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陈好仁祖母刘氏共生育了二子五女，伯父陈新民和父亲陈新善是亲兄弟。

父亲17岁背井离乡，我们兄妹三人都出生在东北，我9岁那年随父母迁回河南老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的哥哥姐姐妹妹。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一个伯父，三个姑姑，另外两个姑姑在出嫁后没几年就去世了。我家的镜框里有大姑一家的照片，有我老姑绑着小辫子穿着花棉袄的照片，还有一张伯父和父亲的合影。伯父身材高大，父亲身材瘦小，两兄弟肩并肩站在一起，相差半个头，都穿着盘扣的粗布小褂，可能是夏天照的，两兄弟都卷着袖口。那时候他们都二十多岁，是伯父去东北找父亲报丧时拍的。当时父亲正在村里帮人打井，兄弟相见，父亲听说祖母去世，哭昏在地。这张黑白照片可能是伯父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家在东北是孤门独户，我们兄妹从小就学会要夹着尾巴做人，因为知道自己是外乡人的缘故。但是我们兄妹并不怯懦。我们村有一家姓杨的，一母所生亲兄弟九个，我和杨老大的女儿杨姑娘打架的情形真是永生难忘。话说这个杨姑娘和我是同班同学，嗓音甜美，曾代表我班参加全校的歌咏比赛。我和近邻之女白立华非常要好，总是结伴上学，结伴回家。当时，我们是在邻村王家岗小学读书。有一次，白立华请假了，杨姑娘约我和她放学后一起走。杨姑娘不但嗓音甜美，想象力也特别丰富。她一路上都在给我讲故事。她说，月亮就是一艘船，船上有15个人，每个人手里提着一盏灯笼，15人都到齐了就是满月……她还说，她姥姥家的村子里一下雨地底下就会冒出无数个小人来，火柴棒大小……听得我如痴如醉。但是，走到了半路上，这个杨姑娘突然不走了，开始用树枝在地上刻字，让我也刻，我不肯，因为她刻的没有一句是好话。白立华的外婆是日本人，在东北，这样的战争遗孀很常见。我自己的四舅妈的母亲就是日本人。在我的印象中，当地中国老百姓和这些日本的战争遗孀或战争孤儿很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并无深仇大恨。那天，杨姑娘在地上刻的是“白立华，小日本，七十二个小老妈”之类骂人的话。第二天到了学校后，我突然发现杨姑娘和白立华坐在一条长凳上，当时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放学后，我和白立华走到半路上，她突然变了脸色质问我，为何要在地上刻骂她的话。我只跟她说不是我刻的，出于义气，我并未说出是杨姑娘刻的。但是白立华根本不信我的话。白立华比我大三岁，长得人高马大，这个口口声声要嫁给我大哥做我嫂子的人毫不留情地把她未来的小姑子打翻在地，并且骑在我的身上两只手揪着我的衣领，勒得我透不过气来。冬天，白立华手上生冻疮，红肿得透亮，我很不忍心，但我还是狠下心来照她的手上狠咬了一口，鲜血直流。第二天放学后，我半路上截住杨姑娘厮打，杨姑娘三个堂弟都赶来帮忙，那时，大哥因为大骨节已经回了河南老家，二哥被老师留堂了，我抡着书包一人大战四人，从山上滚到山下，又从山下滚到雪坑里，一头一脸的血。经过这一战，我变聪明了，第三天趁杨姑娘单身一人时拿了把削铅笔的小刀找她单挑，吓得她哭爹喊娘。因为动了“刀子”，这件事惊动了几家大人，最终以杨姑娘还我清白我和白立华和好而告终。

这件事虽然微不足道，但是我却永生难忘。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人性的恶。我跟杨姑娘从无任何矛盾，我至今不知道她当年为何要这样害我。当我和杨姑娘在路上厮打的时候，那时我是多么盼望自己也能有一大帮堂兄弟姐妹壮壮胆气呀！

