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佩兰与惠州：罗浮存吾咏，湖月照文心

邹永祥

在岭南诗坛三大家书写惠州的篇章里，屈大均以遗民之笔，为罗浮、丰湖烙下深沉的家国之悲。落到梁佩兰笔下，则是完全别样的人生际遇与诗文格调。梁佩兰，字芝五，号药亭，南海人，是三家之中唯一跻身翰苑的文士。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近六旬始登进士，入翰林院仅一载，便乞病辞归岭南。此后执掌岭海诗坛，广结文社，《清史列传》载：“是时岭海文社数百人，推梁佩兰执牛耳。”

梁佩兰著有《六莹堂集》。词作被誉为清初粤词大家；诗作意境开阔，功力雄健俊逸，为各大诗派一致推崇。他亦善书法、绘画。书法以行书见长，结体浑厚沉朴，别具风格，是清初岭南书坛的佼佼者。

《六莹堂集》(梁佩兰撰)

他数次踏足惠州，徜徉于罗浮云岚、丰湖烟波之间，留下涉惠作品约一百一十五篇。不同于屈大均以血泪寄情湖山，将惠州作为遗民精神的归泊之所，梁佩兰笔下的惠州，褪去了鼎革乱世的切肤悲慨，更多呈现出清初文人舒展从容的审美观照。罗浮的峰峦、丰湖的皓月，在他的笔底化为岭南乡土的精神镜像，为惠州镌刻下一抹温润清朗的文学印记。

他与惠州的缘分，并非仓促一过的游赏，而是山水与文心的彼此映照。他数度登临罗浮，纵览四百三十二峰；泛舟丰湖，与郡守乡贤诗筒往复。咏罗浮，“况支蓬莱一左股，金陵地肺遥相连”（《惠州王紫诠太守筑罗浮子日亭落成作歌寄之》），以胸中眼界打通南疆名山与海内胜境；眺鹤峰，“北城高拥鹤峰孤，千载人犹揖大苏”（《饮鹤峰赋赠》），于湖山之间承接前代文统。山水触悟文思，文心复照湖山，“仆本岭海士，读书向罗浮”（《赠高澹人学士》），罗浮于他而言，早已不是远方的游览胜地，而是岭南士子精神寄托的载体。这些吟咏惠州的篇章，没有激愤的呼号，却以平和浑厚的笔力，将罗浮、丰湖的文学形象推向整个中原诗坛。

一、罗浮四百峰下的诗性留痕

屈大均于《广东新语》之中详录罗浮的山川风物，梁佩兰则以七十余首罗浮纪游诗，为这座南疆名山铺展一轴文采斐然的诗画图。康熙年间，他数次登临罗浮，自冲虚观古梅，至五龙潭飞瀑，遍历通天岩、飞云诸胜；又与冲虚观、华首台、石洞院一众方外之士多有往还，如道士杜阳栋，僧人尘异、离幻和尚，写下《望罗浮》《罗浮蝶歌》《冲虚观古梅行》等多篇力作。

在屈大均笔下，罗浮云雾聚散，处处寄托兴亡身世之感；而到梁佩兰这里，罗浮褪去了遗民的悲情符号，成为可亲可近的乡土家园。

“罗浮吾家山，归去事陇亩”（《赠浮村和尚次原韵》），一句慨叹，把中原士人眼中荒远的岭南大山，化作岭南文人魂牵梦绕的精神原乡。其《望罗浮》写山间日出：“红盘烂烂烧翠树，玉女晔晔开云楼”；描摹山海群峰：“倒落金银台，挂起珊瑚殿，鱼龙跳峰头，蝴蝶飞水面”，笔底尽是南国山水鲜活蓬勃的气象。

这一批诗歌随《六莹堂集》《岭南三大家诗选》流播海内，让天下文士知晓：岭南并非只有瘴海蛮烟，尚有罗浮这样可与五岳比肩的灵秀山川。“红盘烧翠树”的罗浮，“黄塘坐明月”的丰湖，借着梁佩兰的诗名，成为南北诗家熟知的岭南文学意象。

《六莹堂集》(梁佩兰撰)卷四:《望罗浮》

二、丰湖烟月里的文苑雅交

如果说罗浮安放了梁佩兰的山林襟怀，那么惠州丰湖，则成为他卸却官宦拘束，与同道酬唱往还的雅聚之地。辞官南归之后，他多次泛舟丰湖，既造访泌园主人叶维城，也与惠州知府王煐诗文相酬，留下不少流传于岭海文坛的文人佳话。

同样与王煐相交，他与屈大均的情谊有着截然不同的底色。屈、王之间，是遗民与守土官吏超越立场、生死相托的知己；梁佩兰与王煐，则是纯粹以文才相重的士大夫之交。王煐于罗浮绝顶筑子日亭，梁佩兰寄长歌相赠，有“何人筑亭在其下，循州太守今豪贤”之句，以诗文呼应太守营建名山的雅举。王煐编纂《忆雪楼诗集》，延请梁佩兰为之作序，梁佩兰盛赞其诗“清而不寒，丽而不靡，有陶韦之致”；王隼编刻《岭南三大家诗选》，王煐为之作序，评梁佩兰诗文“良金美玉，韬锋敛采，温厚和平”，二人彼此推许，重在诗文品格上的惺惺相惜。

