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春秋·序言
“……桥通钓鱼艇，山抱读书堂。竹影皆依水，蕉影亦布墙。……”
这是清代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阮元的诗作《过丰湖书院》。
可见书院山环水抱，竹影摇曳，绿蕉倚墙，环境清雅。
阮元还在诗作的首联赞誉道：“行过丰湖上，如游处士乡。”
处士者，必是德才卓绝之人。
是的，西湖之上的丰湖书院，时是惠州最高学府。大才子宋湘称其是“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
这仅是清代丰湖书院的风采。
翻阅书院的历史，她曾数度废建，几经迁址，历经数百年沧桑。当然，起初也不叫书院，亦不在西湖之上。
（一）
知州大人的“私心”
在惠州的文教史上，丰湖书院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曾任书院山长的大才子宋湘为书院撰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人文底蕴和自然景观，10个字，足矣。
但这10个字，却容纳不下书院近800年的跌宕命运。
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惠州知州赵汝驭站在银岗岭上，举目而眺。
湖上堤桥，水田秧马，孤山野寺，一一入目。
近堤的湖面有渔夫在收网，渔歌随着湖水荡漾。
渔网拉起，网中鱼儿跃动，鳞光闪耀。
有人告诉父母官，渔夫在颂唱陈偁的功德。
陈偁陈公，于宋英宗治平三年知惠州，是178年前的旧事了。
赵宋江山金瓯残破，乡野村夫或许不在意谁是江山主宰，但他们记得陈公苏公。
西湖的风漾起知府大人的袍带，连同渔歌一起钻进他的心里。
过了些日子，银岗岭热闹起来。
小山岭曾是灵气汇聚之地，许多朝代的道场均设在此处：东汉伏虎台，东晋龙兴寺，隋朝舍利道场，唐代“开元寺”。
这是一个贡献虔诚，供奉信仰的地方。
赵汝驭决意在银岗岭建造一座“聚贤堂”，用一种仪式来强化惠州百姓对先贤的记忆。
过了些时日，聚贤堂建起来了。
堂内设十二先生祠，供奉十二先生。
十二先生者，或是曾经寓居惠州或是惠州本土的贤哲，如陈尧佐、陈偁、苏轼、留正、张宋卿等。
僻处岭南的惠州因十二先生而逐渐脱离“远恶”。
他们一直活在惠州人的集体记忆里。
十二先生祠后有晞是堂，“晞”有明亮之意，亦通“希”，意为向往、希求，故“晞是”二字，或能彰显建造聚贤堂的深意。
晞是堂上有第一湖山楼。湖山楼后倚山岭，面朝西湖，是登临揽胜的绝佳去处。
聚贤堂自建造之日起，士人官宦纷纷称颂父母官承继斯文、教化百姓的善举、盛举。
聚贤堂告竣之日，赵汝驭登楼。
尽管时节如流，但湖山依旧在。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能与岁月抗衡的，或许就是史册留名。
建造聚贤堂，他不是没有私心。
他希冀，惠州万千黎庶也能像记住陈公苏公一样记住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历史，如他所愿。
丰湖书院（1） 张小明摄
（二）
惠州来了刘克刚
聚贤堂建成的第十年，即公元1254年，改称“丰湖书院”。
给聚贤堂改换名姓的人叫刘克刚，福建莆田人。
刘克刚出身传统的士大夫家庭，自幼便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而大名鼎鼎的刘克庄就是他的哥哥。
刘克庄是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江湖派”诗人领袖，早在1225年出任建阳知县时便重修南宋理学泰斗朱熹遗留的考亭书院，资助坊刻印刷业，大力发展文治教化。
