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又至，思念如潮。
跪在父亲坟前，默默注视着深刻他名字的墓碑，想起他生前的点点滴滴，悲伤不已，潸然泪下。清风随祭，一缕青烟直上九重天，是不是父亲在天有灵，领走我的一片孝心、一片思念？！
岁月如梭，似水流年。掰指一算，父亲离开我已经三十五年了。父亲离开我时，我正值青春年华，如今我也是白发苍苍了。光阴流逝，时移世易，挥之不去的是我对父亲如斯的思念和感怀。
时光仿佛又回到1979年，那年我负气入伍，刚到部队一个月，还没有完成新兵训练，我和大哥的部队都接到命令要奔赴前线。我们在前线的一个月里，父亲夜不能寐，寝不能安，日日站在村口广播底下仔细聆听前线作战的消息，在报纸上查找我们部队的行进方位和有关伤亡人员名单，看有没有我和大哥的名字，直到当天没有我们的名字才肯回家。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看到我不到17岁就上了战场，内心十分愧疚。他天天祈祷，希望我们能从战场上平安归来，直到
父亲生于1921年，出身于书香门弟之家，念过私塾，一生最喜欢四书五经。空闲时候喜欢看报、读书，知古今轶事，通天文地理，思维灵敏，口才超群。家道中落后，为了生计，父亲在药房当过学徒，做过脚夫，开过染坊。解放后公私合营，父亲由会计一直升任供销主任，任职至退休。父亲做官不大，却一身正气，高风亮节，他做事果断，为人善良、爽直，深受广大干部职工的敬重和爱戴。
1962年，父亲为响应国务院“关于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决定，他在单位争做表率，要求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回农村安家落户。那时大哥大姐才十五、六岁，小哥才五六岁，母亲一人带着一群调皮倒蛋的孩子回到祖父留下的年久失修、家徒四壁的半间老屋。那时恰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饥、疾交加。母亲经常领着正在长身体的哥哥姐姐，上山挖野菜，吃树皮充饥，母亲看着一群饿得饥肠辘辘、无精打采的子女，经常埋怨父亲，他却淡然一笑了之，也许有些自责，但从不后悔。
父亲一生乐善好施，扶贫济弱。1956年，街上一名疯子向过往行人吐痰，被人追打。他一打听是从抗美援朝回来的“特等伤残兵”，因神志不清流落在街头满身污垢，父亲把他安排到供销社属下的一家饭店由专人负责他的起居，指导他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散工作，定期带他看病疗伤，使他生活有规律，提高了生活质量，病情逐步恢复并能基本自理。父亲退休离开单位时，还去叮嘱有关人员照看好老兵，这位老兵流着感激的泪水拉着父亲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精心照顾一名伤残军人的感人事迹，经县委宣传干事向《湖南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一颗金子般的心》的文章公开报道后，在全县供销系统引起较大反响。
父亲一生与人为善、帮抚济困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广为传颂。70年代中期，我家后院有一位无儿女的单身老人，身患重病无钱医治，父亲无偿悄悄给他送钱送粮多年。直到他死后，别人才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我父亲某年某月某日送给他多少钱、多少物，邻居们给父亲简要一算，仅此现金一项就有400多块。现在，这本记录着我父亲一生行善不图回报的小本子，我们作为传家宝教育后人要与人为善。
父亲尊老敬贤，宽厚仁慈。外祖母没有儿子，只生养了我母亲三姊妹，都各自出嫁。外祖母是裹过脚的旧时老太太，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她晚年时，父亲在生活上给予她无微不至地关心，给她挑水、送粮、送煤，日常零用开支全包了，还时常用轿子抬到我家小住。在外祖母60多岁时，父亲省吃俭用，给她打造了一副最好的“千年屋”，做到了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这在我们当地被当作孝顺儿女的榜样传为美谈。
父亲虽然一生经商，业余却对书画情有独钟。他对中国的历代书法颇有钻研。他的钢笔字是脱旧出新，独树一帜。独创出古拙沉雄、苍劲挺拔的书法字体，彰显他的个性。他为自己设计的个性化签名更显艺术的厚重，我们兄弟至今无人能超越。他用毛笔书写的一些条幅和家书，其笔法清新活跃，自由洒脱，每一个字的大与小，收与敛，都恰到好处，尽展书法的无穷奥妙，给人艺术感受。
父亲共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加上过继的子女，一共有十一个。他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是把十几个子女抚养成人，都送进学堂，直到参加工作。他的远见卓识给子女的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学会了明辨善恶，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
我出生时，父亲41岁。在所有兄弟姐妹里，我排行最小，是父母的“满伢子”。但父亲并没有因为我是满仔，就对我十分宠溺。在我入伍之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父亲对我有一丝温情，只觉得父亲很严肃，对我的要求也很苛刻。
17岁那年，父亲即将退休，而我恰好高中毕业，我理所当然的等着顶父亲的职。在我眼里，甚至家族里都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上面的哥哥姐姐们都已工作或出嫁，安排妥当。然而，父亲却让我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顶了职。原因是姐姐没有工作，没有城市户口，她的儿子也跟着没有户口，让她顶职，一切都迎刃而解。
对父亲的这个决定，当时我非常不能理解。顶父亲的职，那是我多年的梦想，现在却如泡影一样破灭。那一刻，我非常愤恨他。那些日子里，我对父亲爱理不理，甚至故意不叫他，这是我对他的无声抗议。
转年，我应征入伍，且奔赴中越前线。在战场上，当我看见身边一个个战友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已倒下。那时，我不害怕战争，不害怕死亡，只害怕再见不到父亲。疯狂的想念，疯狂的自责，我多想当面告诉父亲：我已经释怀，不再怨恨他。
战争结束，父亲特意来部队探望我和哥哥。那时我刚从战场下来，他看到我一切安好，非常高兴，认真地对我说：“你现在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今后的路一定能走得更好、更稳，我对你放心了。”接着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县政府给我们家落实了回城的政策，如果在部队不能提干，回家也有工作安排”。父亲说完把戴在自己手腕上的一块“上海”牌手表摘下来戴在我手腕上，再从口袋里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分给我5块，我坚决不要，他硬塞在我手里说：“你打仗辛苦了，自己买点东西补一下身体”。
这是父亲一生对我说过最动情的话，也是我成年后父亲唯一一次跟我最认真、最严肃的谈话。他等于婉转向我表达了当年他不让我顶职的歉意，这时我才知他也有对子女舐犊情深的一面。一生要强的父亲，在我参战的日子里，不知道受了多少内心煎熬，假若我不能活着回来，他将一生活在深深的自我谴责里。想到这里，我泪雨滂沱，泣不成声。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我没有胆怯过，却在父亲面前脆弱得跟孩子一样，渴望父爱，渴望认可。我很想跟父亲表达歉意，为当年的无知说一句“对不起“。但是，不善表达感情的我，直到父亲离开，都没有说出口。对着他的背影，我给父亲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表达我对父亲最崇高的敬意！
想不到这一次父子相见竟成了我和父亲的永别。1981年7月1日上午，在部队师教导大队参加集训的我，突然接到三哥的电话，他告知我父亲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死亡的噩耗。当我赶回家看到父亲遗容的时候，他就跟睡着了一样，我无法想象他已经永远离我而去，更无法相信这就是他生命的终结。那么刚毅，那么顽强的生命怎会如此脆弱？我跪在他的灵柩前久久匍匐不起，心如刀割，泪如雨下。
父亲走了，留给我的除了那块“上海”牌手表，还有他高风亮节的永恒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雨纷纷，情未了，泪洒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