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几年，我的母亲出生在惠东县多祝镇最边远的大山里，离圩镇有18公里，由于生在深山里，母亲从未上过学读过书，自幼就跟着大人田头埔尾、灶头锅尾的做些农事和家务事，直到长大。我父亲的前妻在生第五个孩子时难产身故（我们当地人叫做“月难”）。旧社会，妇女根本就没有地位，母亲是解放前改嫁给父亲的，婚后不久父亲就出去6公里外的圩镇打工（帮劏猪的师父作下手）了，母亲留在农村，与家婆和我父亲前妻生的4个孩子一起过着饥一顿饿一顿没有饱过的生活。1950年初，母亲生下了姐姐，不久就搬到圩镇与父亲一起住，4个哥哥已是成年，留在农村务农。
母亲一生勤劳老实善良，任劳任怨，从未有过什么要求，平平淡淡过日子，一心一意为家庭。虽在圩镇生活，连茶楼（饭店）也没上过一次。她对谁都是一样的好——不管是任何人。她娘家的亲戚来投圩（赶集），尽管家里再穷再苦，她都要张罗一桌中午饭给她亲戚吃，哪怕只吃青菜。她对任何人都不会偏心，对谁都全是真心，真情实意，从不会说假话套话谎话，只要是看见熟人，只要比她小的，男女她都叫一声“阿妹！”连小她几岁的堂弟也叫“阿妹”。她的一生，就是这么实实在在。
她由于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只能劳苦一生，经常作的事就是一帮妇女到离家多祝镇20多公里远的另一个镇去“担脚”（挑担），那个乡镇有个铁矿，因此公社化时办了个铁厂，生产“犁头”等，那时交通极为不便，只能靠人工担出来，她就是去把那“犁头”之类的农具担到多祝圩供销社售卖，赚点“水脚”钱。那时姐姐上初中了，每逢母亲去“担脚”，姐姐下午放学后就到离圩镇大约4公里的地方去接母亲，等到母亲到了，就帮母亲替换着担一担，“担脚”一次能赚一块几毛的，以减轻父亲的负担，维持日常生计。公社化时，母亲在一次农业劳动中给锄头锄伤了脚趾丫，那时医药匮乏，只用民间的草药敷下，没钱去医院用药治疗，母亲的脚后来就发展成了骨髓炎，经常痛得呼天抢地的，后来越来越严重，到处求医问药，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穷日子，更是雪上加霜，由于脚成了骨髓炎，走路都痛，很多体力劳动都做不了，只能靠父亲那16元的退休金勉强维持度日。但母亲一生又热情好客，只要有人到家里来，再穷她也要招呼人家一顿——宁可自己捱饥受饿。后来姐姐毕业工作后，还专门带她到省城大医院住院治疗数月，但也不见好转。只能回来。
可是，就靠父亲16元的退休金，要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确实不容易，父亲也是老实巴交的人，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时去“打山工”，能找到点巴戟、蜜蜂、仙人茶等的机会微乎其微，经常是白跑一天。生活过得极其艰苦。母亲只好路上看见有废纸什么的破烂，捡回家里放着，集到有一定斤两了，卖一毛几角帮补家用。但这样也无法解决家庭生活的困境，后来，母亲就“捡猪屎”卖给农村人做肥料，这样稍微增加点点收入，但也仅能维持贫困的生活而已。
那时物质非常匮乏，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好吃的东西，春节时自家养的几只鸡宰来慢慢吃，算是最最奢侈的了。春节还用糯米粉加点糖做成“喜粄”，我一次能吃上十个，和用炒米加糖做成的“米糕”，一般都能留着慢慢吃几个月，毕竟那时是饿饭的年代。有时有人来，带了丁点好吃的手信，母亲总是舍不得尝一口，全都留给我慢慢吃，尤其是她娘家的亲戚，过年才有做的年糕（我们客家人叫“甜粄”，还有一种是没加糖的叫“粽”，和“甜粄”一样，是用大盆蒸好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切来走亲戚时送人），年后来走亲戚是拿了一小块“甜粄”或“粽”来，母亲都是收起来，就是在看到我放学回来肚子饿找东西吃时才拿点出来煎点给我吃，或有人来时拿出点来给人家吃。
母亲就生了姐姐和我姐弟俩，母亲疼爱孩子在左邻右里中是出了名的，姐姐去省城读书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儿子，那时我才读小学，她更把全身心的爱都加到了我的身上。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我，虽然我是个并不调皮的听话孩子，但在同学的鼓捣下，有时也难免做些错事，但母亲总是宽宏大量的原谅宽恕我，甚至有时确实惹得她生气了，她也是笑着说：“妹，以后不要这样啊！”叫我以后不要这样的错事，教我做人的道理和准则。
