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送母亲去火车站。

白天还晴得好好的，这会，说下雨，就下雨了。绵绵的雨，如飞花如薄雾，空气湿漉漉的，地面水嗒嗒的。让人觉得呼吸，都是滞涩的。

算起来，这是一个月来，第五次来火车站了。母亲、弟弟，还有姐姐一家来我这里过年，大年初七开始，要上班要上学要找工作的，陆续先回。母亲一个人，最晚走。火车站人头涌涌，让人莫名地心慌。我费力地，拖着母亲的拉杆箱，其间，她几次伸过手，要自己拿，被我拒绝了。上车找到铺位，放好行李，稍坐了会，我就下了车。临别前，抱了抱她。显然，这不是我们之间惯常的交流方式，我感受到了她身体的僵硬，还有不自然的表情。甚至，她躲开了我的目光，视线轻飘飘地，落向了我的身后。

回家的路上，雨还下着，伴着雨刮的“刷刷”声，眼前一时清晰一时模糊。地面的积水，反射着两旁的街灯，有了些许冬天的清冷。车里没有音乐，我静静地，体味着一种纷扰的情绪，有不舍、担忧、牵挂，有内疚、痛苦、挫折，还有难以言说的轻松……它们混和着、翻腾着，在我的胸口，让我像醉了酒一般，吐不出又咽不下，难受无比——是的，与母亲的离别，依然如此艰难。多少次，火车站送别（多半是她送我，有时我送她）后，我总是心绪难平，不写下一些文字，不得以平静。如今，我这个已步入中年的女儿，和日渐老去的母亲之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又逼迫着我，在电脑前敲打下这些文字。

我的母亲，似乎总不快乐。姐弟四个，只有我在南方安家，她偶尔来小住。这一次，我想她是打算多呆一阵子，因为她说了，在家里不开心，不想对着她那不争气的儿子，我的弟弟，不想对着整天不吭一声的老伴，我的父亲。这次回去，她还说不打算回家了，要搭车去县城找她的老姐妹去。“唉呀，怎么到老了开始叛逆了，想离家出走啊？逃多远也逃避不了现实呀！”我调侃她，她也笑了，一瞬间的展颜，却驱不散她眉间眼里，浓浓的愁郁。

不快乐的母亲，有她不快乐的理由——生于40年代末，从稍记事起，就在为糊一张口而勤扒苦做，又总不得温饱。她聪明、好强，却没有机会上学认字，经历了所有最坏的时代——战乱、饥荒、文革……嫁给父亲后，他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她带着四个孩子在乡下，忙里忙外；好不容易进了城一家团聚了，生活仍沉重难言，丈夫并不温情体贴。再后来，儿女们都已自立，她和父亲有退休金，不多，也够颐养天年的。偏偏小弟迟迟不婚，上一年还失了业，再次给了他们以沉重的打击。无论我国庆节回家还是她在我这里，她眉头心上，总是沉甸甸的，一再跟我怨懑念叨的，总是弟弟——她唯一的儿子。

我诺诺听着，恨自己不是男儿身，撑不起家族的荣耀与她殷切的期望。母亲大字不识几个，她不曾读过我写的文章，也不明白我读的那么多书有什么意义。但她是爱我的吧？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偏爱小弟，是她，给了我们这些不受待见的女儿们以荫护。工作以后，逢年过节回去，她不让我沾一点家务，劳神费力地，做好吃的菜。每次来我这里，总是“承包”了全部家务。甚而至于，三番两次地，给我钱用。这一生，她已经竭尽所能，把她的光和热，都奉献给了儿女，给了我。

我当然也是爱母亲的。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要体验不幸并不难，我们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痛苦的威胁：身体的衰老和死亡，外部世界的破坏力量，还有，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我和母亲，是我生而为人，所建立的第一重关系，子宫的记忆，母亲的怀抱，那份温暖与安全，是最初的，也是最深切的眷恋。然而，我亦知道，作为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当我呱呱坠地那一刻，带给她的，是失望大于欣悦吧？我肯定早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自小就是最乖的那个孩子——学业一直优异，脖子上挂着钥匙，放学后小跑回家，生炉子做饭……学了多年心理学，我当然早已懂得，曾经的叛逆、逃离，如今的挣扎、讨好，说到底，还是因为，连着母亲的那一条脐带，并没有彻底地剪断。16岁离家求学，成年后远走他乡，一路披荆斩棘，终于打下自己的“江山”。不停歇的奔跑，最终也不过是在向她呼喊：妈妈，看看我吧，我是值得你拥有的女儿呢！

