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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城民间工艺品的奇葩——香包
作者:苏定明(惠州民协会员)    来源:摘自——《市井剪影》定稿文字    日期:2022-11-07 21:41:45

 

 

民国期间,每逢端午节与中秋节的前后十天左右,惠城的街市上,总有一些年纪大的妇女手持木架,吊着一串串五颜六色的香包。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独树一帜,分外引人注目。凡是携带小孩的大人,路遇香包架一定会买些给孩子佩带玩耍,而此物的主要顾客是女性,不论老幼,香包都能令她们爱不释手。这也难怪,因为香包是惠州地区传统的手工艺品,它款式新颖、小巧玲珑,工艺别致、种类繁多,人见人爱。

小时候听祖母说,惠州卖香包主要是端午和中秋那两个节日,但它却相当普及,每家每户都有保存。旧时姑娘出嫁,必随身携带香包,新郎的洞房,蚊帐前也要悬挂香包;春节至元宵节这段时间做新娘的,香包不离腰带。如果忘记带,人们会说新娘不守妇道,过于随便。每到五月节,参赛的每条龙舟的龙头也必挂有几个美丽的香包。至于乡社的各种喜庆聚会,妇女也要携香包而去,中秋佳节到街上看舞龙舞凤赏花灯,不但女的带香包,少男也记住家中的嘱咐往衣袋中放一个香包以示平安、吉祥快乐。少女们更会在火树银花中出示自己的香包与友伴互相观摩比较,看谁的香包更美。香包是旧时惠州的文化景观,显示了客家地区独具特色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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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明  摄

 

一、香包的历史源远流长

汉代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一句,这香囊便是香包,其源由可溯至秦朝。当时的习俗,新娘拜见公公婆婆要身佩香包。晋后由于北方连年军阀混战,很多北方人为避战乱纷纷南迁,南迁中带来了北方的文化习俗,香包便是其中之一。它最先是当作女性的装饰实用品,供插针缠线之用,也可说是早期的针线包。到唐代,香包成了装有香料的“香球”。白居易《醉后赠人》诗中曾言及此物“香球趁拍回环匼,花醆抛巡取次飞。”其香球就是香包。至宋代,香球已很普遍,球内并藏有多种特别的香料,含植物香料的就有:檀香、楠木香、干花香等。明代之后,香球多被称作香包,制作和形式比以往各朝代更加多姿多彩,用各种不同质料的色布与线制成,有古雅朴实的,也有姣美闪亮的,多绣有合家平安、金玉满堂、代代平安之类的字样。包内香料多由雄黄、冰片、艾叶、藿香之类的中药研碎放入,有的放一、二种,有的是多种中药混合,更有在包内放印有驱邪符、护身符之类的黄纸条,使香包在寓意吉祥的意愿中又含有辟疫驱邪气的“法力”,可谓“功能”齐全。

清代,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惠城香包制作者,部分地采用了清新脱俗而又质朴的满族图案,例如以45°斜角,由相互叠置的两组平行短线条组成的“满洲窗”图案便是。另外,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满族,对马特别喜爱,这也令一些香包的绣字有了“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的新颂语,这些香包因有新鲜感,颂语也切合顾客心意,故购者众多。

