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水而居,是我一直的选择。住在水边的好处很多,看水和感受水是一件美好的事,欣赏水边植物的姿态则是另一件美事。上个周末,我在小区外水边绿道的尽头,发现了一条开满马缨丹的小路。小路的一边是金山湖,另一边是树林和农田。从商业角度来描述,那是一块“尚未开发”的田地。
小路靠向我走过来的这头,是东江新城,有“人气很旺”的三大楼盘。与小路隔湖相望,是房价最高的金山湖片区。这样的半包围态势,靠着小路的这块郁郁葱葱的土地还能存在多久,就不得不令人担忧了。杂生的树木与野花给周边的小区居民带来休闲去处,坐在杂草中垂钓,身边是肆意开放的马缨丹和不知名的草木,而自己装修精美的家就在百米之外,这很能满足成天想“大隐隐于市”的活得不耐烦的都市人。
然而,楼盘指日可待,城市里的乡村处于垂死挣扎中。当高楼在身后拔地而起,小路也将铺上水泥,野生的马缨丹不再是黄昏时的一景,夕阳会洒在新的观赏植物上。湖景,留给了靠路边的一排住户,房产商们把不属于他们的水卖出高价钱。阳光被湖景房遮蔽,楼盘其他的住户需要走出家门,才能更好地享受清风与阳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威廉•H•怀特写了一本书《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提出应该保护得到阳光的途径。怀特是个有意思的人,他提出了“空间权”概念:降低横跨阳光照射路径上的建筑高度,让房产商购买空间权。在高楼遮蔽的住宅和广场如何取光的问题上,怀特提出的是借光,即如果一个建筑在开发方向上给邻居出售反射光,这个建筑的业主可以有阳光权。比如,使用石灰华以及玻璃和不锈钢做幕墙,他们建造的新建筑让城市的炫光指数飙升。
更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三件事。怀特写了这本书;欧美几乎同时出台能源法,限制在建筑物外部装修使用玻璃幕墙;而深圳,大规模的高楼拔地而起,玻璃幕墙炫花了路人的眼。世界总是这么有趣。
天色渐晚,五色的马缨丹慢慢暗淡下去,而与它交缠在一起的大泽兰却越来越鲜明。大泽兰又名白须公,大片大片的白,以铺开的白色幕布的形式将马缨丹的颜色衬托出来,使它不至被夜色吞没。有研究植物的文章说,马缨丹是入侵的植物,明代从西班牙传入台湾,而后入侵东南沿海。由于花很容易开,传播性很强,与本土植物形成恶性竞争,降低被入侵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它的周围常常没有其他植物,排他性非常强。那么,如何解释这些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大泽兰呢?《本草纲目》中说泽兰是兽医常用的药,治牛马生疔。如果马缨丹是有害的植物,那么大泽兰毫无疑问是植物里的“好人”。
马缨丹与大泽兰的和平共处,不又是一件趣事吗?自然之道常常这样,一不留神就给“科学”一记耳光。
高更的画里偶有马缨丹出现。高更用画布描述他的塔希提岛:芒果、木瓜、马缨丹,每一种颜色都达到饱和的最高浓度,而时间的流逝慢得仿佛静止。在我的小路上,时光也在暮色中静止,马缨丹肆意地开,达到“饱和的最高浓度”。高更登上塔希提岛后,他就不再仅仅是一名画家,他以传奇故事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小说家们的视野。毫无疑问,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是其中最好的一部作品。对于高更在挣钱和艺术之间的选择,毛姆写的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
写小说是一件危险的事。塞尚与左拉的决裂,就是源于左拉一个并不成功的小说。他的小说《杰作》据说以多年挚友塞尚为原形,小说结尾画家在画布前自杀了。在左拉主要作品年表上,并没有这部小说的位置。1883年,是应该记入欧洲文化史册的一年。印象派先驱马奈去世,结束了他与那个对他顶礼膜拜的“马奈帮”的纠葛。那一年,穷困潦倒半生的莫奈,终于在距离巴黎80公里的吉维尼小镇买下“莫奈花园”,从此再没有离开。塞尚在这一年认识了蒙蒂切里,从此两人足迹踏遍普罗旺斯。没有塞尚,也就没有“追踪塞尚”的彼得•梅尔,没有今天的普罗旺斯。
还是在这一年,35岁的高更辞去收入丰厚的证券经纪人工作,登上了有木瓜和马缨丹的塔希提岛,立志将余生献给绘画艺术。三年后,他与梵高相识,他们的这段短暂的友谊导致梵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
经历了该经历的一切,在磨难、羞辱、疾病、死亡之后,塞尚,梵高,高更,奠定了后印象派和现代艺术的基础。如今,他们的画一再刷新拍卖行的最高纪录。
此时与彼时,此岸与彼岸,高楼与荒地,城市与乡村,在时空的交错中,建筑用形式在说话,艺术用价值在发言。所有的矛盾与悖谬,它们存在的道,终将被发现,被理解。大道如斯,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