可能正是这个缘故，我从小就对老家的亲人充满了瑰丽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伯父一家和三个姑姑家围成一个圆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开满鲜花，每天清晨，大家一打开房门就可以隔着花枝打招呼。1982年岁末，我们举家迁回关里，最初和伯父一家住在一起。伯父伯母有两儿两女。伯父伯母和两个堂姐住在堂屋，我和父亲母亲住在西屋，大哥二哥和我的堂兄堂弟住在堆放喂养牲口的草料的屋里。我们一大家子共11口，一个锅里搅稠稀大概有大半年。就是这大半年，让我们兄妹和我们的堂兄弟姐妹是那么地亲近。事实上，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是一棵树上分出的枝杈呀。我们堂兄弟姐妹7人，哪一个不是我祖父祖母嫡亲的孙子孙女呢？我堂兄叫普河，我大哥叫长河，我二哥叫连河，我堂弟叫庆河，我当时曾经用一句话把这四兄弟串起来：一条普普通通的河，连起来就成了一条长长的河，工程结束后，大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我们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普河哥和巧玲姐不上学了，是干农活的主力，剩下的5个正在读书的小的负责给牲口割草。我的翠玲姐以前是很能干的，挎着大柳条筐，能割满满一大筐草。装筐很有讲究的，倒人字形摆放，根在筐内，梢向框外伸展，整整齐齐，实实在在，一大筐草总有五六十斤吧，挎都挎不动，需要人去接的。那时，我和庆河总爱抢翠玲姐割草用的小铲，总觉得她用的小铲有神奇的魔力。后来，翠玲姐因为身体不好，伯父伯母让她专心读书，除了看柿子园、苹果园这样的轻活，再也不让她干重活了。为此，普河哥还送她一个外号“二少爷”。其实应该是叫“二小姐”才对呀，但当时普河哥的的确确喊翠玲姐“二少爷”。我因为是父亲母亲唯一的女儿，因此备受父亲宠爱，伯父伯母也很疼爱我。我那时也是不惜力气的，但是因为年龄小，割草不多。但是哪怕割再少的草，也总有人去接我，有时是巧玲姐，有时是我伯母。二哥干活很卖力，割草也不少。只有庆河，干活耍滑头，往往用树枝在筐底下支着，草是怎样显多怎样摆放。只可怜我的大哥，他拖着疼痛的双腿割了满满的一大筐草却从没人去接，回到家里得到的多是父亲的训斥甚至打骂。

伯父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勤劳能干，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不像父亲，啥农活都不会干。伯父还是编筐的高手。我挎着伯父编的新筐去割草，人见人夸筐编得结实好看：“娄群编的筐多密实多中看！”我生气地纠正：“不是娄群编的，是我大爷编的。”夸的人都在笑，但依然夸娄群编筐的手艺高超，好像故意和我作对似的，气得我直跺脚。我回到家里向伯母告状，伯母笑着告诉我，“娄群”是伯父的小名。伯母长得端庄娴静，待人接物大方得体，我们兄妹三人都非常敬爱伯母。巧玲姐身材高挑，心灵手巧，会裁剪会缝纫，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父亲非常疼爱这个侄女，我们兄妹都喊她大姐，对她也非常敬爱。普河哥当时个子很矮，不愿意我大哥喊他哥哥，谁能想到在订婚之后已经24岁的他突然一年蹿高，长成一个大高个儿呢。我的堂嫂可真是赚大发了。翠玲姐浓眉大眼高鼻，有一种戏台上穆桂英、樊梨花式的英姿飒爽的美，虽然她的身体一直都是那么的柔弱。庆河弟只比我小几个月。二哥因为个子矮，一直瞒着岁数，我和二哥差一个属姓，所以我只能少说一岁。于是乎，庆河弟整天让我叫他哥哥；我呢，自然而然地让他叫我姐姐。那时的我常常想，如果我们这一大家子永远都住在一起该有多好啊！