二、武昌起义的轰轰炮声迎来了民国时代

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人们欣喜若狂。惠城香包也出现了“迎新”的新面貌:1912年的香包出现一些赞颂革命的字画,这年香包的色调与往年比较,大红、深红、橙、橙红、橘黄、深黄等暖色调较多。放眼望去,每一档卖香包的都是红艳艳一片,宛如一团盛开的红花、一团燃着的火,特别耀眼,令人振奋;近前观看:但见每个热烈红艳的香包中编织着恰到好处的金黄、绿、苹果绿、翠绿、水蓝等字画与线条图案,红红绿绿、金黄交错中,大红大绿是它的主旋律,个个香包档都透出革命胜利的喜悦氛围;细心欣赏:大部分的香包都绣上革命、同喜、庆贺、胜利、希望、武昌旗红、光照日月、九州同庆等字样。有些字下面有简笔生动图画,耐人寻味。例如,在“革命”字下绣出战旗如海;在“同喜”“庆贺”中绣出剪纸或简笔图舞狮——或雄狮单匹跃起,或人狮共舞,或双狮对舞……又如在“武昌旗红”中,武昌古城堞上伴着朝阳升起的革命军战旗,虎虎生风,是多么的勇武!“希望”中绣出盛得满满的一碗饭,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双筷子——平民百姓从此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享受安定的生活,这包含着香包作者与广大平民多么深沉、迫切的期望!“九州同庆”令人心情无比兴奋——如海棠叶形状的祖国大地,一片葱绿,萌发着生机(当时中国版图包括外蒙古,故呈海棠叶状,与今天所见的和平鸽状地图不同)。有意思的是,庆字最后一撇还来个画龙点晴,绣了个大红灯笼……然而最令人激动难平、情绪昂扬的是,红底金黄色字香包中“胜利”的衬图:革命军的马刀把清廷大官员的翎毛官帽刺到地上,图用黑色无光泽的棉线绣成,马刀采用重绣法,富立体感,在闪光的黄绸布上显得特别坚实有力,给人扑入眼帘的冲击力,马刀斜向下挑刺官帽,巧用对角线的构图,更增强了画的活力和动感……这无疑是当时那些香包创作者的杰作!

自然,原来司空见惯的香包,如“一帆风顺”“平安”“健康”“金玉满堂”“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等,也有一定数量,不过时至当时,那“马到功成”“一马当先”的意思自然也转向颂扬革命军了。这些洋溢着革命情感的香包成了当时青年人的抢手货,特别是一些受过文化教育的青年。当然,也引来了那些对革命向往的各阶层人士前来观赏,或购置于书案桌前作点缀。由于买香包的人比往年明显增多,故当时制香包者不但动员全家人进入绣织香包的“紧急战备状态”,而且还广泛调动“社会力量”——把一些亲友、同学、结拜姐妹、好邻舍、朋友等也尽量动员来帮手。我的祖母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回忆她当时帮同学绣香包的情景,曾这样向朋友讲述:“民国元年(公元1912)五月节(即农历端午节)的香包,是我历年来见闻的最多档、销路最旺的一年。卖香包的多,买的也多。我婚后住在府城(桥西),且已拖男带女(有了男孩与女孩)。老公工作忙,很少在家,又没有家公家婆,贫困的家全由我一人操持,也够忙的。县城(桥东)董公桥(惠新中)的“香包伍”女儿是我的好友,当时特约我去她娘家帮手做香包,我只好锁上门,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跟她去,一进门就见“香包伍”老屋的大厅坐了十几个人,有大半是“请”来的。我们两餐都在她家吃饭,早出晚归,做了一个星期左右。我以前亦会做香包,倒也帮了她们的忙,有些不会绣的则帮手描、剪布样、穿珠、做吊穗等……当时做的香包式样也不只是老一套,看见人家有“造反”(反清革命)新式样的,便去细心观看,用心记下来。有的照搬,有的改动两笔,我亦搞过新香包式样哩,这种香包好卖,人家就是图新鲜,说到改动,主要是改动字画,加插一些图案花款……”

