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父亲缓缓说了起来。

我是遗腹子，我妈生我的时候，我大哥的孩子也出生了，我上面有五个哥哥，家里十几口人，穷得吃不上饭。刚会说话时，由大哥做主，以三担谷子的代价，将我过继给山那边的一户人家。山那边的，将一条精致的坠满元宝饰件的银链挂在我脖子上，叫我叫爸,我死活不肯叫，哭喊着阿哥阿哥的，抱着大哥的腿不让走。山那边的，心肠一软：我就是阿哥了，叫阿哥。

阿哥阿嫂有一个女儿，大我9岁，很喜欢我，经常背着我上学，我咿咿呀呀跟着老师念书，很快适应了山那边的生活。阿哥是个闻名十里八乡的裁缝，做得一手好唐装，这门手艺是祖上代代相传的，地主富人们常来订做，所以生活还不错。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因为这缘故被打成富农，直到姐姐嫁了个穿军装的，又把祖屋捐给公社用，才改回中农。

但好景不长。姐姐随军后，跟随姐夫东奔西跑，与家里仅靠书信往来，连阿嫂过世了也没能赶回来，为此姐姐落下了心病。特别是部队到了海南岛，姐夫所在的建设兵团响应国家号召，所有人就地转业，又赶上大跃进时代，姐姐白天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晚上刚合眼就要去割橡胶，岛上昼夜气温多变，加上思念亲人，姐姐一病不起。

阿哥接电报后一夜白发。平时阿哥挑谷挑水，沉甸甸的，压得扁担弯弯的，时不时来两句小曲儿；现在整天不说一句话，背影都是弯弯的，也推掉了所有说媒的，整天盯着我念书，教育我要做个有出息的人。我也不负他所望，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县中学。

正当我蓄势待发，准备高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罢课，老师被打成反革命，阿哥闻讯后急忙赶来把我接回家，千叮万嘱别去当什么红卫兵反对老师，老师是教书育人的，怎能是坏人。阿哥的手艺，竟在此时派上用场了，每天干完农活被安排缝些标语、旗子和臂章之类。我也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了，负责抄抄写写。阿哥看了偷偷地很痛心，跟我说当练书法吧，我们不害人。后来我被选去演样板戏，拉二胡，与团里报幕的姑娘结婚了，生了你。再后来的事，你都知道的。

以上是父亲的一段回忆。

往下的事，是我的亲历亲见。

阿公(爷爷)用毕生积蓄，修了两间瓦房，我父母带弟弟住一间，我与阿公住一间。白天父亲在村小学上课(此时的父亲因各种原因没参加“文革”后高考，当了一名民办教师)，母亲跟村民一起天天忙着出田挣工分，家里靠阿公带我和弟弟。调皮的我，经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弄得一身是泥。阿公哄睡了弟弟就抓着我给我讲故事，讲《薛仁贵》《孙悟空》等。那时候的孩子哪坐得住，老想着往外跑，阿公不让，我就抓他的手，抓他的脸，把老花镜的一条腿都生生掰下来了。闯了祸，挨了打，老实了些，我又趁阿公和弟弟午睡时翻箱倒柜，当然是轻手轻脚的。在床头有一个籐箱子，平时阿公是锁上的，我偷偷用钥匙打开，里面有些书信之类，还有一件黑红色衣服，短袖，对襟，上面有手绞的一对对扣子，很精美，是一件香云纱的唐装，过节或有大喜事才穿的，阿公当宝贝一样。阿公穿的时候，满屋都亮起来了！他一边听粤剧，一边打节拍，查笃撑!撑！查撑……，我和弟弟跟着一起喊:查查撑……

转眼我和弟弟上了小学、中学，离家越来越远，学习越来越紧张，与阿公交流越来越少。参加工作了，想着给阿公换副老花镜，用第一次领的工资买了一副，阿公的背弯得像稻穗，随时要倒苗的样子，但阿公还是乐呵呵的逗我说，我看土了（意思是快入土了）。身上的唐装，因为佝偻着背，空荡荡的兜着风。我鼻子发酸，赶紧换话题：“阿公，教我绞扣子吧。”“绞了没用，过时了。”“不，现在城里可流行了，”我赶紧说。“真的?我说嘛，老祖宗的东西，始终是要传下去的，现在又是好时年了。”阿公从籐箱子拿出摄子剪子，抻布条，搓揉捏，抖抖嗦嗦的手，此时却像两只可爱的蝴蝶，扑腾腾地飞着，结成一对对精致的盘扣。

回到城里，寻思着设计一件衣服把这些盘扣子缝上，无奈工作、恋爱、生子，一直把这事束之高阁。听父亲说阿公有点迷糊了，走路摔倒了，眼镜也摔烂了。急急回去看阿公，阿公叫父亲给他穿上那件唐装，苍白的脸上架了那副用胶布粘着的眼镜，叫着我小名。还好，还记得我。我赶紧给阿公擦擦脸，换上新眼镜，保证下次来穿上那对扣子的衣服给他看，阿公心满意足地笑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穿上一件雅色旗袍上台领取先进工作者奖，台下纷纷鼓掌，那一排精美的盘扣尤其引人注目。多么值得纪念啊，我准备把这件旗袍珍藏起来。父亲知道后轻轻笑了，怎么跟你阿公一样了？这时我才知道，阿公那件唐装，扣子是父亲绞的。

哈哈，父亲笑了。

爸，我也给你做了一件，赶明儿一起去照个相，留念留念。

好。跟阿公也照一个吧。

于是，在乡下老屋的厅堂，我用手机与父亲来了张自拍，背景墙上，是微笑的阿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