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义仓在抗战胜利后虽然已成一堆破砖烂瓦，在地平线上消失殆尽，但老一辈惠州人的记忆仍然是沉甸甸的。我家的门牌是大菜园13号，义仓的门牌应该是12号，或许也是13号。因为我家本来就是义仓的房子，是劫难中之仅存。我生于斯长于斯，义仓的记忆是沉重的，也是岁月难以磨灭的。

惠州府城南端横亘着一座山，从东面城墙到西面城墙，叫银岗岭。山体向西延伸遇见城墙，于是忽然一个急拐弯向北缓步而去，在拐弯处形成一个山坳，这就是惠州义仓的所在地。

义仓其实就是粮仓，是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粮仓。春秋战国时伟大的思想家墨子就曾说过：“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在这种储粮备荒思想的影响下，就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政策措施——仓储。而义仓这词，据说最早出现于西汉。最为明确的史书记载有隋开皇三年（583年）长孙平传“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还有一个更明白的说法：“以丰年富户之有余，济欠岁穷黎之不足，以一邑所余之粮，仍归一邑之民用。”这种由官府主导面向穷苦百姓的义举很受百姓的拥护，各朝各代的具体做法可能有所不同，但义仓这一制度一直普及开去，延伸传承下来。旧时，惠州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客观上呼唤着义仓的存在，惠州义仓的历史也应该是悠久的。

惠州义仓最早建于何朝何代难以考证，但最后的义仓建于清代（有说建于清光绪年间）是毋庸置疑的，这，我听老人们说过。我小时候也有爬入那阴暗肮脏地下室去“探险”的经历，发现一些清朝有勇字的服饰和帽子等器物可以佐证。

虽然我那时还很小，惠州义仓基本完好的，形状我是熟知的，它是一组雄伟的建筑。在银冈岭南面山体和西面山体的围拢下，在山底高地上矗立着五座建筑，其中南北各一座，西面并列两座是粮库，东面是办公生活建筑和门楼。没有围墙但这些建筑首尾相连形成整体，建筑厚实的墙体比一般围墙来得坚固和安全。在这些建筑物围拢中间，便是一个偌大的晒谷场。所有建筑物青砖密缝一溜到顶，四个粮库是主体，有十多米高，上有天窗下有地下室，或者叫地下隔空层，约二米多高净空，有一半在地表之上，设有地窗，便于对流。粮库墙体非常厚实，可能有半米多厚，库房内地面用两寸多厚松木板铺就，达到隔热，通风，防潮，防静电等的效果。东面的建筑相对简单，是办公和管理设施，但有一座雄伟的大门向东朝向，有一条宽阔的石板路进出通道，门是两扇约1×2.5米的双开厚重实木大门，两个闪烁着亮光的大门环，宽厚而雄伟的麻石门框和一对方形门墩，一切都显得很有气派。从外面宽阔的石板路踏上石阶进得门来是宽阔的门廊，来办事的人在这里等候接待，挑夫轿夫们在这里歇脚纳凉。门廊的左面是办公窒，是一座两层小楼，拾级走上台阶便是二楼的办公大厅，右面就是我家。我家的位置就相当于现在机关大院的门房（传达室，门卫之类），三分之一在义仓大门以内，三分之二在义仓大门以外，但它是惠州传统的住家结构，有天井，有厅厦，有左右厢房偏房，厨房等。在宽阔的厅厦里有神楼，供奉祖先的神位。义仓大门之外有独立的大门，正对着银岗岭，坐北朝南。义仓大门之内部分另有偏门，正与办公楼的门相对。义仓外面筑有一口塘，一年里头大多塘水丰满，但不会内涝，有调节水位的排水渠道。旧时，虽然惠州是多水灾的城市，义仓在山麓之下，地势较高从没有漫仓的记录，而塘却是极好的防火设施。我小时候仍然看见过义仓双人手压式灭火机。显然，安全对粮仓是至关紧要，不但有兼职消防队员，而且还有士兵把守。在义仓的西面两个粮库之间，沿山坡的石级，拾级而上在高处建有一神坛，供奉义仓的保护神。都说水火无情，但水和火并没有将义仓置于死地，倒是上世纪初多次战争中一次次摧残，最后毁于一旦。