我想起存在主义治疗大师欧文•亚隆博士，在他的自传式小说《妈妈及生命的意义》里，他写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再梦到自己坐在缆车里，向母亲招手呼喊“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此时，他的母亲已驾鹤西去十年。为此他感到惊恐——“难道我的一生都以这名可悲的妇人为主要观众？终我一生，我都想要逃离、躲开我的过去……终我一生，我都追求解放和成长。难道我既没有逃脱我的过去，亦未摆脱母亲？”

逃脱过去，摆脱母亲，这大概也是我穷尽半生，但显然徒劳无功的挣扎。我的母亲，她聪明、能干、热情，是家里的核心，家族的精神领袖；我们姐弟不说，老家的亲戚、邻里往来，都是她一力维系。曾几何时，她也是我的偶像。然而，她也是强势的、控制的、批评的。她总在比较，不知道父亲的沉默与暴躁，和“别人家的老公”有没有关系，反正我呢，从来都让“别人家的孩子”压得喘不过气。稍长大些，我也会反抗，质问她：楼下老李那么好，你找他去啊？！噎得她哑口无言。直到现在，每当她用那种艳羡的口吻说起张家媳妇李家姑娘，我就满腹窝火憋屈无从言说。记忆里的“家”，灯光是昏暗的，电视机声细微不可闻，空气是滞重的。

而今，在灯光明亮、飘散着花香的“我的”家里，母亲沉默地，忙完家务事，蜷缩在沙发里，要睡不睡要醒不醒的样子，眉头紧锁的样子，让我又一次地，仿佛又回到了“她的”家。年初七，我带她和弟弟外出吃早餐，到了桥东，临时起意去喝早茶，知道她怕花钱，去的是一家早茶“大排档”。人挺多，好不容易在角落找了一张桌子，我一边交待服务员收拾，一边示意她先坐下，占个地儿。她却那么不高兴不耐烦，远远地靠边杵着，我一边点餐，她一边还在嘟嚷，不该要肉丸猪脚姜太甜腻……在家里呢，我拖地她站旁边看着，嫌拖把太湿，我做的菜她嫌太淡不动筷子。就算她什么也不说，在她面前，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怎么做，你反正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做不对。

这样的日子，别别扭扭地。家里的内务，我已经彻底弃权，甚至，下了班后不那么愿意回家了。过了正月十五，她说要回去，我内心很冲突。想多留她住一阵子，好好地孝敬她，又分明觉得力不从心，就连靠近她，都那样艰难，更遑论拥抱呢？我到底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与她亲密相处。我来来回回地，挣扎着，感到挫折又痛苦。第二次她提出要回家的时候，我上网给她买好火车票，那一刻，我感到如释重负。我突然明白，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逃跑是没有用的，出类拔萃是没有用的，写文章没有用，学心理学也没有用。在我老了的，但仍然强大的母亲面前，我又一次轻易被打回了原形——那个渴望妈妈认可而不得的、无助又愤怒的孩子！

在《妈妈及生命的意义》里，欧文.亚隆博士把梦的发条转回到了缆车上，与母亲进行了一场“对话”：

“妈，我们得分开——不要相互束缚，才能成为完整的人。这正是我这些书里的内容，也是我希望我的子女——所有的子女过的生活——不受束缚。”

“不受束腹？”

“不是，不是，是不受束缚——无拘无束。我还说不清楚，妈，这样说好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孤独的，这虽然很残酷，却是事实，我们得面对它。因此我希望有我自己的思想和梦想，你也该有你自己的。”

“我希望有自己的思想和梦想，你也该有你自己的。”这，不正是我对自己和母亲所怀的心愿吗？这些日子以来的纠结，终于让我明白，与母亲的分离，对我而言，虽然艰难，却也必须。对母亲的爱，将贯穿我的一生，对她的拒绝，也不会轻易消融。然而，还能怎么样呢？这人与人之前的羁绊，亲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就免不了卷入其中，爱着也痛着，快乐着也悲伤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