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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永远的爱
作者:何清(惠州民协会员)    来源:    日期:2019-06-08 07:54:33

 

辛亥革命后几年,我的母亲出生在惠东县多祝镇最边远的大山里,离圩镇有18公里,由于生在深山里,母亲从未上过学读过书,自幼就跟着大人田头埔尾、灶头锅尾的做些农事和家务事,直到长大。我父亲的前妻在生第五个孩子时难产身故(我们当地人叫做“月难”)。旧社会,妇女根本就没有地位,母亲是解放前改嫁给父亲的,婚后不久父亲就出去6公里外的圩镇打工(帮猪的师父作下手)了,母亲留在农村,与家婆和我父亲前妻生的4个孩子一起过着饥一顿饿一顿没有饱过的生活。1950年初,母亲生下了姐姐,不久就搬到圩镇与父亲一起住,4个哥哥已是成年,留在农村务农。

母亲一生勤劳老实善良,任劳任怨,从未有过什么要求,平平淡淡过日子,一心一意为家庭。虽在圩镇生活,连茶楼(饭店)也没上过一次。她对谁都是一样的好——不管是任何人。她娘家的亲戚来投圩(赶集),尽管家里再穷再苦,她都要张罗一桌中午饭给她亲戚吃,哪怕只吃青菜。她对任何人都不会偏心,对谁都全是真心,真情实意,从不会说假话套话谎话,只要是看见熟人,只要比她小的,男女她都叫一声“阿妹!”连小她几岁的堂弟也叫“阿妹”。她的一生,就是这么实实在在。

她由于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只能劳苦一生,经常作的事就是一帮妇女到离家多祝镇20多公里远的另一个镇去“担脚”(挑担),那个乡镇有个铁矿,因此公社化时办了个铁厂,生产“犁头”等,那时交通极为不便,只能靠人工担出来,她就是去把那“犁头”之类的农具担到多祝圩供销社售卖,赚点“水脚”钱。那时姐姐上初中了,每逢母亲去“担脚”,姐姐下午放学后就到离圩镇大约4公里的地方去接母亲,等到母亲到了,就帮母亲替换着担一担,“担脚”一次能赚一块几毛的,以减轻父亲的负担,维持日常生计。公社化时,母亲在一次农业劳动中给锄头锄伤了脚趾丫,那时医药匮乏,只用民间的草药敷下,没钱去医院用药治疗,母亲的脚后来就发展成了骨髓炎,经常痛得呼天抢地的,后来越来越严重,到处求医问药,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穷日子,更是雪上加霜,由于脚成了骨髓炎,走路都痛,很多体力劳动都做不了,只能靠父亲那16元的退休金勉强维持度日。但母亲一生又热情好客,只要有人到家里来,再穷她也要招呼人家一顿——宁可自己捱饥受饿。后来姐姐毕业工作后,还专门带她到省城大医院住院治疗数月,但也不见好转。只能回来。

可是,就靠父亲16元的退休金,要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确实不容易,父亲也是老实巴交的人,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时去“打山工”,能找到点巴戟、蜜蜂、仙人茶等的机会微乎其微,经常是白跑一天。生活过得极其艰苦。母亲只好路上看见有废纸什么的破烂,捡回家里放着,集到有一定斤两了,卖一毛几角帮补家用。但这样也无法解决家庭生活的困境,后来,母亲就“捡猪屎”卖给农村人做肥料,这样稍微增加点点收入,但也仅能维持贫困的生活而已。

那时物质非常匮乏,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好吃的东西,春节时自家养的几只鸡宰来慢慢吃,算是最最奢侈的了。春节还用糯米粉加点糖做成“喜”,我一次能吃上十个,和用炒米加糖做成的“米糕”,一般都能留着慢慢吃几个月,毕竟那时是饿饭的年代。有时有人来,带了丁点好吃的手信,母亲总是舍不得尝一口,全都留给我慢慢吃,尤其是她娘家的亲戚,过年才有做的年糕(我们客家人叫“甜”,还有一种是没加糖的叫“粽”,和“甜”一样,是用大盆蒸好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切来走亲戚时送人),年后来走亲戚是拿了一小块“甜”或“粽”来,母亲都是收起来,就是在看到我放学回来肚子饿找东西吃时才拿点出来煎点给我吃,或有人来时拿出点来给人家吃。

母亲就生了姐姐和我姐弟俩,母亲疼爱孩子在左邻右里中是出了名的,姐姐去省城读书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儿子,那时我才读小学,她更把全身心的爱都加到了我的身上。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我,虽然我是个并不调皮的听话孩子,但在同学的鼓捣下,有时也难免做些错事,但母亲总是宽宏大量的原谅宽恕我,甚至有时确实惹得她生气了,她也是笑着说:“妹,以后不要这样啊!”叫我以后不要这样的错事,教我做人的道理和准则。