惠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辛亥革命以来就战事连绵不断。其中就有四次在近代史上著名的联军和国民革命军东征战事。这些战事中心是惠州城的攻防战。当时盘踞在东江大片地方的陈炯明，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惠州这块宝地的险峻，挑战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和国民政府，引起历时数年东征讨伐战争。惠州是陈炯明的发祥地，大有死守到底的气势。陈炯明派出了他的得力悍将杨坤如、叶举、骆凤翔坚守惠州城。第一次在1923年，惠州被联军围攻达五个月之久，但联军终归未能奏效而退去，至于城中缺粮造成城中混乱和死伤也很惊人。这一次战事彰显了被围困城市中屯积粮食的重要性，而惠州义仓在当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次在1924年。守将杨坤如得到援军解围，里应外合，联军不得不撤围而退。第三次在1925年，以国民革命军名义东征惠州。这次改用策反和分化瓦解惠州守城军的策略，策反了守城军参谋长骆凤翔，这次战事以国民革命军的胜利而结束，但不久又被杨坤如重新占领。第四次是同年10月，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学生军为骨干，东征，围攻惠州城。最后经过三十多钟头激战，在双方均有重大伤亡的情况下，攻陷惠州，守将杨坤如负伤逃窜而告结束。这次国民革命军是有备而来，其时蒋介石在飞鹅岭设置炮位，命令以密集的炮火攻城。而义仓和义仓旁边的城墙的直线距离最近，是守城方的命门和死穴，炮弹连珠般纷纷落下。守军也不示弱，在银岗岭山顶架炮还击。我小时候看见义仓废墟上有废弃的炮筒，大人说那是打坏了的炮筒从山顶滚落下来的。后来我家在池塘边种菜，每年冬天挖池塘的泥给地增肥，常常挖出炮弹壳甚至有臭弹，大人说那是飞鹅岭飞过来的炮弹落在池塘里。义仓虽然有城墙和银岗岭双层屏障，又有守城将士的拼死抵抗，但被炮弹命中实难幸免。西面的粮库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应该说还未到灭顶之灾，但义仓也就从此一蹶不振。

最大破坏是抗战时期。从抗日战争开始，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机经常空袭惠州，每次都少不了投下炸弹，义仓惨遭破坏。在1943年后，我已经有印象，义仓西面两个库房已成一片废墟，南北两库和东面门廊均已中弹，但还保持基本完好形状。我还清楚记得，我经常带弟弟在门廊里玩，那曾经是办公的地方已住进了难民，其中有一家只有父子俩，其父起早贪黑在外讨生计印象寥寥，其子印象深刻。大概也就是比我大两岁，每天守在家里做饭等他父亲回来，偶尔也和我们一起玩，这么小就会操持家务，正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来了一队国民党兵把他们赶走，是一连队，一百五六十号人。连长占据着办公楼，原来的办公大厅就成了连部，士兵在南北两个大粮库里打通铺。那时排长以上的可带家属，三个排长的家属住在北面粮库，用布条一隔自成一统。晒谷场成了士兵出操场地，不是单调乏味的口令声就是扰人听闻的喧嚣。连长整天在他的办公室骂街，这一个连是广东兵，奇怪的是有一个说北方话的参谋，连长和参谋经常对垒，鸡同鸭吵，不亦乐乎。一天，一个排长据说是生活无奈在外面偷东西被抓，押解五眼桥枪毙，连长又在骂街，排长的老婆带了一个比我还小一截的孩子，在连长和参谋面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又哭又闹，连长参谋比手划脚叽里咕噜，吐沫横飞。孩子小还不懂事，不知眼前发生了什么，拉着他妈的衣角，睁着大眼睛既茫然又惊恐，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

1944年下半年，日寇的空袭尤为激烈，义仓的门楼和办公楼都毁于一旦，我家在义仓大门里面部分被完全炸毁。本来我家挤挤的住了三房人，我三叔一房不得不搬出义仓另觅居所。

1945年7月，那时日寇还没有投降，我家从逃难回到家里，睽别半年多的义仓眼前景象惨不忍睹，除了一片残砖败瓦，就是杂草丛生，义仓已荡然无存，而在晒谷场的中央炸开了一个数米大的炸弹坑，晒谷场也就从此殆然消失，这炸弹坑形如句点，义仓也就从此划上句号。

在义仓的西南面，也就是银岗岭向北拐弯的山体上有一座建筑，叫斋堂，主体是一座二层殿堂的建筑，殿前开阔的天井兼院落，养有盘花弃草，优雅，清静，敞亮，门外顺着山麓而下是一片园林，是一处不错的地方。之前，斋堂是妇女出家念经修行的处所，经过连年战争，早已人去楼空。但是奇怪的是与义仓的粮库只有一条半米宽的冷巷之隔，当义仓的粮库被炸得稀巴烂的时候，它却岿然未伤。于是在日占时期就成了日军机关，或者是较多军官扎堆的地方。在义仓变成废墟之后，多了一条到西湖的便捷通道，那就是越过义仓的废墟穿过斋堂的园林就是邓庄。我家逃难回来后，经常看见挎有长长佩刀的官佐在那里出入，甚至有的日军军官从山上下来，抽出长长的佩刀，摆着砍杀的姿势耀武扬威。在五、六月间一次盟军大举轰炸惠州时，很可能把轰炸日军机关的炸弹落在义仓破败建筑废墟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