客居惠州之时，梁佩兰常泊舟湖上，与本地名士叶维城、一株上人等月下对坐。其《丰湖留别罗颢甫》云：

坐沉鱼下影，看尽鹤高飞。

孤月照将寂，寸心言共微。

不见鼎革之际家国身世的哀鸣，唯有知己相逢，万物归于静穆的安闲。

丰湖黄塘一带烟月佳胜，他以“野僧住黄塘，山钟叩湖烟”（《王令诒归云间即北赴铨补赋六章为别》）摹写湖山清旷之致；送别罗浮诗僧一株上人赴丰湖，他复作《送一株上人之丰湖》：

我爱罗浮蝶，飞飞不可从。

仙人日散发，戏蝶在高峰。

师去住峰下，月光吟水龙。

遥空发三叹，湖断一秋钟。

于梁佩兰而言，惠州湖山，不是避世逃祸的穷途，而是一代文人安放情志、领受清欢的一方天地。从“湖断一秋钟”的幽远禅意，到 “寸心言共微”的知己会心，丰湖的烟月，照见的正是这份从容与温厚。

三、东江舟楫间的人世烟火

屈大均行走岭南，以《广东新语》广搜掌故、细录民隐，笔底自有万壑奔涛之力；梁佩兰的纪行短章，则更多以诗人行旅的目光，在清初的惠州民间，拾取那些鲜活而复杂的真实侧影。

康熙三十三年（1694），梁佩兰舟行东江，写下《东江晓发》：

曙色东江路，无多百里遥。

宿云随鸟散，浓雾向人消。

岸迫沙围草，船鸣石撼潮。

绕村桑叶暗，不见有禾苗。

江天破晓，宿云渐散，开篇铺展一路清旷的江行物色。然而行至村落，诗人目光落向江岸田畴：桑林郁郁绕村，却不见禾稼遍野。这一“桑多禾少”的景象，并非寻常农事之变，而是地方经济结构悄然偏移的缩影：桑蚕之利日重，挤压稻作生产，乡野生计已非纯粹的耕读图景。全诗不作疾言厉色的批评，只以客观白描落笔，但那份对民生潜流的敏锐体察，已蕴藏于“不见有禾苗”的平淡叙述中。

舟行东江，他既见江村生计，亦流连郡城园亭百态。游览叶维城的泌园，梁佩兰作《赠叶犹龙金吾》相赠：

天中丝管长留客，屋里湖山欲赠僧。

相过黄塘坐明月，罗浮峰影落层层。

笙歌宴集，宾客满堂，园主坐拥湖山，兼有禅意之怀；诗人与友人在黄塘对月闲坐，罗浮群峰层叠的影子遥落湖上。一园之内，世俗宴乐与山水禅思交融，士大夫的园林生活呈现出立体的面貌，它既是超脱尘俗的精神栖所，亦未曾真正隔绝人间的声色与温度。

不止园亭宴游，东江上的帆樯渔钓、岸畔人家，亦时时落入其笔端。舟行所见，或渔舟趁潮、网集沙头，或估客停桡、笑语岸上，寻常生计皆入吟咏。梁佩兰这些诗篇，不似屈大均的磅礴奔涌，却如西湖涟漪、罗浮轻云，将康熙中叶惠州的士绅雅集、市井烟火与乡野潜藏的民生隐忧一并留存。它们并非宏大的社会史记录，而是诗人在舟楫往来间拾得的一枚枚文学切片，于细微处见真章，烟火中藏深意。

四、诗篇建构的岭南认同

梁佩兰没有在惠州留下碑刻铭文，也不曾留下如绿绮台琴那样牵动一代人心的传奇古物。他留给惠州的馈赠，散藏于一卷卷山水诗章之中。这些诗章的文化意义，并不止于个体的行旅吟咏，更在于推动了一次重要的文学位移：把惠州由岭南文坛的边缘一隅，推向岭南文化的核心视野。

自魏晋迄宋元，罗浮在岭外士人的认知中，多是一座遥寄想象的道教仙山，题咏每每围绕葛洪炼丹、罗浮蝶梦等仙踪逸事展开。入明以后，亲赴山中游历的文人渐多，山水写实之作不断涌现，但神仙典故依旧是罗浮书写里十分醒目的母题。反观丰湖，自苏轼寓惠播下文名之后，历代题咏多依托东坡遗迹生发，湖山叙事难以脱离这一强大的文化坐标。明代惠州虽有“湖上五先生”等本土士人崛起，理学、事功享誉一时，也留下不少描摹乡邦的篇什；然而他们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学术与政治层面，其吟咏惠州湖山的诗作，传播多限于粤东及岭南海内交游圈。而作为岭海诗坛宗主的梁佩兰，则以一百一十五篇涉惠作品扩充了惠州的文学意象谱系，囊括山水纪游、禅林交游、官绅酬唱、园亭雅集与东江行旅民生，为惠州构筑起层次丰富、兼具个人审美与地域意识的诗歌意象世界。