我刚上学那几年,班里有个同学老是要欺负我,动不动就打到我哭,回到家里,母亲见我眼红红的,问我什么事我不敢说,其他同学告诉她我被谁打了,她就立即跑到人家家里投诉,大骂人家父母没管教好孩子,万一我被打得有什么事,他们可要负责。其实她是心疼我被打了。可是,那个同学每个星期最少都得打我一两次,老师也没他办法,我每次被打,母亲知道后总是又到同学家里大闹一场才肯罢休。爱子之心溢于言表。

我小时候身体羸弱,不好带,为此还认了个干爹干妈,据说这样孩子就好带了。因此母亲就最怕我生病,我一生病,她就像掉了魂似的,似乎马上就要崩溃了,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她自己生病不要让我生病。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她带我去医院门诊看医生后,回到家来,一直守在我的身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替我物理降温——用湿毛巾敷在我的额头,准时喂我服药。母亲整整两天一夜没合眼地守在床边,生怕我有什么不测,眼泪都流了不知多少。当我退烧后,她才长长地舒了口气,也才躺下稍微休息了会。

高尔基有过这样的名言:让我们歌颂做母亲的妇女,他们的爱是没有底止的。母爱无疆。作为一位家庭妇女,母亲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为了这个家,她只有付出,从未索求,更不要说享受了。她把自己的爱全部倾注到家里和我的身上。父亲对家里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不问,除了领到手的那少得可怜的退休金,他就经常外出到山上去找些野生药材之类,运气好能找到多少,能卖点钱帮补家用,其他的事都是母亲一人操持。她除了正常家务事,还有在圩镇旁边垦了一小块地种菜外,还在李圩镇几公里远的山坡上垦了块地,一年到头种些番薯、花生、豆类作物等,多少有点收成块地,一年到头种些番薯、花生、豆类作物等,多少有点收成,也不用拿钱去买。节勤节俭地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着苦日子。

“文化大革命”前,我正上小学,也是国家经济困难后期,生活所需品少之又少,好在城镇居民每月有规定的口粮配给,成人每月每人10.5公斤大米,4两花生油。父亲是职工,每月是13.5公斤大米,节省一点饭是基本够吃的。由于家里实在太穷,我就跟着母亲到圩镇旁边的荒地上开垦出一块地来种菜,但青菜不是天天有得摘,要差不多一个月才有得收获,还要天天要去浇水,等菜可以收成了,就天天省着点摘点家里吃用。那时都是用瓷柴火蒸饭吃,我和父亲的蒸4两米,母亲的则蒸3两米,炒个青菜就是一顿,想吃猪肉、咸鱼,那是一个月都难得有一次。有时实在是连青菜都没钱买,就在蒸饭的时候放点花生油和盐去一起蒸,蒸熟后就是“油盐饭”,就这样算是一餐。有时家里种的菜收成了,摘一条茄子,用瓷盛着,放点油盐和饭一起蒸,蒸熟后把茄子搅烂用来送饭,那时就觉得这“茄羹”美味可口极了。这样的日子现代人是想都想不到的。那时自己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用客家话说“正系饭团仔”,正是能吃的时候,经常,我自己的4两米油盐饭吃完了,母亲看我还想吃,就把她的3两米油盐饭也给我吃了,她在旁边看着我吃得狼吞虎咽,津津有味,脸上就露出宽慰的笑容,自己饿这肚子,脸上是满足的笑意,让我吃饱了,她就满足了。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待业近十年,母亲默默地为我流了不少泪水。后来我到县城工作了,把父母都接来县城居住,父亲啥事都不管,吃饱就去逛街或到熟人家坐坐,然后回来——反正也没什么事好做。母亲则不同,她是闲不住的人,帮手做饭、带孙、晾晒衣服等等家务事,她都忙个不停,辛苦惯了做惯了。在县城住了十年时间,节假日有时带她去喝茶、到星级饭店去吃饭,到公园去游玩等,母亲总算过过一段比较体面的晚年生活。我还找到一位会治骨髓炎的中学老,终于把母亲痛了近三十年的脚盘骨髓炎治好了。

母亲——她用她整颗的无私无怨无悔心爱着家人,爱着亲朋戚友,爱着四邻五舍,爱着生活,爱着人们……伟大而崇高的纯真的爱。从母亲的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了:这就是中国勤劳善良的妇女形象。

这是我的对母亲的零碎的记忆。母亲呀,是我永远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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