或许是受到哥哥的影响，或许是出于弘扬理学的需要，又或许是士大夫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刘克刚出任惠州地方长官之后，便改聚贤堂为丰湖书院。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玄宗皇帝曾建集贤书院，曰“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
作为一种有别于官学的教育系统，书院成了宋代文教发展的沃土，南宋尤甚。
书院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之际，丰湖书院也应运而生了。
从聚贤堂到丰湖书院，刘克刚下了不少功夫，建学舍、招学生，扩大规模，完善制度，还从官学里引进了学官执掌书院。
于是，晞是堂上，理学大家豫章先生罗从彦的塑像被立了起来。
豫章先生是朱熹父亲朱松、老师李桐的老师，是后世得以从祀孔庙的大儒。
豫章先生更是“坚苦刻厉，笃志求道”的典范，在他眼里，家有残书数卷便胜过万千富贵荣华。
先生与惠州的缘分也颇深，他曾出任博罗县主簿，也曾潜入罗浮山研习学问，以“穷天地万物之理，究古今事变之归”。
至此，原有的十二先生祠、晞是堂、第一湖山楼和后来增建的六君子堂、学舍“四斋”、三门、二廊等，构筑起书院的斯文世界。
之后的岁月，书院的琅琅书声融入湖山的晨曦与暮色，遥远岭东的莘莘学子孜孜不倦地追问理学的要义，塑造着属于士人的家国天下。
刘克刚为人清俭，却愿意为文教倾尽财力。他病重之际，还延请惠州掌管文教的官员至榻前，捐钱千缗扩建学舍。
得益于刘克刚的鼎力支持，丰湖书院不仅在境内众多书院中首屈一指，在整个岭南地区也声名显赫，地位卓然。
毋庸置疑，这是惠州文教史上的辉煌时期。
数年后，书院增建如沂亭，追思沂水春风的儒林往事。
可惜好景不长，北方铁骑“得得”，踏碎南宋山河。
公元1276年，元灭宋。
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战乱一起，战火延绵，从暖风醺醉游人的临安烧到岭南东隅，书院的册页被改朝换代的车轮碾成了粉末。
十二先生祠倒了，六君子堂塌了，学舍也毁了，荒草长满书院，连燕子也找不到旧日巢穴。
至此，刘克刚的心血与惠州士子的理想与信念化为了灰烬。
（三）
元灭南宋的二三十年后，烽烟渐散，有人于公元1299年重建书院。
但科举制度已不再是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制度，也废停了数十年之久。
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被破坏，南人的尴尬地位也堵塞了普通士子的进阶渠道。
以儒治国，家国天下，岭东士子等待着，也绝望着。
书院风光，已然回不到旧时了，沂水春风的旧事，终究只能是旧事。
历史在重复改朝换代的血腥。
书院在血腥中风雨飘摇。
蹉跎的岁月，辜负了当年创办书院的初衷。
转眼又一个数十年过去，蒙元覆灭，朱明王朝登上了历史高台。
巍巍皇权睥睨天下，服务于皇权统治的官学大行其道，书院逐渐被边缘化。
公元1384年，大明王朝的洪武年间，丰湖书院被统治阶级废止，终成了一堆瓦砾下的灰烬。
所幸，文化的根脉不是流光，灰烬也会有被拨亮的时候。
拨亮灰烬的人，是诗人王煐，在1689年的春天离开帝京，出任惠州知府。
那年的王煐，38岁，风华正茂。
天津人王煐在惠的日子并不惬意，诗人曾写诗吐露他的苦闷：“秋后困暑湿，腰瘦如钗股。案牍等山积，邮筒多插羽。胥吏尽蛮儿，语言半吞吐。听断劳神形，参苓不能补。”
幸好惠州自有佳山水。
案牍劳形之余，王煐游览山水，结交友人，吟诗作赋。
好山好水丰富了王煐的诗稿，也戳痛了士大夫的心。
“诵读之士，往往散落乡谷村落之间，索居离群，闻见寡眇。”
天下已经大定，而出身社会底层的士人却依然缺乏安身立命之所。
父母官对惠州是有感情的，他曾说：“渊明自是薄乡情，一折何须吝此腰”。
