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三岁开始有记忆的，因为我记住了父亲教我的歌：“三头黄牛一呀么一匹马，不要待我赶车的人来笑呀么笑哈哈……车轱辘那个转呀，转呀，转回了咱们的家！”这是父亲教我的第一首歌，几十年了还记得父亲甩着他那个年代流行的西式分头的样子。“咱们的家——用力唱，唱得高高的！”父亲的手臂也高高的扬起来。

实话说，“咱们”一直是没有“家”的，因为没有房子。爸爸妈妈都是教师，他们在哪所学校教书，我们就跟着去哪所学校。父母在同一所学校，我们就一家子挪在一起，父母不在同一所学校，便是哥哥跟爸爸，我跟妈妈。记得在高露学校时，我们的居室要穿过一间教室才能进去。妈妈说小孩子在课堂里跑进跑出像什么样子，上课铃一响，便叫我呆在屋里就不要出来，出来了就不要进去。我一个点点大的小孩，严重感觉到不自由啊，常常回不了家，教室门槛上也就多了一名“旁听生”。待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已是“满腹经纶”了。

父母亲教了30多年书，到退休时依然没有自己的房子，搬出学校的房子时，手中多了一笔小小的“安家费”，300元。为了让爸爸妈妈有一个“咱们的家”，我将多年的一点点积蓄拿出来，帮助父母建造房子。在那个艰辛的过程中，我的心中无数次响起父亲教我的那首歌，无数次激荡着“咱们的家”的高音旋律。欣慰啊，父母霜雪染鬓时终于唱到了这个高音部位。房子虽小，却是独门独院。母亲在屋顶开发了菜地和花圃，不时将燕子、蜜蜂、蝴蝶、蜻蜓等尤物迎进家门，顿觉天上人间……

安置父母有了一个家，而我自己依然是南国太阳雨中的一粒浮尘。九十年代初，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漂泊在南方的热土。我的家，常常是由我自己驮着，换一个单位搬一次家，有时是不换单位也搬几次家，在惠州，竟搬了二十多次家，那是一部怎样辛酸的搬家史！有次在汤泉开会，看到扶桑花木中好几只蜗牛，它们一个个顶着壳壳在游玩。一时间，我这个没有房子的人，好生羡慕蜗牛的福份，它举着它的那一套间，安心享用，从容而温雅地生活。呆呆静看蜗牛，竟然泪花盈眶。

贾平凹说，他要造一座房子住梦。贾平凹虽然常常以一农民自诩，可他地道是个浪漫风雅的人。“是真名士自风流”啊。确实，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造一座房子住梦又如何？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都居有房，行有车了，他们甚至也可以造一座或数座房子住梦或住其他。有了华美舒适的房子，生活品味也水涨船高，他们或是优雅地打高尔夫了，或是闲适地练瑜伽了。有次去拜访一对朋友夫妇，他们住在这个城市最高档的别墅区，开口便谈养生，小半天让我学到了好几款防癌养生的海参汤。

“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这话是外国人说的，人家有资格这么说吧，有个叫赖特的美国佬设计的私家“流水别墅”，全球堪称一绝，便是“诗意”之伟大作品。而天性拘谨的中国人，当然没有美国式的幽默，中国大地上遍地“火柴盒”，有很多人连火柴盒都摊不上呢。我倒是向往有一个“爬满青藤的绿屋顶”。在一个桂花飘香的季节，我的家终于搬进一个临山近水的小区。虽然与“绿屋顶”相去甚远，虽然比圈中朋友们晚了好几个节拍，但终于还是唱到了“咱们的家”这个高音部位。只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再也听不到我的这一声歌唱了。就在我搬迁新居的前几个月，双亲相继离世。这之前，他们总是叨念我为家里造了房子自己却住不上房子。我得去告诉爸爸妈妈。于是，我去元妙观给父母亲烧香化纸，默唱着父亲教我的那首歌：“三头黄牛，一呀么一匹马……”

只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好些个朋友从小房搬到大房，从旧房搬到新房，从新房搬入豪宅，他们是出色的美声唱法的歌者，能唱出那样一嘟噜一嘟噜华丽激越的高音和花腔。而我，则是地道的观众，心态水流花静。房子，并没有驱动我的欲望，而只是恰到好处地排解了我的忧虑。就像我见到的那只蜗牛，享用着那一小套间，便可以温雅从容的生活。

打高尔夫球，练瑜伽，泡吧，旅游等等都是日子过得好的一种标志。而我这样一个看惯了热闹的人也不会怎样去倾情追捧，既然安下了一个家，房子又就在山边边，于翠绿嫣红虫鸣蛙鼓之中看几本书，也抵得瑜伽和海参汤吧。你不要以为我又是阿Q，还是比作蜗牛来得贴切，“窝”在家里，温雅从容地生活。一首歌，能有几处声嘶力竭的高音呢？纵是人生如歌，多数的时候如能平静地人淡如菊，万谢恩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