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世纪50年代末期至“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极度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各种物质都非常匮乏，以致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都要凭城市住地家庭户口簿核定的常住人口、按年龄大小及其职业工种，发给有关购物票证、限量供应，过期无效。而有些紧俏商品，如自行车、家庭用的缝纫机（衣车）、手表及半导体收音机等，则被视为高档消费品，一般居民群众是领不到票证的，只由物资供应部门每年发放少量票证到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去，再由该单位召开会议经大家讨论通过后，由少数幸运者获得票证才能购买。而某些掌握物资分配权的单位领导或有关人员，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除满足个人需要外，还分别送给其亲友，从中拉关系，做人情，达到索取回报的好处，有的甚至倒放到市场去黑市交易，牟取暴利。而一般无权无势的群众，而又急需上述物资者，只能通过“走后门”或在市场上高价购买黑市票证这两个渠道才能如愿以偿。否则，只能望门（物）兴叹，徒呼奈何而已。

由于工作与生活的需要，在那个年代里，惠州城内曾一度掀起了追求“三转一响”的热潮。所谓“三转”，指的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是指当时最时兴的半导体收音机（包括座式台机及手提式挂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与当年的社会环境、生活状况有很大关系。首先，以自行车来说，当时惠州城内比较流行的有两个牌子单车：一种是上海市自行车厂生产的凤凰牌车，另一种是广州市自行车厂生产的红棉牌载重车。前者是全国名优产品、质地上乘、车身轻盈，造型美观，价格较高，售价165元，因其供货量少，不易购得到，物以罕为贵。当你骑上一辆凤凰牌单车上下班时，路人都会以仰慕的眼光，刮目相看。而车主们在心理上亦感到莫大喜悦，似乎“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有本事，虽然投资付出较大，但物有所值。至于后者，则车身较为笨重，但质地牢固，不易损坏，且价格比较经济实惠，每辆售价仅120元，其最大优点是可以运载货物，负荷二、三百斤重物，亦承受得起。当年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城内凡家庭中有劳动力者，都有砍柴割草的习惯，自力更生，以减轻家庭的生活开支，特别是每逢星期天及其他节假日，上班一族（包括机关干部及工商企业广大职工）都会充分利用放假期间，全家大小总动员，齐齐出动到近郊的荒山野岭去砍柴割草、扒松毛等。这时候红棉牌载重单车正好派上用场，发挥其威力，因此深受群众欢迎。

其次谈到缝纫机，在一个小家庭中，其作用亦很大，由于当时人们穿着的衣服全部要凭票供应，成年人每年发放布票仅1.26市丈，小孩为8市尺，而做一套成人中山装衣服，便需耗用布料1.8市丈，而其他针棉织品，如内衣裤、毛巾、被袋、卫生衣等等生活御寒用品，亦同样凭布票才能购买，根本是供不应求，人们只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过日子。在当时家庭中，无论是大人或小孩，衣服破烂了，便自己动手，找些旧布碎缝补好了便继续穿着，不可能每年添制新衣。所以，对于缝纫机一物，如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都争着购买使用，同时亦可免去请人修补衣服的一笔额外经济负担。当年我国缝纫机名牌是上海市生产的“上海牌”衣车，每部售价150元，质量全国第一。其次是广州市生产的“华南牌”衣车，价格较为经济，每部售价100元。但在当时形势来说，大多数家庭都属于低收入者，工资不高，即使幸运地分配到购买衣车的票证，亦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筹集到这笔资金。

再其次，谈到手表问题。当年惠州城内亦有不少进口走私手表黑市交易，但价格昂贵，一般低薪阶层者是不敢问津的。而在国产手表中，以“上海牌”手表最佳，每只售价100元，其次是广州的“五羊牌”手表，每只售价80元。手表是个计时器，对人们日常生活起居作息，掌握时间，均有很大帮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每个家庭均购有时钟，自己戴不戴都满不在乎，但对于年青人来说，为了追求时尚和贪图方便，则非买不可。

最后谈到半导体收音机。在那个年代，文娱活动节目内容非常单调和贫乏，除了看电影以外，市内很少举办文艺晚会或戏剧演出，惠州电视台1971年才开始转播节目，以致当时亦看不到电视文娱表演节目，人们的文娱生活相当枯燥。如果在一个家庭中，能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特别是那种手提式的，挂在肩膀上或放在挂包里，只要有空，打开按纽，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听到时事新闻，戏剧歌曲、相声、讲故事及体育运动等节目信息，内容丰富多彩，令人心旷神怡。在当年来说，亦算得上是个人娱乐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之一。其中，进口手提式半导体收音机质量最佳，每台售价二三百元，一般人是消费不起的；而国产座式的每台亦需近百元，由于不是生活必需品，一般家庭或个人亦舍不得花钱购买使用。

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人们对“三转一响”虽有所追求，但在现实生活中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全部购齐上述四件商品，约需投资五六百元，对现代人来说，即使是普通的打工一族，亦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那个年代里，一般干部职工，人平每月工资收入仅得四五十元，既没有奖金收入，更谈不上发放任何生活补贴。而当年的学徒工，每月工资仅得15元。一家数口仅靠四五十元工资收入维持生计，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欲想筹备五六百元购买上述“三转一响”，简直就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而当年有能力全部购齐上述“三转一响”等生活用品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家中有亲人在海外或香港、澳门等地经商，有较多的外汇收入支援，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充裕；二是机关企业的主要领导，工资收入较高，有一定积蓄。至于一般干部职工或居民群众，平日省吃俭用，能筹备一笔款项购回一辆自行车或一台缝纫机使用，便心满意足了，根本不敢奢望那不切实际的追求和享受。

时过境迁，现在人们生活越过越好，回忆当年的窘景，真是令人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