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失望与无奈，他们曾经是共和国的“弃儿”抑或“逆子”， 然顽强与矢志不移令他们在飘泊的岁月中凤凰涅槃；三十年后，沧海桑田的共和国张开坚实的臂膀呼唤游子归来。于是，游子羞涩而又坦荡地向母亲奉上一颗鲜活的感恩之心…… ——作者题记 一条哀怨凄婉的深圳河，强忍着近百年的痛苦呻吟着。 河的北面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自古以来被视为战争前沿的广东惠阳地区，因为战争的阴影，这里被政府视为不宜开发建设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世世代代靠农耕和打鱼摸虾养家糊口，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被长久地视为“文化沙漠”和“南蛮之地”；河的南面，耸立着充满西方恐怖的阴森森的炮楼，炮楼上飘荡着傲慢的英国国旗，两个英国士兵站在炮楼里，拿着望远镜贪婪地盯向河的对岸，他们被对岸美丽的景象所倾倒：一位美丽的女知青鹤立鸡群地亭亭玉立在一群农妇中央。英国士兵说：要是这东方美女越过这条小河，他发誓将会为得到她而义无反顾。 若干年后，这位美丽的天使因为生计，背负着枪弹大逆不道地越过了这条小河…… 本文的开篇，就是这部电视剧中的一个情节。 一 历史是一面镜子，她映照着你儿时的稚嫩与脆弱，更见证着你伴着成长愈来愈结实的肌肉和由此而彰显着的无比雄壮！ 共和国历史上的四次逃港潮，人们总是习惯地以为就是深圳逃港潮。殊不知更多惨烈的故事其实发生在惠州，因为在我国行政史上曾有一个专有名词--惠阳专区（惠州市前身），宝安是惠阳专区的一个下属县，深圳不过是宝安县的县府所在地。直到1978年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实行改革开放，深圳才从此为海内外而瞩目。 从1976年到1981年期间，被称为历史上第四次“（内地）逃港潮”，逃避追捕而抵港的人潮激剧增加近10倍，达到20万人，这5年间由内地到港的合法与非法移民共计48万人，等于1976年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 这里有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香港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思逃了。更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我们暂且撇开曾隶属于惠州的深圳不论，且看惠州现行版图上的逃港潮又是何等地令人悲泣： 濒临大亚湾、地处中国黄金海岸的惠阳县淡水和澳头两个镇，位于中国黄金海岸却又地广人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大亚湾曾是昔日惠阳地区各县外逃香港的主要口子，素称“偷渡天堂”。 淡水、澳头两镇，隔大亚湾与香港遥遥相望。海上距离香港市区仅 在共和国年轻的三十年岁月里，惠阳地区曾掀起过三次偷渡高潮，共有30万人去了香港。大多是从大亚湾这个口子跑出去的。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时光流逝了30年，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想象三座人烟繁华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间几乎等同于被 据惠州市政协关于收容工作统计资料记载：1979年，是收容偷渡人数最多的一年。其中，惠阳县全年收容70384人次，而偷渡人数达70219人次（其中由香港遣送回来的有7968人次），属于惠阳县籍偷渡的就有56160人次。一位72岁的老人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 偷渡风之猛烈，足以摇憾社会。以至广东省委领导的主要精力不得不放在反偷渡上。1980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就曾专门蹲点惠阳，为的就是封堵偷渡口子。 1989年春天，惠州市的几位领导和澳头镇的负责人考察香港，见到一位偷渡过去的惠州人，昔日的逃港者痛心疾首地说，那时每月如果有10元钱，只要不饿死人的话，他都绝不会抛妻舍子、背境离乡地跑到香港去。 一个字：穷！ 一句话： 深圳河两岸一边是在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一边是在打鱼摸虾中忍饥挨饿，饥饿者渴求温饱，他们不惜以生命为赌注，冒着对岸英军的枪弹，背负着“偷渡叛国”十恶不赦的罪名，也要为活下去而赌上一把。 年轻的共和国对此也只有惭愧和无可奈何。 