兴许是这个缘故，在诗人来到惠州的第五个年头，决定重建书院，恢复旧名。
与旧书院不一样的是，王煐借原有“义学”的基础，重新选址，将书院筑在西湖之上。
王煐对书院的长远发展有详细规划。
他为书院置产，一为修葺书院所用，二为补贴师生。
他打造清幽雅致的读书环境，亭台水榭，可游可息。
他给予贫困生童生活补贴，不让有志之士断了求学之路。
他延请名儒讲学，扩大见闻，深造功业。
贡生出身的王煐甚至亲自为生童讲学，励志尚学……
书院重建，惠州士人振奋。
往后岁月，一湖风月与士人翰墨交相辉映。
湖上的明月，或曾是士人夜读的明光。
从1384年书院废止到1694年书院重建，已经过去了漫长的310年。
不知道当初的王煐遥隔着数百年的光阴向“丰湖书院”致意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怎样的五味杂陈。
无论如何，这个著有《忆雪楼诗集》的知府大人，情感世界定然是丰富且细腻的。
隔着历史的烟尘读诗人的《丰湖书院记》，“……诵读之士，往往散处山谷乡落之中，索居离群，闻见寡眇。余思所以聚之，乃买叶氏孤屿废园，并前守所置义学地基堂舍二十四，以为讲学习诵之所。”
地方长官的职责、士人的家国情怀、建立功业的雄心，都尽在其中了。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的“前守”，指的是十年前的惠州知府吕应奎。
故书院的重建，也算是两任知府的努力所致。
诡异的是，在政治漩涡中沉浮似乎就是书院的宿命。
王煐此人，爱诗文，爱友朋。
在岭南的岁月，王煐结交了屈大钧、陈恭尹等岭南文学大家，并引以为挚友。
《忆雪楼诗集》刊印的时候，屈大钧为诗集作序。
屈大钧病重之时，王煐守在病榻前。
陈恭尹还曾是王煐的西席。
师从陈邦彦的屈大钧是反清名士，陈恭尹是反清志士陈邦彦之子，以大明遗民自命。
王煐与反清人士的结交，虽不涉政治，但还是成了王煐仕途的绊脚石。
从1695年至1705年的十年间，王煐宦海沉浮，最终被朝廷所厌弃。1705年，王煐彻底放弃仕途，长年流寓于江南一带。
雍正、乾隆年间，因为屈大钧的缘故，王煐的诗作被毁。
受累于文化专制，政治倾轧，丰湖书院在重建的二三十年后也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那一束姗姗来迟的曙光，最终还是黯淡了。
丰湖书院（2） 张小明摄
（四）
书院的高光时刻
福建客家人伊秉绶是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出任惠州知府的。
彼时的知府大人正当盛年，声名显赫。
书法、绘画、诗文，人望、政声，伊墨卿无一或缺，是翰墨世界的雄才。
“墨卿”是伊秉绶的号。一个“墨”字，尽显他对书法的一腔深情。
后人评价他的书法，赞誉他的隶书雄大高深，清人八分无可比肩者。
这么一个深受理学浸润的学者型官员，从帝京来到岭南东隅，他所关注的，除了民生，还有文教。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的春日，暖阳驱散野寺岚烟。
伊秉绶在陈鸿猷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丰山永福寺。
野寺藏在山里，遥望有明湖，僧人在古树下迎接贵客。
知府谈笑风生，说永福寺禅房清幽 ，是个诵读诗书的好去处。
陈鸿猷是归善人，乾隆末年的举人。
他告诉伊公，阳明先生的弟子薛侃曾在永福寺讲学，前后四年，轰动岭南。
因了这段旧缘，雍正年间，知府吴简民拆永福寺西厢，建惠阳书院，而他曾就读于此。
伊公兴致勃发，让僧人带路，去访书院旧迹。
可书院已倾，废弃达十年之久。
禅房花木深，掩埋了当初的琅琅书声。
知府在废书院盘桓了许久。
陈鸿猷还告诉伊公，惠州府乡绅曾多次请建书院，奈何资费不足。
离开野寺前，伊公手抚颓败的墙垣，淡淡说了一句：“可惜！可叹！十地才俊！”
