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的年代里，搞群众性运动是神州大地的一大特色。
运动，本指人或事物的运行转动，可引申为在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规模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
在诸多运动中，除“文化大革命”运动外，文革前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亦同样声势浩大，“运”至全国，“动” 遍城乡。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这些运动已成历史。然而，时光无情，岁月有痕。笔者试图从幼时的模糊记忆（大跃进公社化、四清），以及自身亲历其境的感知中（知青），钩沉这“三个运动”在农村基层的一个缩影，重拾一些碎片式的印记。
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运动，主要表现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浪潮，为谋求生产关系方面的跃进，恣意提高公有化程度，于是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
继1957年8月始开展的“整风”和12月始开展的“反右”运动之后，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按照省、地委的部署，惠东县委于1958年8月31日召开了县、乡、社三级工业干部会议，号召全县人民大办钢铁，苦战100天，完成炼铁3万吨、钢2千吨的任务，由此在全县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9月20日，惠东建立第一个人民公社——稔山上游人民公社，并推而广之于10月底在全县实现了农村“公社化”。
梁化按照部署，于1958年春开展反右斗争，全区共有12位教师被划为右派，占教师总数的9.2%。也就是说，反右、大跃进、公社化运动同在一年展开。反右刚停，大跃进公社化运动接踵而至，此伏彼起。
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梁化也和其他地方农村一样，经历了运动的洗礼，出现了几个“大”的事件。
大炼钢铁。1958年5月，我国提出了钢铁生产“超英赶美”的口号。9月，省委批准惠东为全省钢铁生产重点县，并成立了惠东县钢铁师司令部。全县建成各式土高炉3744座，并从各公社共抽调20万人参加“大炼钢铁”大会战。同时还抽调8500多劳力到梁化、高谭、白花、稔山进山砍柴烧炭，挖矿炼铁。学校也停课投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梁化组成了“钢铁兵团”，由区长陈伯生任团长。于当年秋天集中劳动力五、六千人，在四眉山筑炉挖矿，大炼钢铁。并在在全社范围内，收缴各家铁锅、铁条、铁窗、铁钳等铁器，用来打烂炼铁。笔者那时虽然才五、六岁，却依稀记得有一次，一伙人从我家巷道厨房走过，其中一人发现墙角有一把铁钳，说了句“这里有一把”后，顺手就拿走了。
其时，圩镇、农村到处都有大跃进、公社化的宣传画。记得直到我上学时，在柴行街临到小学的“水咸口”处，有一面很宽的大墙壁，上面还留下有画在壁上的宣传画，画中分别排列有：人骑单车的，坐拖拉机的，坐大汽车的，坐火车的，坐飞机的，最后一幅是两手抱紧趴在火箭上的，那时只朦胧晓得画的是乘坐工具的“快慢”之分，不晓得画中代表的为对比加快“大跃进”的含义。圩镇其他地方以及乡下也有很多相类似的宣传画，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景象。
至1958年冬，境内办起的炼铁高炉纷纷熄炉停炼，1959年春，梁化最大的四眉山钢铁厂下马，历时半年多一呼而上的“大炼钢铁”方偃旗息鼓。
大办集体食堂。伴随着大跃进的兴起，境内取消一家一户的小锅小灶，以生产队为单位（或几个生产队联合）办起集体食堂，梁化人习惯称“大饭堂”。至1958年7月底，惠东全县办起公共食堂2780间，11月，公社实行“吃饭不限量”的粮食供给制度，社员享受到“一日三餐干饭撑到底”的大锅饭。学校教师也同样参与就近生产队的饭堂开饭，梁化中心小学教师则到原和兴楼饭堂开饭。然而，始办的大饭堂仅维持三个月就解散。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1959年又逐步恢复。据统计，至1959年9月8日，全县已恢复了公共食堂1335个，平均每个大队4个。笔者还记得，在1960年困难时期，我母亲被环联大队安排到一个位于“鸡行”公共食堂做厨工，我曾几次因为肚子饿找母亲，但不敢进厨房，只站在食堂对面的“鸡行”边，母亲总会先告诉厨房同事一声后带出番薯、芋仔等一些食物给我吃。有一次，母亲从厨房带来蒸好的一瓦钵热气腾腾的米饭，并淋上一点生油和鱼露捞拌一下，真是太好吃了！境内的公共食堂，直到1961年体制下放时，才陆续解体。