二 杨钊，这是一位名声显赫的人物：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副会长、广东外商公会会长、广东省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董事。1974年创办旭日制衣厂。拥有直属公司80多家，每年营业额30多亿元，雇员33000多人。在香港及内地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扶贫救灾达2亿多港元。1991年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年获中国纺织大学授予名誉博士，1999年获香港管理协会优质管理大奖，2002年获香港工业专业评审局颁授荣誉院士。 其实，杨钊就是当年众多“偷渡客”中的一位幸存者。 1967年，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暴席卷了全中国，“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学校大乱，社会大乱，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狂热的青年丢开书本，把全部精力都渲泄到 “揪斗走资派”、“ 停课闹革命”和“文攻武卫”上。杨钊顿感困惑和茫然，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和抉择，他毅然告别家乡和亲人，只身一人从惠州来到大鹏湾畔，当他浑身湿透地爬上沙滩抵达香港时，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湿淋淋的底裤。 这条底裤上的海水滴嗒在香港海滩上，每滴嗒一下，杨钊的心便抽搐一下。前面是崎岖的陌路，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也许是一副冰凉的手铐，被英军投到难民遣送营，也许是…… 他多想回过头去遥望他的故乡惠阳良井，那里有他喜爱吃的 “三黄一胡”鸡。这种鸡外表为毛黄、脚黄、嘴黄，嘴短且下长有胡须，煮熟后的“三黄一胡”鸡表面橙黄，入口嫩滑香脆，味道鲜美，适宜白切佐以生抽、姜葱，其美味无穷；有他的先辈和亲人们在村子里建起的一种奇特的建筑--围屋。几度南迁的经验告诉他们，保障安全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聚族而居，因此，围屋里常常住着几百甚至上千人，他们同姓同宗，有的还是同一祖先的直系血缘后代。古人云“独在异乡为异客”，也许正因为这种“异客”的特殊身份，他们绝少与外界来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族的风俗和语言，自成一家，并在颠沛流离的艰苦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在客家围屋中，杨氏客家围屋更是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客家围屋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向我们讲述着客家人千百年来的故事。 相传，杨氏先辈一直以“皇帝身边人”自居，初到南粤这山岭蛮夷之地，远离皇土，难朝龙颜。为了让后代子孙永远记住自己是皇帝的子孙，就依地势将屋子建于山的斜坡上，正面望去，像一把龙椅，周围的围屋形成龙椅的圆形椅背，中间正屋就是椅座，而中间的花阶就是那龙椅上的小靠垫了。龙椅是将皇帝这真龙天子围在中间的，所以这种客家围屋也被形象地称为“围龙屋”。这种设计本身就蕴含这对家乡的眷恋和无法回到故土的无奈。 杨钊现在想回也回不去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惆怅与落寞，这一年，他刚满19岁。 197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杨钊不满20岁的弟弟杨勋，在历经三年“知青”生涯后，最终顶着干粮爬了3天山，游了7个小时地向那个传说中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的梦中的天堂驶去。他找到先一步到香港的哥哥杨钊，住进了40平方米睡16个人的“笼屋”，然后开始打量这个陌生而神奇的城市。若干年后，杨勋回忆道：“那时，在家里感到没有希望，去香港虽然危险，但还有机会”。 这一年，杨钊的哥哥杨洪也跟着偷渡到了香港。杨洪说：“我和我的内人从深圳到香港游了将近十个小时，从晚上八点一直游到第二天早上的五点多钟。” 杨洪、杨钊、杨勋三兄弟终于团聚了，他们重逢在世态炎凉的异地他乡。 在那个年代，像杨钊三兄弟一样的偷渡客在沿海一带比比皆是，有好多的村子几乎家家都有亲人在对岸的那座神秘的城市，即便是在春暖咋寒的改革开放初期…… 三 香港其实并非所有偷渡者的天堂。他们几乎都历经了举目无亲，孤军奋战，顽强拼搏后而凤凰涅槃的。 