她还听过这样的趣事:府城米家下(桥西上米街),有个靠卖“沙糕粄”(惠城传统小食,四方形,用糯米蒸制,味甜)的小贩,识字不多,饱受风雨人生之苦,现在见革命成功了,欣喜得买了几个绣有“革命”与“希望”等内容的香包挂在挑卖沙糕  的竹担杆两头,香包随担子走动而轻扬,别具特色,引人注目,“沙糕粄”竟比以前好卖,令他很高兴,见熟人来买,就指着绣有盛满碗饭图画的香包说:“现在世界不同时(不同以前),去年有人唱‘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食羊,明年种田无交粮’(不用纳粮,意即耕者有其田);清朝果然崩了,现在造反成功,我们终于盼到了能吃饱饭的日子了。”有人笑他,是香包给他带来了好运,他总是笑着回答:“香包帮我卖沙糕粄挣多点钱,但要过安稳的日子,还得靠造反派(革命党)帮我们穷人。”可惜人们这些善良的愿望,在日后军阀的连年混战中,全都成了“希望的肥皂泡”。

 民国初年香包的价格,大致分三种。低档:用普通棉布,无吊珠吊穗,结构简单,无文字图案,一般二三文钱一个。中档:用较贵的布料或丝绸,有一或两个吊珠吊穗,较有层次,字画单一,式样传统,每个四五文钱。那些花款新的香包,构设复杂,用的布料多是闪亮的丝绸,有两个以上吊珠吊穗,色泽有变化,绣法严谨,绣针密实,所绣的字画重要部位多用“重绣”(在绣好的字或画某部分重点加针线重复绣两次,令这部分字画更加浮凸,富于立体感),且字画艺术性较高。整个香包给人以“难度大、手工多、绣工巧、书画妙”的则属高档,合人心意的精品,一元钱两个,令卖者全家欢喜了几天几夜。这种香包价格维持较长时间,至1938年惠州沦陷前无甚大变化。

惠城香包的式样、制作与功能,从民国时期到解放后,基本上以继承为主,萧规曹随,没有大的变更;变动较大的当属数字画方面。至于材料,民国时期用的材料与清末区别不大,直至1960年以后,制作材料才有了较大的变动,使用了新科技制成的布、塑料胶片等。讲到香包的三大功用——装饰、避邪、防虫,自民国初年至1990年香包在惠城消失,变化不大。比如,旧历的过年过节及祭祖、结婚等,所有的女性(三岁以下女孩除外)都是要挂香包的。非年节(如婚、宴等)需挂香包的,可以整天挂,也可以在仪式或宴会等结束后不挂,而过年则要从年三十晚挂到年初五,初七亦挂一天,元宵挂一天,龙舟节挂一天……如此类推。挂法是相当方便快捷的,因为香包无论哪种形式,都有红头绳或其他较耐用的粗丝线(一般为红、黄色)扭成的大套结,既方便悬挂摆卖,也易于佩带,一般成年女性多是挂在腰间衣襟下(旧时妇女绝大多数穿唐装衫、旗袍等),衣襟开在左肩下,好些新式时装亦如此开襟的,既不妨碍工作,别人也能看得到。未成年的女孩则可以挂腰间,更多的是挂在胸前纽扣中,一般不用配相应的服装,无论新旧,各式衣服均可佩挂。至于男性,大人多是随便把它放在衣装里或套在裤带上,不必显露给人看。男孩中,年幼的多挂于胸前,少年则多放于衣服的下袋中。

每逢大型祭拜仪式前后空隙或年、节亲朋好友聚会,姑娘或少妇多会互相展示香包,有些精美的或是自己制作的好的香包,更会因此得到众人称赞……众人叽叽喳喳,好似开庆功评比会,气氛颇为热闹。而男孩在展示中的活跃程度远不及女的,有时看到好的香包,则问在哪里买的,对此情有独钟者也许会按图索骥买个来留存,一般男孩多是看几眼、赞几句好话便“收台”。成年男子一般不在公众场合里展示衣袋里的香包,香包在他们心目中无装饰作用,认为其主要功效是保平安,做事顺利。一些在交通部门工作或经常出差在外的男人,因“行船跑马(开车)三分命”,希望香包在身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包内多装有用黄色纸写的神符),因而出远门便多带上香包。女性与男性小孩挂香包,则有装饰、辟邪两项功能。平时,无论男女,一般都不佩带香包,把它放在衣柜中,与蚊帐四角悬挂的香包一样,起防虫作用。