大刮“浮夸风”。 浮夸风是1958年至1960年间大跃进时期的产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在大跃进过程中，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虚报高产的事，大家都纷纷来“放卫星”，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惠东境内也一样，早在公社化前夕的1958年8月，惠东明星等5个农业社就提出实现晚稻亩产1万斤，争取2万斤，在全县开展竞赛活动。公社化后，一方面在种植上掀起“深翻改土”高潮，推广“双龙出海”插植法。同时在收成时，从下到上喜欢报大数，梁化公社有的地方还将几块田成熟的稻禾移到一块田去报产量，以此实现亩产超万斤。由此类推测算，全社粮食总产量可达5万吨，皆大欢喜。如有说实话的，就被认为是右倾保守，可随时召开会议进行批判。
“大一统”编制。公社化之初，公社劳动力实行军队编制，按编制组成班、排、连、营、团等单位，公社可以统一指挥调动。对劳动力进行无偿调拨。时梁化公社设团，下面共分6个营，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或集会吹军号，代替以往的吹哨子。公社推行“大锅饭”，按人供粮，吃饭不要钱，甚至一些连、营（生产队、大队）的粮食吃空了，也可到有粮的连、营挑粮。结果越吃越空，都吃空了，大家只好饿肚皮，一个劳力每天只配给口粮2两米。
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出现的大冒进、大锅饭、浮夸风和“共产风”，再加上遭遇自然灾害，给农村经济造成极大损害，群众生活急转直下，曾一度被严重饥饿所困。据1959年7月统计，惠东出现营养性不良水肿病3719人，梁化人称这种病为“黄肿病”，后大都经综合治疗得以好转恢复。
然而，不可否认，此时期群众朴素的建设和劳动热情，曾一度被刺激而涌动起来，境内有些事也发生了变化。1958年，梁化巩固完善了1956年修筑的花树下水库的设施，大规模修筑水利设施，开沟排泉，改良土壤；开辟了鸡笼山林场（梁化公社林场）；创办了农业中学（1960年解散，1966年复办，1969年解散）；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全社拥有完全小学19间，学生3085人，教师125人，其中公办94人，民办31人；共办有幼儿园21间，幼师50人，人数1550人，分大中小班（1960年解散）；创办了梁化卫生院，面积300平方米，医务人员39人；因建新丰江水库，梁化共接纳安置河源移民1300多人移居埔仔等等。尽管其中不少因受大跃进影响,存在数量多、质量差的问题，但其为今后的调整和长远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尝试和奠基作用。
1961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标志大跃进运动正式结束。人民公社体制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时才被撤销改制。
“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又称“小四清”），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又称“大四清”）。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
1963年9月，惠阳县委（时惠东已并入惠阳县）抽调7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在稔山开展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小四清”）试点，随后在各公社铺开。1964年9月起，又组织工作团分团到县内各公社，分期分批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大四清”）。1965年7月，恢复惠东县建制。紧接着又于8月在平山、梁化、白花公社铺开“大四清”运动，至1966年4月“文革”开始前，才撤销了派驻各公社的“四清”工作团分团，结束了整个“四清”运动。
梁化公社于1965年8月开展“大四清”运动，县委派出“四清”工作团梁化分团，下分成各工作队，分别进驻农村各大队、生产队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时任梁化分团团长陈亚峰，副团长钟志宏、曾少辉，之后又调入徐汉忠任副团长。当时，各级党组织均由“四清”工作队主持开展工作。派驻生产队的“四清”工作队员，与同队社员实行“三同”（同食、同住、同劳动），分别定点食住于社员的家，工作队员食住的这个家也叫做“三同户”。