杨钊是只穿着一条裤衩偷渡到香港去的，在港举目无亲又身无分文，当时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在香港流浪了一个多月后，无一技之长的杨钊终于在一家制衣厂谋到了一份杂工差事，日薪6港元，刚够温饱。他的弟弟杨勋逃港九次失败，最后成功了，但没有找到工作，每天就是从垃圾桶里捡面包吃过日。香港人做三明治，面包边上烤糊的那部分用不上，就把它切掉扔到垃圾桶里，他每天就捡人家丢掉的面包过日子。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还得继续找工作，最后经哥哥杨钊介绍，就到制衣厂干起了烫衣服的工作。 无论是杨洪、杨钊、杨勋三兄弟，抑或在“逃港潮”中幸存下来的那个年代特殊的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看似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香港花花世界里，实际上他们却只能在忍饥挨饿的生活底层里，背负着没有合法身份的“大陆仔”身份，为了生存，为了改变自己的困窘和尬尴而顽强拼搏甚至和命运殊死作抗争。 “自古华山一条路”，没有退路的“大陆仔”，他们只有沿着自己既已选择的那条貌似“不归路”的前方顽强走去，至到顶点。 杨钊初到香港后，成为了一名制衣厂的勤杂工，他勤奋肯干，异常地珍惜这个工作机会。10多天后，他便被调为熨衣工，工资也升到每天16元。杨钊工作更加努力，认定“只要勤力，不会吃亏”。杨钊受到老板赏识，不久又被升为领班，很快又升为经理直至厂长。这一段打工经历，使杨钊成为精通制衣业务和管理工作的行家里手，为日后建立自己的制衣集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27岁的杨钊拿出自已省吃俭用的积蓄，加上朋友资助的10多万元，和兄弟一起开设了一家小型制衣厂，他给制衣厂取名“旭日”，寓“旭日东升，光芒万丈”之意，希望制衣厂蓬蓬勃勃，前途光明。 不久，一单美国格子牛仔裤的生意，不仅给制衣厂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给杨钊带来了历史机遇。 当时，一位美国服装商来到香港，寻找厂家加工美洲流行的方格牛仔裤。这种裤料很厚，且需要手工缝制，加工困难，大部分厂家不愿意承接。愿意承接的也开价到550元。杨钊经过仔细盘算，竟然以299元接了定单。 这份订单价值相当于衣厂当年一年营业额的33倍。由于人手缝制成本高，杨钊研究出机器缝制的办法，缩减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两年间，杨钊就赚了600万港元。随着七十年代中期格子牛仔裤风行世界，杨钊的旭日制衣厂声名鹊起，杨钊“牛仔裤大王”的美誉也传遍四方。 事实上，这个特殊群体的人们在命运给他们遭遇了种种不公和饱受太多煎熬时，老天也赐予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和超常的智慧。就像老天令一个人失明之时，却又补偿给他惊人的听力一样。上苍赐人以生活，生活给人总是实质上的平等和公正。 四 1978年，灾难深重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期闭关锁国之后，对外开放的大门终于露出一条缝隙。当外面的世界还未看清楚中国大陆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曾经离家出走的游子们已经敏锐的意识到：在中国，一场巨大的变革势在必行，人多地广的中国大陆较之东南亚各国，香港商人更具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这将是香港工业转移生产基地的天赐良机。 这一年的四月，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刊登了关于欢迎外商来华投资的消息，怯生生地向世界抛了个媚眼。离开家乡十年之久的杨钊立即敏锐地接收到了。 早在1977年时，外经贸部设在香港的华润公司找到杨氏兄弟，说：“大陆的政策就要变了，欢迎你们回家乡去办厂。” 说到回家，两兄弟眼圈一下就红了。与父母亲人离散，在外过着几乎非人的生活，颠沛流离这么多年，从来不敢回去。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两兄弟小心翼翼地问：“我们可是偷渡过来的……” 来人笑了：“保证不会出事。” 1982年，杨钊怀着一片关心家乡建设，为家乡人民造福的赤诚之心，回到家乡惠州办起了大进制衣厂，与此同时，杨钊还带来了大批朋友回惠州投资办实业。 迄今为止，杨钊旗下的旭日集团已在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上海、广东、四川等11个省市设有18家制衣企业，每家营业额超过一亿多美元以上，其产值占旭日集团服装总产值的二成左右。此外，旭日集团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上百家以“真维斯” 命名的服装零售店。 