但是，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破坏了这个大家庭的和谐：伯母压在里屋席子底下的100块钱不翼而飞了！100块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是一笔巨款哪！前一天的白天，二哥和庆河还有本家的两个小叔叔在里屋的床上打扑克，两个小叔叔经常在伯父家玩，但之前从未出现过丢钱事件；前一天的晚上，我也曾经在里屋的床上躺过，听伯母讲她年轻时的故事。伯母的父亲是个文化人，曾经做过中学校长，文革期间受到批斗，被押到挖河的工地上做工。可怜我这个外祖父握惯了笔杆子的手，怎么拿得动铁锨？伯母那时也只有十六七岁，和自己的姐姐一起偷偷去帮父亲挖河。挖河是重体力活，只有壮劳力才能把满满一锨胶泥从河底甩到河岸上。两姐妹身单力薄，只能先把胶泥甩到三分之一河坡，再费两回功夫，从河坡上再甩到河岸上。伯母讲得动情，我也听得入迷，深深地为两个小姐妹的孝心而感动。但是就是在第二天，伯母发现钱不见了。伯母自然疑心到我们兄妹身上。当我听到伯母对伯父抱怨“老鸹（我父亲的小名）从东北领回一窝贼时”，我的心都快碎了。我知道我没有拿伯母的钱，但是在得知丢钱之后，还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我的上衣和裤子的口袋，当我摸到内衣口袋里的确有一张硬硬的纸片时头脑轰隆一声响，简直惊得魂飞天外，掏出来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张折叠好的满分的数学试卷。我装在身上本来是想向伯父伯母显摆的。父亲是个要强的人，他对伯父伯母说，如果是我们兄妹拿了这一百块钱，他会毫不犹豫地剁掉那只偷钱的手。后来，伯母在草褥子底下找到了那丢失的一百块钱，这才还我们兄妹以清白，但是这件事仍然给我造成了深深的心灵伤害。

多年之后，父亲并非是有意，但是却同样伤害了伯父一家。我家的田地和伯父家的田地都是紧挨着的，果园也是紧挨着的。不同的是，我家的是桃树园，伯父家的是苹果园。父亲在桃树园里散养了很多只鸡。一天，父亲发现鸡全死了，是被毒死的。父亲当即左手提着几只死鸡，右手提着几只死鸡，在村子里边走边喊着伯父的大名骂伯父坏了良心，药死了他的鸡。当时我正在靳堂复读，这件事是后来听二嫂小环说的。环儿说，父亲当时简直是气疯了，一边走一边骂一边摇晃着手里的死鸡。其实，鸡不是伯父药死的，而是我的一个本家叔叔给田里撒六六粉，忘了提醒父亲关好圈里的鸡而导致的悲剧。

父亲和伯父的关系就这样一直时好时坏，巧玲姐出嫁后，逢年过节有时提着礼物来我家，有时就不来了，视两兄弟的关系而定。巧玲姐不来我家拜节令父亲特别伤心，因为他是那么疼爱这个侄女。父亲感叹说，羊肉贴不到狗身上，这话儿可真的一点不假，错一个萝卜坑都不行啊。但是我们小兄弟姐妹却不怎么受影响。翠玲姐和庆河弟喜欢吃我妈烙的葱油饼，照常来叔叔婶婶家吃。我和翠玲姐一直很要好，晚上经常去伯父家找翠玲姐，和她睡在一个被窝里。翠玲姐和小金哥谈恋爱的时候，我十三四岁，傻乎乎的，翠玲姐去哪儿，我跟到哪儿，过足了当电灯泡的瘾，也不知道小金哥当时有没有要掐死我的心。

“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一笔写不出两个姓氏，打断骨头连着筋。”我对这些俗语感触颇深。父亲一直叫我伯父大哥哥，叫我大姑大姐姐，显得与众不同，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只是大哥大姐的叫。即便在两兄弟关系到了冰点的时候，父亲也决不允许我和两个哥哥说他的大哥哥一句坏话。在父亲和人打架时，伯父和普河哥得知后，扛着锄头一路飞奔赶来支援，普河哥当时二话不说，从旁边的木材垛上抽出一根椽子就向和我父亲打架的人的叔叔身上砸去。父亲和伯父不和，和我父亲打架的那一家的叔侄之间也不和，但是这并不影响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家族观念在中国农村一直根深蒂固。打架之事我曾在《我亲爱的故乡》里有过详细的叙述，但那篇是小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像本文，写的都是实情。