这批诗作能够冲破地域的藩篱，产生跨南北的文化影响，离不开清初完整的刊刻传播链条。梁佩兰咏惠诗文，先收于个人别集《六莹堂集》，复经王隼辑入康熙年间锓版行世的《岭南三大家诗选》。此选本对标江左诗坛名家选本，刊行之后流转大江南北，成为中原士人窥览岭南诗风的重要窗口，罗浮、丰湖的诸多名篇，便借此挣脱岭南地域的局限。《罗浮山志会编》也广采梁佩兰咏罗浮诸作，纳入山志艺文，使之正式汇入罗浮名山的叙事传统；梁佩兰作为岭南诗坛宗主得到官修省志人物传的载录，令其行旅抒怀的私人诗作，借由多层文献载体成为广受重视的地方文学资源。不同于过往游宦过客偶一留题，梁佩兰数度往返惠州，在诗中直以岭海本土士子自居，把罗浮视作可供归老耕读的故土，将罗浮从遥不可及的览胜之地，重塑为岭南士子魂牵梦绕的精神原乡；丰湖，则被点染成岭海士大夫诗酒酬唱的雅聚胜场。这一组饱含乡土情志的文学意象，伴随着别集、总集、山志的反复刊印，渐渐沉淀固化下来。

从同时代士人的酬唱回响之中，亦可观其诗文在当时激荡起的文苑波澜。梁佩兰是岭南三大家中唯一跻身翰苑之人，在京师与王士禛、朱彝尊等一代诗坛巨擘交游往还，坐拥海内文名。凭借这份南北皆重的文望，他与惠州官绅的诗文往还，便不再局限于私人朋友间的唱和。地方官绅营建名胜、雅集宴游，往往主动向他求取篇章，借其诗笔为湖山增光；王煐对其诗文品格的高度评价，又借《岭南三大家诗选》的刊刻流布，成为岭海官绅圈层的共识。由此，梁佩兰笔底的惠州湖山，早已不止是一己游眺的感喟，已然成为地方营建、文苑雅集所共同取用的文学母题。

这一文学母题的影响力，还可从清中期岭南重要创作者的书写中得到映照。嘉庆年间宋湘主讲丰湖书院，深度介入惠州地方文教。他题书院门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将惠州人文传统与罗浮丰湖山水并举，抬升此地的地域文化地位；其《湖上五别诗・别湖月》写丰湖月色，《题何相文罗浮面壁图》铺陈四百峰屹立沧海、夜半日出的壮阔图景，所聚焦的湖月、罗浮，恰是梁佩兰曾经反复渲染的核心题材。与此同时，黄培芳数度登临罗浮，自号粤岳山人，撰《浮山小志》，作长篇《罗浮放歌》，铺展四百峰接海、绝顶观日的雄奇画面，延续了将罗浮视作岭南本土山岳象征的书写立场。尽管罗浮巨峰、丰湖皓月前代亦多有吟咏，但前后数代重要的岭南诗人集中取用同一套题材谱系，足以说明：经过梁佩兰等清初文人阐发，“罗浮—丰湖” 已经成为清中期士人书写惠州时一份可供取用的公共文学资源。

梁佩兰将罗浮作为乡土归处的立意，扭转了前代将罗浮视作世外仙山的书写惯性，使之化为岭南文人得以精神归栖的乡土符号。屈大均以遗民沉郁苍凉之笔，铸就此山嶙峋的“山骨”；梁佩兰则以温润平和的诗心，赋就此山和煦的温度，二者互为表里，共同丰厚了惠州的文学品格。

今日登临罗浮，重读“红盘烂烂烧翠树”，尚可遥想诗人伫立峰头眺望日出的洒脱身影；泛舟丰湖，吟咏“孤月照将寂”，湖心晚风，依旧裹挟着康熙年间的淡淡清寒。这些诗情，不止停留在个体的行旅体验，更汇入地方文脉长河。没有专祠受祀，他的名字隐于湖风与旧集夹注之间，恰似当年那一记“湖断一秋钟”，声响不震耳，却随水波荡漾数百年，叩击着每一位寻访惠州文脉的后人。

综观梁佩兰与惠州的因缘，其文化意义正在于一种润物无声的地域认同塑造。作为引领一代风气的文坛宗主，梁佩兰以诗文的力量，为惠州深度融入岭南文化核心视野，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学推力。昔日被视为岭南一隅的惠州，经梁佩兰这批大家的吟咏阐扬，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构筑岭南意象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份共识之中，有屈大均以血泪铸就的山骨，亦有梁佩兰以温润诗笔渲染出的山之温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