我刚上学那几年，班里有个同学老是要欺负我，动不动就打到我哭，回到家里，母亲见我眼红红的，问我什么事我不敢说，其他同学告诉她我被谁打了，她就立即跑到人家家里投诉，大骂人家父母没管教好孩子，万一我被打得有什么事，他们可要负责。其实她是心疼我被打了。可是，那个同学每个星期最少都得打我一两次，老师也没他办法，我每次被打，母亲知道后总是又到同学家里大闹一场才肯罢休。爱子之心溢于言表。
我小时候身体羸弱，不好带，为此还认了个干爹干妈，据说这样孩子就好带了。因此母亲就最怕我生病，我一生病，她就像掉了魂似的，似乎马上就要崩溃了，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她自己生病不要让我生病。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她带我去医院门诊看医生后，回到家来，一直守在我的身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替我物理降温——用湿毛巾敷在我的额头，准时喂我服药。母亲整整两天一夜没合眼地守在床边，生怕我有什么不测，眼泪都流了不知多少。当我退烧后，她才长长地舒了口气，也才躺下稍微休息了会。
高尔基有过这样的名言：让我们歌颂做母亲的妇女，他们的爱是没有底止的。母爱无疆。作为一位家庭妇女，母亲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为了这个家，她只有付出，从未索求，更不要说享受了。她把自己的爱全部倾注到家里和我的身上。父亲对家里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不问，除了领到手的那少得可怜的退休金，他就经常外出到山上去找些野生药材之类，运气好能找到多少，能卖点钱帮补家用，其他的事都是母亲一人操持。她除了正常家务事，还有在圩镇旁边垦了一小块地种菜外，还在李圩镇几公里远的山坡上垦了块地，一年到头种些番薯、花生、豆类作物等，多少有点收成块地，一年到头种些番薯、花生、豆类作物等，多少有点收成，也不用拿钱去买。节勤节俭地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着苦日子。
“文化大革命”前，我正上小学，也是国家经济困难后期，生活所需品少之又少，好在城镇居民每月有规定的口粮配给，成人每月每人10.5公斤大米，4两花生油。父亲是职工，每月是13.5公斤大米，节省一点饭是基本够吃的。由于家里实在太穷，我就跟着母亲到圩镇旁边的荒地上开垦出一块地来种菜，但青菜不是天天有得摘，要差不多一个月才有得收获，还要天天要去浇水，等菜可以收成了，就天天省着点摘点家里吃用。那时都是用瓷砵柴火蒸饭吃，我和父亲的蒸4两米，母亲的则蒸3两米，炒个青菜就是一顿，想吃猪肉、咸鱼，那是一个月都难得有一次。有时实在是连青菜都没钱买，就在蒸饭的时候放点花生油和盐去一起蒸，蒸熟后就是“油盐饭”，就这样算是一餐。有时家里种的菜收成了，摘一条茄子，用瓷砵盛着，放点油盐和饭一起蒸，蒸熟后把茄子搅烂用来送饭，那时就觉得这“茄羹”美味可口极了。这样的日子现代人是想都想不到的。那时自己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用客家话说“正系饭团仔”，正是能吃的时候，经常，我自己的4两米油盐饭吃完了，母亲看我还想吃，就把她的3两米油盐饭也给我吃了，她在旁边看着我吃得狼吞虎咽，津津有味，脸上就露出宽慰的笑容，自己饿这肚子，脸上是满足的笑意，让我吃饱了，她就满足了。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待业近十年，母亲默默地为我流了不少泪水。后来我到县城工作了，把父母都接来县城居住，父亲啥事都不管，吃饱就去逛街或到熟人家坐坐，然后回来——反正也没什么事好做。母亲则不同，她是闲不住的人，帮手做饭、带孙、晾晒衣服等等家务事，她都忙个不停，辛苦惯了做惯了。在县城住了十年时间，节假日有时带她去喝茶、到星级饭店去吃饭，到公园去游玩等，母亲总算过过一段比较体面的晚年生活。我还找到一位会治骨髓炎的中学老師，终于把母亲痛了近三十年的脚盘骨髓炎治好了。
母亲——她用她整颗的无私无怨无悔心爱着家人，爱着亲朋戚友，爱着四邻五舍，爱着生活，爱着人们……伟大而崇高的纯真的爱。从母亲的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了：这就是中国勤劳善良的妇女形象。
这是我的对母亲的零碎的记忆。母亲呀，是我永远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