到了《西游记》、《水浒》等书，使得被禁锢在书香门第的幼年鲁迅，吸到一丝自由空气，受到封建文化中民主性思想的熏陶。”^⑵这对于鲁迅后来弃医学文，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璀璨辉煌的中短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方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都不无关系。

著名的作家巴金在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时曾说过：“从十一岁到十三岁，我读了不少中国小说如《水浒》等。”^⑶在这里，巴金同志把自己少年时代读《水浒传》等作品看成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

诗人、文学理论家何其芳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写道：“我从十二岁起就养成了在假期中自己读书的习惯。起初是迷于读旧小说。我常常从早晨一直读到深夜。当然，有许多小说并没有价值；但有名的作品《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也就是在这些时候读的。”^⑷从此以后，他广泛地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作家周而复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生活时说，那时他看旧小说，简直入了迷，“几乎废寝忘食”。他还说：“给我影响较大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水浒传》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我颇为欣赏，希望有这样一伙英雄人物出现，改变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生活。每当我们家里靠典当还不能度日时，就希望能碰到‘及时雨宋江’。当然，世态炎凉，不大容易碰见宋江的。”^⑸

著名的红学家冯其庸说：“在我童稚的心灵里，对武松的侠义，简直崇拜得不得了。因此一部《水浒传》关于武松的章节，我几乎能毫不遗漏地复述。后来，关于林冲、宋江、石秀的部分，差不多也能原原本本地讲述，每当我与小朋友一起放羊、割草的时候，也就是我在坟地里讲《水浒》的时候，后来发展到黄昏的灯下，夏日乘凉的晚上，莫不如此。所以《水浒传》实在可以算我的文学的启蒙书，也可以算作是文学的入门书。”^⑹

“中国的《水浒》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给《水浒传》的评价。他认为《水浒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特别在描写方法上。他提出：“要勉励个个作家努力去做施耐庵等等。一定要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学习施耐庵，学习曹雪芹，学习旧小说之中特别能够感动中国群众的‘秘诀’。”^⑻

《水浒传》成书六百多年以来，一直为中国群众所喜闻乐见，它到底有什么感动人的“秘诀”？明清以来，众说纷纭。我国现代作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水浒传》在艺术上最成功的也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物性格的刻划；一是语言的运用。

关于人物性格的刻划。茅盾通过对林冲、杨志、鲁达这三个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指出：“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的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水浒》人物描写的又一特点便是关于人物的一切都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作者绝不下一按语。”^⑼这些说法切合作品的实际。《水浒》对人物性格的刻划，是现代作家所津津乐道的。

小说家艾芜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在《水浒》上，其他人见了宋江，都是说：久闻大名。唯有李逵见他，就说：你就是黑宋江。这就是李逵的性格。人物性格掌握了，其他东西就活了，这是文学的根本问题。”^⑽性格决定行动，行动表现性格。这是性格与行动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方面，《水浒传》确实很出色。即使是细微末节，也能见出功夫。艾芜举出一个小例子说：“如《水浒》里，卢俊义与妻子离别，妻子对他没哭，而出门时看到行李车却哭了。因为她与管行李的仆人有爱情。”^⑾

作家梁斌在《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一文中，十分强调向中国古典小说学习对于人物性格刻划的经验。他写道：“关于写人物，我想中国小说偏重于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写人物性格，尤其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写人物的性格，也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手法，从《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红旗谱》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手法，把许多人物写得栩栩如生。

作家周立波在《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中说道：“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和《儒林外史》，都着重人物的刻划，而不注意通篇结构的。我读过这些小说，它们给了我一定的影响。”^⑿从周立波的那些富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与《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的渊源。

《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曾经熟读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他说：“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象说评书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⒀曲波有意识地吸取了古典小说的表现人物性格的技巧，他的作品以描写人物的行动见长，受到人们的好评。