“四清”运动期间，先后有两位工作队员食住在笔者的家，我家分别成为两位“四清”工作队员的“三同户”。其时，梁化圩镇不少家庭为“半居半农”的特殊组合，即家庭成员中，既有生产队的农民社员，又有居民或职工。我的家也属此类型，父亲、姐姐和我属居民，母亲和妹妹属农民。工作队员是母亲所在的环联大队红卫生产队安排到我家食住的，母亲当时是生产队的贫协组长。1965年8月17日，第一位工作队员住进我家，他名叫汤就，退伍军人，家在惠州城区（后来他成为我的姐夫）。他不但与我家“同食”，家里还安排一间房给他住。两个多月后工作队调整时，他被调到同大队的新围仔一社员家食住。我家又迎来一位年轻的工作队员食住，他名叫黄冠雄，年约十七八岁，惠东新庵人，他吃在我家，住在同一座周氏祖屋的另一间房，与工作队队长共房。那时我在惠州读惠阳高级中学实验初中班，放假回来才见到他，并把他当作我的大哥，一起同桌吃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与生产队社员同劳动或参加工作队会议回家吃饭前，口里总是哼着歌曲，其中最常哼的一首是《丰收歌》，脚没踏进门，“麦浪滚滚闪金光……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的歌声就轻柔地飘进屋来。我因在外面读书很少回家，我母亲把他视为亲儿子一样，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照他，使他深受感动。“四清”结束后，黄冠雄被安排到县里一个单位工作，他经常给我家写信，问候我父母，并专门请我母亲上县城，很好地招待一番。
境内“四清运动”，主角是工作队，主体是社员群众，依靠队伍是贫下中农，清查对象是有问题的农村基层干部。队干部有问题被清查时叫“下水”，对象经过清查没问题的，或有问题的交待清楚、端正认识且退赔改正表现好的，叫“上水”。对于不合适继续工作的干部，由工作队和大家选出来的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主持日常的生产和开展工作，条件成熟时进行组织调整，选出了新的队干部。新上来的大、小队干部以贫下中农、复退军人为主体，根正苗红。工作队在领导大家搞运动的同时，也和社队两级新干部一起研究发展生产，带领大家改造荒山野地，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发展农业。运动期间，还开展宣传教育、访贫问苦、破除封建迷信和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进行斗争批判等活动，并对“四不清”干部进行批斗，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同时也使境内一些有价值的文物遭受损害。
运动后期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以及对城镇非农居民阶级成分的新划分。梁化农村的阶级成分基本上在土改时已划定。土改划分时，主要是依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级。至土改复查时，又对划分的成分进行复审确认。故这次“四清”运动中仅进行重新登记。但城镇中的非农居民，土改中没划分，因此划分非农居民阶级成分“四清”运动后期的一项主要内容。城镇非农居民阶级成分划分，主要依据解放前尤其是解放前三年的家庭经济来源、生活状况等标准，划分的成分比较复杂，主要成分有资本家、工商业地主、小土地出租者、小商、小贩、自由职业者、贫民、工人等。划分过程分三次上榜张贴公布，其中第三次为最后一榜划定。我家因是“半居半农”，解放前三年做点小生意，加上父亲的一些历史问题（“文革”期间父亲也因此被关押清查），我家成分最后被划定为小商。
划分阶级成分时，我正在惠高念书，是班里最早几个入团学生之一。“文革”爆发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学校学生也划分“红五类”、“黑五类”子弟。学校各班选学生（红卫兵）代表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时，本来我很有希望被选上，但被“小商”成分一划把希望给“划”掉了。据说，原因是小商相当于中农、上中农成分，与上北京代表必定要“贫下中农”出身和家中“三代历史清白”的条件相悖，最终，班里选出贫下中农出身的徐寿如、李确新两位同学加入学校的上京代表行列。“唯成分论”的推出，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前途，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尽管之后也推出了“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并把“黑五类”子女称为“可以教育好子女”，但阶级成分始终如“孙悟空头上的金刚圈”一样，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套钳制工具，挥之不去。所有这些，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彻底改变。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早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60年代初掀起初澜。“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知识青年上山乡运动，席卷全国，掀起狂澜，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文革”期间，各地均建立了知青工作领导机构，领导和统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惠东县和各公社也成立了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由县、社革委会统一领导。境内知青下放主要有三种类型：知青插队落户；成户居民下放；举办知青场。