2000年9月，我的儿子小嘎子出生了。父亲和母亲一起南下茂名帮我带孩子。2002年的一天，伯母突然打来电话，说伯父因为脑溢血病危。父亲整夜整夜睡不着，跟母亲念叨他的大哥哥。好在伯父吉人天相，昏迷几天后，最终闯过了这一关。我暑假回家看望伯父时，伯父还认得我，但是有很多话不懂得如何表述了。比如，他想问我在南方工作如何，却说成“你在南方种了几亩麦”，一边说一边摇着手笑：“说不成了。”晚上伯父去我大哥家串门，出门后记起把手电筒落到我大哥家了，但是却不知道手电筒这个词怎么说了，就用手一握一握地模拟手电筒倏忽不定的闪光，我大嫂小艳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

2009年12月30日，父亲去世了。在父亲还住在新乡重症监护室的时候，伯父天天吵着要坐车去看望父亲。当他来到我家，看到很多人在帮忙清理院子时，明白父亲已经宣告不治，嚎啕大哭：“俺弟弟可是要走到我前面了呀！”一边哭一边问我伯母：“俺妹妹来到了没有呀？”这个“妹妹”指的是我远嫁到我们当地称之为“南沿儿”的中牟县的四姑，她当时正在奔丧的路上。父亲去世后，我们从不敢在伯父面前提起父亲，因为只要一提起父亲，伯父就哭得昏天黑地，老泪纵横。伯父年纪大了，开始变得越来越吝啬了，总是把家里的水果牛奶锁起来，表明“俺有”，如果伯母拿出来吃掉，他就会骂伯母不会过日子。我好几年才回家一次，但我只要回去，必定会提了礼物去探望伯父伯母。虽然这时伯父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只能说“你是那个玲儿”（我的小名叫庆玲），然后就会翻箱倒柜地找他珍藏的东西给我吃，有很多都放过期了或者发霉了。可见，伯父依然是疼爱我的。

伯父和父亲性格迥异，但是两兄弟还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例如，两兄弟都不重男轻女。我和翠玲姐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考学出来的女孩。很多农村老人哪怕跟儿媳不和，也不愿意住到女儿家里。伯父和父亲却都是喜爱住在女儿家里。父亲去世前的几天，因为插着呼吸机不能说话，只能在本子上写字。父亲给医生这样写道：“我女儿在广东，你们要把我的病治好了，我要去南方找我女儿。”伯父和伯母也是长年累月住在翠玲姐家。父亲很幽默，爱开玩笑，伯父也是一个幽默的人。2017年底，伯父再次病危。我每天关注翠玲姐朋友圈发布的消息，看到了一张伯父和翠玲姐的自拍照，还有配文。伯父指着手机上的相片说：“这个老头我认识，他叫陈新民，是原阳县娄凤鸣庄的。”活脱脱父亲讲话的口吻。

2018年农历正月十一，伯父去世了，享年80岁。当年祖父也是在正月十一去世的。因为正是春运期间，我买不到往返的车票；也因为母亲身体不好，身边一直需要有人照料；更是因为我打心里害怕再次面对那个悲伤的场景：我最终没有回去奔丧。在伯父出殡的那一天，我在客厅点燃一炷香，深深跪拜，默默祝祷我亲爱的伯父灵魂升入天国，和他的父亲母亲，也就是我的祖父祖母，和他的弟弟——我的父亲，还有他的三个姐姐——我的大姑、二姑、三姑，一大家子亲人团聚。

我热爱生命，但也从不畏惧死亡。如果死后无知，死亡无非是一场无梦的长眠，那么死亡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死后有知，谁没有逝去的亲人呢？他们必定会在黄泉路上等着给新亡者以指引，亲人们久别重逢，那么死亡也必定是甜蜜的呀。我本善良，一生从未做过有违良心之事，虽然不一定有资格上得了天堂，但是肯定不会堕入地狱。因此，即便死后真的有地狱，我也无须害怕呀！

时光永远在向前飞奔，不会为任何人驻足片刻。倏忽之间，父亲去世十年了，伯父去世一年了，两兄弟肩并肩躺在老家的坟地里，就像当年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愿伯父和父亲兄弟二人天堂之中握手言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