《水浒传》对语言的成功运用，也是我国现代作家经常谈论的课题。

鲁迅在自己的论著中，提到《水浒传》的有三十多次。他对《水浒传》的语言推崇备至。他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⒁“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这是语言达到高度传神的表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主要手段，表现人物，抒情写意都离不开语言，语言运用得好坏，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效。《水浒传》在语言方面的成就，最突出的一点，便是语言的性格化。这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对话上。

秦牧在《独特的性格语言》一文中，称赞《水浒传》写人物对话，有声有色，活灵活现，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性格。他举出武松与潘金莲分别的对话。他说：“《水浒》中，写武松临离开阳谷县，和兄嫂告别时，因为他知道潘金莲是喜欢和人勾搭的，就用隐语‘篱牢犬不入’劝告她自重。他的话激起了泼辣刁蛮，极无教养的潘金莲大发雷霆。书中写她当时骂武松的话是这样的：‘你这个腌脏混沌！有什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的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也要着地！’短短一段话，就酣畅淋漓地表现了潘金莲的刁蛮性格了。”^⒂这真是一种落地有声的语言，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

老舍在谈到如何写出性格化语言时，一再劝说青年剧作者要读《水浒传》。他说：“《水浒》中的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人物，都是农民革命英雄，性格有相近之处，却又各不相同，这在他们的谈话中也可区别开。写现代戏，读读《水浒》，对我们有好处。尤其是写内部矛盾的戏，人物不能太坏，不能写成敌人。那么，语言性格化就要在相差不多而却有差度上注意了。”老舍是多么细心地琢磨《水浒传》的语言艺术啊！老舍还指出，《水浒传》的语言很富有哲理性。他说：《水浒传》中，“许多人物是没有文化的，但说出的一些语言却富有哲理。这种语言一定是作者想了又想，改了又改的。一句话想了又想，改了又改，使其鲜明，既富有哲理，又表现性格，人物也就站起来了。”^⒃哲理性与性格化相统一的语言，是中外古今的作家们所热切追求的啊！

在我国现代作家中，还有不少人从《水浒传》中选取创作题材，进行再创作的。茅盾在三十年代就写过题为《豹子头林冲》的短篇小说。把《水浒传》中的一些篇章，改编成为戏剧和电影作品的更是大有人在。有的还取得很高的成就。

丁玲最近曾指出：“作家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传统和中国气派。从体裁上说，章回小说就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是章回小说，我家的年轻人都喜欢看这些。我们要有志于写出今天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来。”^⒄从某个意义上说，《水浒传》等优秀的古典小说，仍然是我们创作上的范本。

以上所述，足以看出《水浒传》对我国现代作家的深刻影响。著名的中年作家蒋子龙说：“中国人的精神上谁没有受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的滋补和熏陶？中国作家的文学神经应该是敏锐、雄健粗壮，我崇尚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的风格。”^⒅可以说，《水浒传》不仅是作家们学习创作的一部教科书，而且也是他们吸取精神素养的一个仓库。

⑴谢冰心《小说集自序》。

⑵许怀忠《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页。

⑶转引自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⑷何其芳《写诗的经过》。

⑸周而复《小说道路上的足迹》，载《读书》1982年第10期。

⑹冯其庸《水浒书录·序》。

⑺《瞿秋白文集》第1册第273页。

⑻艾芜《生活人物故事—在部队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见《浪花集》。

⑼艾芜《生活人物故事—在部队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见《浪花集》。

⑽《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03页。

⑾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⑿《周立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⒀曲波《关于〈林海雪源〉》，见《林海雪原》。

⒁鲁迅《花边文学·看书琐记》。

⒂秦牧《语林采英》第156页。

⒃老舍《语言·人物·戏剧——与青年剧作者的一次谈话》，载《剧本》1963年第1期。

⒄《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人民日报》1985年6月24日。

⒅蒋子龙《失败——作家最忠实的保姆》，载《新港》1982年7月号。

（作者是惠州人、原广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广西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