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随季节的风到来了，这是和煦的春风，空气中似跃动着小小的火苗，暖暖地在四方窜过。以致鹅城的山峦，田园、小径，道旁青葱一片；以致老街小巷里的百姓人家绿满了阳台和小院。

三月，随季节的雨到来了，这贵如油的春雨，润物无声地轻柔和娇羞，不经意间，将西湖的浮洲小屿那高耸的木棉滋润得花开万朵，殷红如血；也令湖畔的粉白紫荆和紫红紫荆纷纷纭纭奉献满树芳菲。

我在三月含情脉脉的轻风细雨中，倏地想起鹅城女人风中的笑容，像大地水洗过的石子，好清新、好自然，好怀旧，那是已经远去的我母亲那辈的女人们。

她们的服饰是那样的简朴，却又可以称为大方，她们的发型是那样的自然，但又可称为端庄。她们操持家务的一双手，又竭尽全力为社会奉献绵薄之力，“三·八”也曾是她们的节日呀，劳动中的她们好美丽。

身穿两排扣子的蓝色列宁装，腰束蓝布腰带，是我老屋里的伯母们——教书的女先生。列宁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最流行的服饰。解放后的妇女，扬眉吐气成为国家的主人。列宁装成为女干部标志。我的四伯母，是街坊公认的俏女子，列宁装穿在身上，英姿飒爽。“文革”中，知识分子都受到冲击。造谣，污蔑，无中生有之事几乎天天发生，强忍被人攻击侮辱的痛苦，四伯母一袭的列宁装仍收拾得整洁干净，脸上仍一如既往挂着微笑。心在滴血，脸在笑，这是坚强的定力。

头上盘着秀美发辫的是我的街坊阿笃姨（阿笃是她的小名，她的大名叫李彰馨），她是我四伯母女子师范的同学。她恬静姣好的面容和别具一格的发辫，是街坊们心中的“上官云珠”（上官云珠是“文革”前著名的电影演员）。她的丈夫抗战时为了打日本参了军，国民党撤退大陆去了台湾，笃姨成为了台属。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她被剥夺人民教师的资格。凭着年轻时一手好女红，她到服装店当了一名裁缝。少说活，多干活，用微薄的薪水养育两个无父的孩子。每天从老街走过，相遇的街坊四邻都微笑着问声好。她白净秀丽的脸庞总令人想起五月清新的茉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笃姨的丈夫从台湾回来惠州探亲。年轻夫妻生生别离几十年，笃姨也坚守了几十年，但对方已在台湾另组了家庭。“能活着相见就好哦！”笃姨脸上呈现出幸福开心的笑容。

我的对门邻居二娘和住我家后门的九婶，是老街真正的劳动人民。二娘是个担水工。在1963年，惠州自来水还未普及到百姓家，二娘靠一双大脚板担水养活一家人。担水要翻越古城墙，走过几十级的花岗岩石阶才能到达东江，二娘几十年不知担了多少水？记也记不清。天亮担水的二娘常遇见热情的街坊问候：“早哇，二娘，你又担水去了？”“呵，是啊，你也早。”二娘总是乐呵呵。这也是我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担水是辛苦活，但我从未见二娘苦着脸，乐呵呵的性格一直陪伴她到晚年。九婶呢，更是乐天派。是这个走路快如风、声如洪钟的大嗓门女人，总是一袭阴丹士林蓝的大襟衫，头上披一方似彝族女人的帕子，浓眉大眼儿都写满了粗犷和爽朗。九婶是个搬运工，每天要干很重的体力活，每天上班前，她都把隔夜的剩饭炒了，佐料就是几滴油和盐。吃上一碗还带上一缸子待工间休息时再吃以补充体力。邻居苏虾叔最喜欢与阿九开玩笑，一次，他打趣说：“阿九，你那油盐饭有什么好嚼头呢，给我家的猫都不吃。”九婶也不甘示弱回应他：“你个晒牙佬（晒牙，惠州话为显摆、扮阔之意），我的油盐饭都不知几香，你不嫌我的口水就过来尝尝。”说罢哈哈大笑。九婶笑声很“出名”，街坊们送她个绰号“大笑姑婆。”这样乐观面对生活的人，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把她打垮。

还有我那亲爱的妈妈，不管何时何地，总要照顾好她的一头秀发。能歌善舞的她做了一辈子“孩子王”，在她热爱的幼儿教师的岗位上，多次获得“优秀工作者”的奖状。那时有人背后说她爱种花、爱烫发，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表现。母亲嗤之以鼻不予理睬。“文革”前一年的“三·八”节，母亲高兴对我说：“今天我们要去植树，我要披上新买的花格子方巾，庆祝我们的节日。”但那日天公不作美，倒春的寒流还夹裹着细雨，母亲与她的同事们坚持把树苗栽完才回家。我帮母亲生起炭炉子把头发烘干，却见母亲烧烧火钳子，夹一夹有些已经变型的卷发，母亲边照镜子边自语：“嗯，这个样子还不错。”镜子里的母亲笑眯眯，真好看。

在那物品匮乏，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的环境下，我的长辈们——那也曾经如花似玉的女人们，从来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她们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她们常挂脸上的笑容，已经镌刻在我记忆的脑海里。我在冥想中确信，那曾经三月的风，那曾经的笑容已经融进了鹅城的山水和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