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水而居，是我一直的选择。住在水边的好处很多，看水和感受水是一件美好的事，欣赏水边植物的姿态则是另一件美事。上个周末，我在小区外水边绿道的尽头，发现了一条开满马缨丹的小路。小路的一边是金山湖，另一边是树林和农田。从商业角度来描述，那是一块“尚未开发”的田地。

小路靠向我走过来的这头，是东江新城，有“人气很旺”的三大楼盘。与小路隔湖相望，是房价最高的金山湖片区。这样的半包围态势，靠着小路的这块郁郁葱葱的土地还能存在多久，就不得不令人担忧了。杂生的树木与野花给周边的小区居民带来休闲去处，坐在杂草中垂钓，身边是肆意开放的马缨丹和不知名的草木，而自己装修精美的家就在百米之外，这很能满足成天想“大隐隐于市”的活得不耐烦的都市人。

然而，楼盘指日可待，城市里的乡村处于垂死挣扎中。当高楼在身后拔地而起，小路也将铺上水泥，野生的马缨丹不再是黄昏时的一景，夕阳会洒在新的观赏植物上。湖景，留给了靠路边的一排住户，房产商们把不属于他们的水卖出高价钱。阳光被湖景房遮蔽，楼盘其他的住户需要走出家门，才能更好地享受清风与阳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威廉•H•怀特写了一本书《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提出应该保护得到阳光的途径。怀特是个有意思的人，他提出了“空间权”概念：降低横跨阳光照射路径上的建筑高度，让房产商购买空间权。在高楼遮蔽的住宅和广场如何取光的问题上，怀特提出的是借光，即如果一个建筑在开发方向上给邻居出售反射光，这个建筑的业主可以有阳光权。比如，使用石灰华以及玻璃和不锈钢做幕墙，他们建造的新建筑让城市的炫光指数飙升。

更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三件事。怀特写了这本书；欧美几乎同时出台能源法，限制在建筑物外部装修使用玻璃幕墙；而深圳，大规模的高楼拔地而起，玻璃幕墙炫花了路人的眼。世界总是这么有趣。

天色渐晚，五色的马缨丹慢慢暗淡下去，而与它交缠在一起的大泽兰却越来越鲜明。大泽兰又名白须公，大片大片的白，以铺开的白色幕布的形式将马缨丹的颜色衬托出来，使它不至被夜色吞没。有研究植物的文章说，马缨丹是入侵的植物，明代从西班牙传入台湾，而后入侵东南沿海。由于花很容易开，传播性很强，与本土植物形成恶性竞争，降低被入侵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它的周围常常没有其他植物，排他性非常强。那么，如何解释这些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大泽兰呢？《本草纲目》中说泽兰是兽医常用的药，治牛马生疔。如果马缨丹是有害的植物，那么大泽兰毫无疑问是植物里的“好人”。

马缨丹与大泽兰的和平共处，不又是一件趣事吗？自然之道常常这样，一不留神就给“科学”一记耳光。

高更的画里偶有马缨丹出现。高更用画布描述他的塔希提岛：芒果、木瓜、马缨丹，每一种颜色都达到饱和的最高浓度，而时间的流逝慢得仿佛静止。在我的小路上，时光也在暮色中静止，马缨丹肆意地开，达到“饱和的最高浓度”。高更登上塔希提岛后，他就不再仅仅是一名画家，他以传奇故事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小说家们的视野。毫无疑问，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是其中最好的一部作品。对于高更在挣钱和艺术之间的选择，毛姆写的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

写小说是一件危险的事。塞尚与左拉的决裂，就是源于左拉一个并不成功的小说。他的小说《杰作》据说以多年挚友塞尚为原形，小说结尾画家在画布前自杀了。在左拉主要作品年表上，并没有这部小说的位置。1883年，是应该记入欧洲文化史册的一年。印象派先驱马奈去世，结束了他与那个对他顶礼膜拜的“马奈帮”的纠葛。那一年，穷困潦倒半生的莫奈，终于在距离巴黎80公里的吉维尼小镇买下“莫奈花园”，从此再没有离开。塞尚在这一年认识了蒙蒂切里，从此两人足迹踏遍普罗旺斯。没有塞尚，也就没有“追踪塞尚”的彼得•梅尔，没有今天的普罗旺斯。

还是在这一年，35岁的高更辞去收入丰厚的证券经纪人工作，登上了有木瓜和马缨丹的塔希提岛，立志将余生献给绘画艺术。三年后，他与梵高相识，他们的这段短暂的友谊导致梵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

经历了该经历的一切，在磨难、羞辱、疾病、死亡之后，塞尚，梵高，高更，奠定了后印象派和现代艺术的基础。如今，他们的画一再刷新拍卖行的最高纪录。

此时与彼时，此岸与彼岸，高楼与荒地，城市与乡村，在时空的交错中，建筑用形式在说话，艺术用价值在发言。所有的矛盾与悖谬，它们存在的道，终将被发现，被理解。大道如斯，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