1999年，旭日集团被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评选为全球300家优质中小型企业。 回到家乡的杨钊，有着一种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酣畅淋漓之快感。 五 五十年前，当广东省的一个小城镇惠州遭到水患的时候，杨洪被困在他村子一间破烂的房子里。少年杨洪非常焦虑地等待有人来救济他和家人，带给他们最基本的食物和干净的饮水。杨洪说：“在那个时候，我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我成为有钱的人，我会派米送粮给贫苦和需要的人”。杨洪的发迹是一个典型的从捡破烂成为富豪的故事。出生在惠州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他尝过了贫困的各种艰苦。从1959年到1962年，大陆陷在一大片的饥荒里，所有的家庭都靠严格的配米和配油过活。他说：我每天都看到邻近的家庭有人死去，村民只用一些布或只是一块草席包着，然后把尸体搬到山坡去埋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洪和许多其它年青人一样，都给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四年里，他过的是艰辛的农民生活。他说：“我非常了解穷苦的人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以前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1977年，杨洪和他的两个兄弟成立了旭日集团，于1980年开始了他在纽约的事业发展。 2000年，杨洪创办了慈辉佛教基金会，并联合一群义工去乡下，帮忙挖井、建水库、筑桥以及造路等。那些义工当中有许多是他童年的亲朋好友。“随着时日的前进，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有关我们的所做所为，我们的义工也越做越多。有些村民要求建水库、开通自来水，有些人希望有水井、桥梁以及道路；我们很少拒绝他们的要求，我们都是尽力来满足每一个人。”杨洪如是说。 黄土漫天贫瘠而苍凉的西北农村雄浑而广袤。这里的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整年，如果雨水充沛基本上可以糊口养家。乡亲们自嘲为土里刨食，其间多少有些无奈。但是每当杨洪耳闻目睹了陕北的深山丘陵之中那些几乎终年无雨干涸的土地，那些善良质朴的人们面对这样的境况束手无策默然无语的时候，一种震撼和悲凉由心而发，人在自然面前竟然能如此渺小和无助！ 从2000年到2003年，在陕西省的北部地区，一行车队在崇山峻岭间的羊肠小道上，伴着晨曦蜿蜒前行。极目所见是高耸的黄土山丘以及层叠连绵的梯田，田间地头少许枯黄的野草，在瑟瑟秋风中倔强的挺立，一如西北汉子的风骨。车辆在颠簸的盘山路上扬起漫天尘土，车窗外常常是百丈悬崖，这里有慈辉佛教基金会捐赠的“大地之爱母亲水窖”工程中的一个受益村，远远就看到了村里的老少妇孺在村口迎接，每个人发红的脸上洋溢着快乐淳朴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不用费尽心机的解读就能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依偎在黄土崖的座座庭院简陋却整洁，圈养的牲口，收获的粮食，欢欣的笑脸无不告诉着我们，现在相比几年前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对于一个年降雨只有300毫升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升以上的山区，人畜日常用水都是祖祖辈辈心中的痛苦和无奈，花去整整大半天时间担回来的水连日常饮用都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去灌溉和养牲口搞生产。数辈人被这样的大山和现实困在了这里，为了基本的生存而苦苦支撑，没有水，连与老天争斗的条件都没有！现在有了母亲水窖，通过雨季的蓄水基本解决了日常用水，多出的水可以浇园种菜蓄养牲畜，解放了劳动力，从而改变了祖祖辈辈一成不变的生存状态。 从2000年到2003年，慈辉佛教基金会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为这里的人民助建了191个水窖。黄土高坡的人民喝上了香港同胞为他们挖掘的甘甜井水。 慈辉佛教基金会目前在大陆二十多个省开展了各种慈善工程。每年春节，基金会都分派了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米粮等食物给村民。在过去的五年里，基金会在各项扶贫项目中，已经付出了一亿二千万元人民币以上。 六 事业上取得成功后，杨钊生活淡泊，鄙夷奢侈，不尚虚名。