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问我“哪里人”，或有表格需要填“籍贯”一栏时，我总会一时语塞，一时茫然，思索片刻，才能支吾出一个地名，填上一个省份，还心虚得很，总觉得自己是冒牌货，不敢理直气壮。

父母都是浙江义乌人，按理，我应算是浙江人，可我觉得那小家碧玉的江南与我似乎没有太大的联系，尽管“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的诗句常引人神往，但好像一切都离我太远。

我出生在广州，尔后在那里度过了美丽的童年，我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广州人 。10岁那年，我又随父母去了湖南，这一去便是20年，在这20年里，我从一个广州的“肥仔”（那时别人都这样叫我）逐渐长成一个修长的湘妹。于是，在湖南的那几年别人问起，我先说自己是广东人，后来慢慢的就是湖南人了。这两年到了广东，别人问起，我不知怎么，又回答说自己是湖南人，弄来弄去，连自己也糊涂了。

台湾余光中那首名字叫做《乡愁》的诗，我读了又读，邮票一样美丽的乡愁让我感动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读着读着，仿佛自己也不知不觉害了沉沉的乡愁病一样，伤心了又伤心。可是，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乡愁该给谁？

5岁那年母亲亡故，和妹妹一起被送到浙江乡下的叔叔家寄养。那里的小女孩不穿裙子，她们管裙子不叫裙子，叫“长布衫”，于是每天早晨起床时本来想穿漂亮的花连衣裙的，一想到“长布衫”这样难听的名字就不愿再穿。渐渐的，我和她们穿一样的短布衫，说一样的吴侬软语，冬天一样站在火桶中取暖，生病了和她们一样不去医院，请个乡下郎中撕一块狗皮膏药放在黑乎乎的煤油灯上烤一烤然后贴在肚脐眼上……

两年后，我又回到了广州。这时，已经不会说白话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此时已被邻居小伙伴和同学当作异乡来客。广东的孩子除了广东就知道中国还有个湖南，就像我那时候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名字叫中国，另一个国家名字叫外国”一样，在他们的概念里，所有的非广东人都是湖南人。（其实那时候湖南我连去都没有去过。）于是，放学的时候，就有可恨的小男生手拉着手有节奏地跟在我的背后唱：

“湖南的人！

不吃葱！

生在湖南！

死在广东！”

广州孩子排外意识很强，我在那里着实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

很快和邻居小朋友重新学会了白话。但因为在学校里一直说普通话，不好意思改口，即使在需要说白话的时候也不肯说。一次班级活动，任务是戴上红袖章去大马路上检查自行车的执照。我们在闹市地段设好卡，每过来一辆自行车，我们就很神气地挥动小红旗命令他们停下，请他们拿出执照来检查，如果没有，就扣押起来，送给民警叔叔处理。我很卖力地挥动小红旗，骑车人下来后便用白话问“干什么”，我只需说“执照”两个字，骑车人就会把执照拿出来，让我查看后顺利通过，可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我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于是便像个哑巴一样，用旗子把人家挥下车后，再用旗子朝另一个男生一指，意思是他找你有事。一天下来那旗子来来回回挥了不知多少遍，嘴里却一个字没说。

早就有同学发现我会说白话，可无论他们怎么央求我也不说。后来，同学中流行玩一种将塑料头绳剪断，结起来，然后用小手绢盖在接头上消去结头的魔术。我央求他们教我，他们便说：“你要讲一句白话。”我很想用一句白话来换取这个秘密，可那句白话却终于没好意思说出口，以至25年后的今天，我仍不知道这个神奇魔术的秘密所在。

10岁那年，父亲说：我们要离开广州了。

“去哪里？”我问。

“湖南。”父亲拿出火车票给我看，是广州到岳阳，那时候，“岳”字和“丘”字还分不太清，便轻轻地念“丘阳”，念完后问父亲：“我们要去的这个丘阳，是城市还是农村呢？”

父亲没有更正我的错误，只说：“大概是城市吧？”

我的心里便有一丝失望，因为我觉得城市不如农村好玩，因为我原以为这次离开城市就可以去农村了。

不知道路途有多远，火车开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什么城市，满目都是田野和山峰闪过，偶尔有稀稀落落的村庄，我开心极了，便高兴地对父亲说：

“你不是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城市吗？”

父亲以为我想去城市，不愿去农村，便板起脸来教训我：“农村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思想！”

在湖南，我不知怎么又如饥似渴地怀念有过美好童年的广州，岁月如斯，许多往事早已忘却，而我家在广州市曾经的住址：杉木栏路128号三楼却一直清晰地刻在脑海，随时可以写出背出。我常常梦见自己回到了广州，回到了我读书的学校；梦见我过好几个路口去菜场买菜，然后回家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的十字路口迷了路，不知道该在哪个路口转弯；梦见在128号那空心的没有挡板的木楼梯上一级一级地上下；梦见在夏天的夜晚常和爸爸一起看流星、看烟花又可以纳凉的天台；梦见我自己一个人沿着两条亮铮铮的铁轨踏着没有尽头的枕木向着南方走啊走啊……

19年后，我才有机会旧地重游，故乡啊！昔日挥手而去的十龄女童如今已年近三十，故乡啊！在你重重叠叠的史页里，可还有我童年的足迹？

当我历尽艰辛，站在杉木栏路128号门前的时候，脑海中关于这里的原本又模糊又清晰的记忆全部消失了，我突然发现面前这条小时候被视作大马路的街道居然窄的像一条小巷，往日那两扇高大的绿门怎么也变得这样陈旧矮小？门前常依的那株大树如今也不过是歪歪斜斜的一段枯枝。可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我哭过笑过想过梦过的小楼啊，门外如此，里面是不是也变了呢？

大门紧闭，（记得小时候大门是常开着的，我常用背带背着弟弟，在快要下班的时候下楼来接爸爸。）上面安了很多门铃。我按了三楼的一间，三楼窗口上立即有一个广东男子的头探出来，问我找谁？找谁呢？当年住隔壁喜欢唱“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的王叔叔一家已经搬走了，二楼那个有四个孙子的肥婆怕也不在了，住一楼的龙家见了面也不会认识了吧？我一时答不上来，只有语无伦次地央求：

“我以前是住在这里的，我想上去看一看，可以吗？”

言语之间我心中泪水涌动，19年，19年了啊！多少委屈，多少思念！如今，千里迢迢奔来，为的不就是看一眼幼时的住处，解一把十几年的相思？

“不行！”广东男子不由分说把头缩进去，又“啪”的一声把窗关上了。我的心“咯噔”一下，十几年魂牵梦萦的故乡路刹时间变成汪汪泪河，通往童年的那扇门也永远被关闭了！

只有在那扇油漆剥落的门前，扶一株枯树拍两张照片，神色凄楚，像是被乡愁愁坏的女子。其实，哪里是我的故乡呢？

如今，我又梦一样地随夫来到广东这个边陲城市------深圳工作，我又不会说白话了，又和许许多多背井离乡，来这里创业的人一样---永远是一个异乡人！

当年大学毕业论文我选了萧红，就是因为读过她一首诗，一首我读了一遍就永远不会忘记的诗：

“从异乡又到异乡，

这希望是多么的渺茫，

而况送我的是海上的波涛，

迎我的是异乡的风霜。”

虽不至于像诗中所写的那样悲凉，但是，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乡愁又该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