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大桥下发现了一个 “理发店”：露天的，简陋桌椅，没有舒服的躺椅，只有一个老伯在忙碌着，想必价钱也比较实惠。儿子头发长得快，一个月得修剪一次，最简单的发型，在理发店理一次怎么也得二三十元。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我说服儿子，一块去桥下“理发店”试试。

远远地，看到老伯已经忙上了。别说，生意还红火得很呢。除了椅子上理了半个瓢的，周边还有好几个，或坐或站，或远或近，不用说，他们是“排了队”的。老伯抬起头，瞥了我们一眼，示意我们稍等，继续他手上的活计。儿子向来都是去窗明几净的理发店理发，看这架势，估计心里先凉了半截。还要他等，就更不乐意了，一边小声嘟囔着：“啊？这得等多久啊？技术行不行啊？”那边呢，老伯也被惹气了，不高兴地回应：“我这里水平不行的，你赶紧去别的地方咯！”这一老一小还掐上了！我暗自好笑，一边赶紧温言劝止儿子，一边给老伯一个歉意的笑。这小子，到底还是耐着性子等着了。

仔细打量，这里是一座跨江大桥的引桥下，原先属于“城中村”，多年前早已拆除，周边陆续建起了高档住宅区，桥下除了这个“理发店”，旁边还有一个洗车场、几株高大的枇杷树、三四块菜地。平日里来去匆匆，不仔细留意的话，还真不知道这个引桥下别有洞天。

理发的老伯约摸也有五六十岁，个子不高，偏瘦。他穿着灰蓝的衣服，套着深蓝的近乎黑色的围裙，头上还有几缕“幸存”的头发，贴在脑袋中央。地方虽简陋，理发的工具却很齐全，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安放在一张破旧的木桌上。我们等候的功夫，又来了两三个人。人虽多，可老伯一点也不急躁，程序上一丝不苟，“顶上功夫”很是了得：待人在椅子上坐定，一条印着红色“双喜”字的毛巾随即围在后脖上，围裙细细扎紧，先用电推刀对 “中心地带”进行围剿，两鬓、额头等重点部位辅以密齿梳和剪子，细细修理，动作干净利落……

看得出来，“理发店”所在地儿原来是所房子，蹲厕的马赛克瓷砖还留着呢，四周还没拆干净的围基上铺上些砖块，上面铺些塑料纸，就算是凳子了，供等候的人坐。来理发的，大半是些老头，有的施施然踱来，也有大概是儿女开车送来的。往往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眼巴巴等着。偶尔也有衣着考究的中年人，吉普车停得稍远，跟老伯对个眼神，算是“排了队”吧，然后远远站着，装作观赏树叶或者思考人生，大概是有点不好意思。

那些老头，不知怎的让我觉得很亲切，不由得想起我父亲来。不知他平日里是否也在这样的 “理发店”理发呢？自18岁离家求学、外地工作，至多过年假期回去小聚，对他们的生活实在关心太少。还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母亲靠做些临工补贴家用，拉扯着我们姐弟四人，生活很是不易。直到我们姐弟都陆续成年、工作，生活条件早就改善了，手头不那么拮据了，但他们多年养成节俭的习惯：灯泡用5瓦的；洗衣机里排出的水，费力接了提去冲厕所；一件秋衣，穿得走了形、变了色还不离不弃……而我们，除了时不时给他们添置些新衣服、塞些钱用，或许允许他们按照自己乐意的方式生活，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和无上的敬意吧？

修剪好了头发，儿子一颗大脑袋光溜溜的，显得清爽俊朗多了。当然，还有些散乱的碎发落在两鬓和脖子窝，待回家冲洗干净，就完美了。临走时，我问老伯多少钱，他伸出枯瘦的手指，比个“七”的手势，说：“大人8元，小孩7元。”我给了他10元钱，让他不必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