民国时期,香包较兴旺的年份是:民国初年,陈济棠治粤的三十年代中期,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947年。最旺时摆卖的有20多档,有些档口还卖小苏杭货品(诸如针、线、梳、头油等等)。一般都是在公园门口、平湖门口及府县两城的市场内外,戏院门口及中山西、水东街、惠新西、中山东桥头一带等来往人多的地方摆卖。淡时也有十三四档。抗战期间,惠城虽几次沦陷,但时间很短,未被日军长期侵占,故民国时期年年都有香包售卖,从未间断过。抗战胜利后那几年,低档的每个二三毫港币(港币信誉较高),中档的每个四五毫左右,高档的每个约一元甚至更高。

解放后,惠州香包的制作比以往又进了一步,多用色料俱佳的绸缎布和各色丝线,香包上不但绣原来常用的吉祥语,更有专门用于小孩的颂语,如天真活泼、天天向上、生日快乐、幸福童年等等。香料则多数为樟脑饼(丸),置于衣柜可防虫蛀蚁咬。其中有形似小灯笼的香包,白色的樟脑丸放入粗线织成的球网状红或粉红的“笼”内,可见丸的形体,色泽对比鲜明突出,简洁有趣,价钱也便宜,颇受喜爱。更有用各种色泽晶莹的胶片或塑料珠子串配而成的香包,工艺水平较高,价钱虽贵也成为抢手货。这类匠心独具的香包外型较少几何图案,以具体物状为多,例如心型、连心型、双鸟型、鱼游春水等,买者自然是妙龄女性为多。

制作香包的能工巧匠多为女性,在桥子头,金带街、水门及桥东的惠新西、惠新东,铁炉湖等地的妇女中,都有制香包的能手,有的是几代相传,母女同是佼佼者,做出的香包不但风格独特,而且形式多变,时有新花样推出,兼具温柔与敦厚的特色。

解放后,香包的兴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511952年这两年,社会安定,商业繁荣,生产、生活较以前改变很大,香包亦兴旺起来,当时惠城香包近15档之多。“新中国”“解放”“走向明天”“安定繁荣”等字画屡屡绣在香包上。19531956年香包减少了几档,但买卖还不错。19571963年,香包档大减,全城不足6档。男女已不在衣袋中放香包,成年人外出也不带香包,多数人认为佩带香包属迷信行为。女性买者大减,展示比美更罕见。19641966年上半年却大有复苏迹象,一些老香包艺人重操旧业。1966年下半年至1978年,全部香包档消失,当时,香包不但不准制作,连存留也有封建残余势力之嫌,精美的传统工艺品惨过过街老鼠,人们为了保命保平安,搜尽衣柜床角,见一个消灭一个,幸存者几乎没有……19791983年,香包制作又有所抬头,特别是在龙舟节、中秋、春节、元宵期间,一些大型市场门口又有人摆卖,可惜花款已不如以前漂亮耐看,种类也没有以前多。1984年后,大部分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香包已感到陌生,真正认识和喜爱香包的人寥若晨星,买的就更少了。到1990年,香包终于在热爱传统艺术的部分人群叹息声浪中沉溺!

至于香包解放后的价格,大致如下:1951年间,低、中、高三档约为每个:一仟伍佰元、二仟元、三仟元(一仟元即今一角钱)。19541956年售价略升,低档每个约二角钱左右,其他档次类推。19571963年售价与1954年间持平;19791983年低档的每个要四五角钱,中档的每个要一元,高档的每个要二元以上;19831989年,售价曾因人工、材料价上涨而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1989年,人们的工资比1984年涨了近九倍,而香包价格上涨不到一倍,低档的香包每个也只卖到三四元左右,且买者不多,制香包者难以维持生计,香包遂自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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