1968年下半年，惠阳专区分配给惠东知青上山下乡安置人数2800多名（其中广州知青1100多人），分别安置到平山、白花、梁化、多祝等公社。是年12月，又掀起一股知青上山下乡热潮。截至1969年3月，全县下乡知青已达2800人。随后，专区又分配汕头知青和居民2965人下放到惠东。1970年秋冬，结合实行“人口战备疏散”，下放城镇居民、部分职工及随家子女到农村（1980年安排回城）。到1971年3月，全县共有上山下乡知青8100名，人口战备疏散人员272户759人。
梁化公社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于1968年秋拉开序幕。当年梁化籍离校的中学生共16人（笔者是当中的一个），于1968年11月打起背包、携带行囊分赴各乡村插队落户，成为境内首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此前，公社在位于大街的居民大队部举办了首批下乡知青学习班，16个青年学生相聚一起，吃钵仔饭，享公家餐，少年不知愁滋味。记得当时大家的感受是，既轻松，又好奇，亦带几分无奈。这批下放的16位知青，来自不同学校，笔者来自惠高，一位姓陈的来自横沥中学，其他14位均为梁化中学学生。另梁化圩镇还有两名读惠高（比我高两届）的居民学生，被直接安排下放到沥林公社，没回原籍梁化安排下放。
梁化首批知青，实行自愿组合、统一安排下乡插队落户。一般是二至四人编成一个知青小组，分别直接下放落户到一个村。我比较特殊，因我家属“半农半居”式家庭，公社照顾我，把我下放到母亲所在的生产队——环联大队红卫生产队，下乡不离家。我清晰记得，1968年11月25日是我下放的第一天，时值秋收季节，当日，我第一次挑起大禾桶和打禾架，头带斗笠，走出家门，穿过柴行街到田里去，和同队社员一起收成晚稻。我也难忘，这批学生下放时，每人可分到配给的蚊帐被褥等生活用品，因我“下放不离家”没这份享受。生产队老队长黄料带着我，曾几次到公社知青办要求补发一张蚊帐，均未获许拿到。之后的一些什么知青补助也多被忽略，只记得发过有一两次知青修房补助。今年春节期间，一位梁化老朋友马少青跟我说，他为其弟补办知青入社保手续时，曾到县档案局查档。看到知青档案中我的名字栏里，登记有一次的知青修房补助，金额为30元。其他的概被淡忘了。
我们这批知青，拉开了梁化下放的序幕，之后此举连番登台。1968年冬至1969年，广州知青、汕头知青也先后来到梁化插队落户；1970年下半年，因应“人口战备疏散”，梁化组织成户居民下放农村，其中不少是职工家属。一时间，梁化本地知青、广州知青、汕头知青和梁化成户居民,往往相处在同一个农村大队，和当地农民融合在一起，在当时的农村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员群体现象。1971年，笔者在马安岭大队小学附设初中代课时，就看见一些汕头知青经常来学校打乒乓球。与我同一生产队几位来自广州的知青，住在队里保管间后面的张屋，后来听说其中一个姓张的知青，偷渡香港时失了踪，队里社员再没见到过他。1972年我到晨光大队小学当民师，在我所任课的附设初中班学生中，也有一些是梁化圩镇成户下放的居民家属子女，当中有国营粮所职工子女，也有社办企业职工子女。我的朋友马少青一家近10口人被下放到四眉山大队，其父亲是梁化供销社职工，母亲是梁化百货商店职工。在马少青结婚前，我还用单车帮他从圩镇运送家具，到四眉山他们新落户的家。我的另一位朋友严达福，是梁化群联（育民）大队人，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他有幸找了个广州知青当老婆，后来知青老婆回广州安排了工作，老公也在广州找了份不错的工作，一家子也带到广州安家落户。下放县内其他地方的广州、汕头知青，后来大部分也回原籍地安排就业，也有不少在惠东安家定居，其中有的分别当上了县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县农机局局长、县新华书店经理等。
随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入开展，以及城镇应届毕业居民学生的逐年增多，境内开辟了另一种知青下放安置的途径和平台——以公社为单位集中举办知青场。梁化在位于往横沥路边的罗庚排办了间知青场，名为“梁化罗庚排知青场”，并于1974年2月首次迎来了梁化中学毕业的28位城镇居民学生，他们成为第一批集体落户知青场的梁化知青。之后，知青场逐年分批接纳本地中学毕业的知青，至1976年，场里已拥有知青近130人。为减轻罗庚排知青场的压力，是年还从中分流一批知青，到新办的位于梁化屯白泥坳的甘蔗知青场。1977年秋冬之后，梁化两个知青场的知青先后逐步被安排离场工作。职工家庭的子女，大都照顾对应安排到其父母职工所在的单位工作，闲散居民子女公社尽量安排就业，也有一些自谋职业。至1978年，知青场基本解散；1980年，成户下放的居民家庭，也整户得以安排回圩镇，恢复居民户口；本地和外地的知青也逐步得到安排，分配一定的工作。一场特殊岁月的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由此划上了句号。
以下为选自特殊岁月的几幅宣传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