时惠州府下辖归善、博罗、河源、新丰、连平、和平、龙川、永安、陆丰、海丰等十地。
陈鸿猷恍有所悟。
知府大人出守惠州，哪能不知惠州府旧事？
吴简民是在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改建的惠阳书院。此事距离王煐身陷政治漩涡、丰湖书院被废弃，时间并不长。
吴简民宁可另辟书院也不启用王煐复建的丰湖书院，避嫌的用意可想而知。
伊公久处帝京，与其父两代人在朝，焉不知规避政治凶险？
且他浸淫书法多年，性格圆融稳重，与“纵情任性”的诗人王煐相比，行事自会留了余地。
伊公此行目的，陈鸿猷已然明了。
事关十地才俊的前途命运，当由十地乡绅出头解决。
之后的数月，陈鸿猷奔走各地，联系十地乡绅，再次联名向惠州府提请重建书院事宜。
知府慨然应允。
他以国朝尊崇正学为号，登高一呼。
十地乡绅应和，捐田捐银，解囊襄助。
书院于嘉庆五年六月动工，嘉庆六年冬落成，耗资白金五千两。
西湖湖山秀美，自苏子以降，文气氤氲，是书院的最佳选址。
沿用“丰湖”二字，旨在延续惠州数百年文脉，以此承前启后。
书院落成之日，知府为书院命名“丰湖”，如是解释。
乡人轰动，一睹为快。
书院蟠踞一山，三面环水，占地可达百亩之广。
书院的中部有讲堂，是夫子授课之处。
堂上有澄观楼，祭祀掌管文运的文昌神和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和张载等理学大家。
讲堂的东面建伊公祠，生祀知府大人，但伊公不允。西面亦有祠，供奉捐田赠银的慷慨之士。
讲堂前有大庭院，繁花绿荫，生机盎然。学舍则就近修筑，在大庭院的左右及前列。
书院的北部高于平地五六尺，建造有一座明堂、五间房屋和四间斗室，是掌教议事交际、起居静修的场所。
书院的最高处是夕照亭，在小山之上，成俯瞰之势。
“夕照亭”三字是伊公墨宝，字迹端雅平和，恰是登高揽胜的心境。
环观书院，倚山亲水，清华婉约。
登高处可远望，画桥飞鹭，烟山流瀑。
步风浴阁能亲水，游目骋怀。
书院既已建成，知府礼聘岭南才子宋湘为山长，掌教书院。
宋湘是嘉庆四年（1799年）的进士，其书法与诗文，卓然不群，名重一时。
因服丧的缘故，宋湘进士及第后未授官。
嘉庆六年，书院落成后，伊秉绶便邀他到丰湖书院出任书院重建后的首任山长。
伊秉绶与宋湘，一样的书法卓绝，一样的文采风流，二人在西湖之上的相知相重，成就了惠州文教史最著名的一段佳话。
伊秉绶为书院开拓经费，阐明教育理念，制定学规制度，树立学风。
书院的“敦重”二字，是知府对学子的寄望。“敦重”者，敦厚庄重，不虚浮。做人如此，做学问亦然。
宋湘坐镇书院，悉心传道授业，引四方名流云集。
他为书院大书“丰湖书院”匾额，题写对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
知府与山长，亲为学生授课，常召生员谈经论课，直至深夜。
“琴声自古春调鹤，灯火诸生夜讲经。父老百年才拭目，那堪重读岘山铭。”
这是满怀热忱的山长诲人不倦的抒怀。
山长也欣喜，赞誉书院兴盛的光景，欣慰沂水春风重沐岭东一郡。
知府与山长二人，同心戮力，领着岭东士子，将书院事业推上新的历史台阶。
十州之地的最高学府，终能承继文脉，从此继往开来。
西湖的明月，曾照过千古湖山。
嘉庆六年后，当千秋素光拂过学子夜读的窗前，想必也是欢喜的。
林小蓉，中学历史教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惠州市作协会员。已出版《情乱京华》《寂寞，才说爱》《凉茶谣》三部小说和一部美食随笔《寻味广东》，是《环球100特色博物馆》的文字执笔者，并参与了惠州历史文化丛书之《惠州风物撷胜》的编写与编辑工作、《惠州西湖文史资料汇编》之《惠州古城名人》的编撰工作。小说《凉茶谣》被评为“2019年度书香羊城十大好书（文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