但他始终积极实践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他说：“经济条件好了，这时候就要兼济天下，这也是一种安身立命之道”。 近年来，杨钊对内地文化教育、扶贫救灾方面的捐款超过2亿多港元。 1993年，他捐资1000万港元给惠州大学建教学楼；同年还捐资1000港元万给上海纺织大学建实验大楼； 多年来旭日集团捐资的中、小学有10多所； 2002年，内地第一家佛学研究中心在具有深厚人文研究传统的南京大学成立。“南京大学旭日佛学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佛学人才的培养和重大佛学专题的研究，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中心数百万元的经费都由旭日集团提供。 同时，杨钊还在不停地为祖国默默奉献着：为华东水灾捐款300万港元，为华南水灾捐款300万港元，为广东阳山县大良乡扶贫捐款200万港元，2003年捐资300万给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协助解决东北三省失业人员问题。向广东惠州市教育基金捐款300万港元，抗非典期间，他捐资2000万港元给卫生部及佛教界协助应付非典。 实实在在的善举，实实在在的爱心，多年来，杨钊用他的善款建学校、助残疾、扶贫困、救灾民，支持祖国的科学文化及相关事业。他提出的“将西方科技和东方智慧结合起来解决人类物质和精神两大问题”的哲理命题已产生广泛影响，尤其将东方智慧引入企业文化中更是一种创造。杨钊带领着旭日集团，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赢得了财富与道德的统一，用他自己的话讲，“不只获得了物质财富，还赢得了精神财富”。 兼济天下，已经让杨钊领悟到一名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莫大的人生快乐和满足。 七 当年的游子回家了，母亲张开着双臂将归来的儿女紧紧的拥在怀里。母亲的心跳告诉他们： 从此以后母亲再也不会委屈孩子，再也不会忍泪含悲地目送着孩子离开自己的怀抱。 当年落魄浪子，如今荣归故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加起来便是一部共和国的当代史。前三十年，她的儿女为其新生倍受煎熬; 后三十年，她和她的儿女们共同享受着令全球惊叹的无限风光。 失散多年的孩子回来了，他们为母亲呈献出一部辉煌的事业答卷和对母亲无与伦比的孝道之心，孩子们为母亲带来了五洲四海尊贵的客人。这些客人来源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行业分布在制造业、IT业、物流业、农业、生物制药、商贸、金融、房地产、酒店、旅游、服务业等诸多领域。 惠州抓住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先机，坚持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坚定地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灵活运用“筑巢引凤”、“借船出海”、“以商引商”等办法招商引资，形成了一浪又一浪投资惠州的热潮。目前世界35个国家和地区在惠州办起8000家“三资”企业，其中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有16家在惠州投资。1988—2007年，惠州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170.4亿美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1009家，从业人员47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85.5%，完成工业增加值369.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高达83.9%。通过大力开展对外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了大批港台企业和外国资本到惠州投资办厂，电子、石化两大支柱产业崛起，大批海外财团和跨国公司的进入，形成了一个国际性加工制造基地，使惠州外向型经济直接连结全球经济链，基本形成了外向型经济格局。 如今，不要说 “偷渡潮” 已不复存在，而且香港居民返回内地生活的，每2年以50%速度增长。香港居民在大陆购置物业的数量达到了18.16万个。 母亲凝视着孩子成长的脚印，并感叹着游子归来后带给故土的巨大变化，轻抚着孩子由青丝而花白的头发，母亲的心里荡漾着发自内心深处的凄楚和欣慰：永别了，那曾经鞭笞过孩子心灵的苦难岁月；拥抱吧，那生你养你的每一片故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