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每逢端午节与中秋节的前后十天左右，惠城的街市上，总有一些年纪大的妇女手持木架，吊着一串串五颜六色的香包。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独树一帜，分外引人注目。凡是携带小孩的大人，路遇香包架一定会买些给孩子佩带玩耍，而此物的主要顾客是女性，不论老幼，香包都能令她们爱不释手。这也难怪，因为香包是惠州地区传统的手工艺品，它款式新颖、小巧玲珑，工艺别致、种类繁多，人见人爱。

小时候听祖母说，惠州卖香包主要是端午和中秋那两个节日，但它却相当普及，每家每户都有保存。旧时姑娘出嫁，必随身携带香包，新郎的洞房，蚊帐前也要悬挂香包；春节至元宵节这段时间做新娘的，香包不离腰带。如果忘记带，人们会说新娘不守妇道，过于随便。每到五月节，参赛的每条龙舟的龙头也必挂有几个美丽的香包。至于乡社的各种喜庆聚会，妇女也要携香包而去，中秋佳节到街上看舞龙舞凤赏花灯，不但女的带香包，少男也记住家中的嘱咐往衣袋中放一个香包以示平安、吉祥快乐。少女们更会在火树银花中出示自己的香包与友伴互相观摩比较，看谁的香包更美。香包是旧时惠州的文化景观，显示了客家地区独具特色的民俗。

张小明  摄

一、香包的历史源远流长

汉代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一句，这香囊便是香包，其源由可溯至秦朝。当时的习俗，新娘拜见公公婆婆要身佩香包。晋后由于北方连年军阀混战，很多北方人为避战乱纷纷南迁，南迁中带来了北方的文化习俗，香包便是其中之一。它最先是当作女性的装饰实用品，供插针缠线之用，也可说是早期的针线包。到唐代，香包成了装有香料的“香球”。白居易《醉后赠人》诗中曾言及此物“香球趁拍回环匼，花醆抛巡取次飞。”其香球就是香包。至宋代，香球已很普遍，球内并藏有多种特别的香料，含植物香料的就有：檀香、楠木香、干花香等。明代之后，香球多被称作香包，制作和形式比以往各朝代更加多姿多彩，用各种不同质料的色布与线制成，有古雅朴实的，也有姣美闪亮的，多绣有合家平安、金玉满堂、代代平安之类的字样。包内香料多由雄黄、冰片、艾叶、藿香之类的中药研碎放入，有的放一、二种，有的是多种中药混合，更有在包内放印有驱邪符、护身符之类的黄纸条，使香包在寓意吉祥的意愿中又含有辟疫驱邪气的“法力”，可谓“功能”齐全。

清代，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惠城香包制作者，部分地采用了清新脱俗而又质朴的满族图案，例如以45°斜角，由相互叠置的两组平行短线条组成的“满洲窗”图案便是。另外，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满族，对马特别喜爱，这也令一些香包的绣字有了“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的新颂语，这些香包因有新鲜感，颂语也切合顾客心意，故购者众多。

二、武昌起义的轰轰炮声迎来了民国时代

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人们欣喜若狂。惠城香包也出现了“迎新”的新面貌：1912年的香包出现一些赞颂革命的字画，这年香包的色调与往年比较，大红、深红、橙、橙红、橘黄、深黄等暖色调较多。放眼望去，每一档卖香包的都是红艳艳一片，宛如一团盛开的红花、一团燃着的火，特别耀眼，令人振奋；近前观看：但见每个热烈红艳的香包中编织着恰到好处的金黄、绿、苹果绿、翠绿、水蓝等字画与线条图案，红红绿绿、金黄交错中，大红大绿是它的主旋律，个个香包档都透出革命胜利的喜悦氛围；细心欣赏：大部分的香包都绣上革命、同喜、庆贺、胜利、希望、武昌旗红、光照日月、九州同庆等字样。有些字下面有简笔生动图画，耐人寻味。例如，在“革命”字下绣出战旗如海；在“同喜”“庆贺”中绣出剪纸或简笔图舞狮——或雄狮单匹跃起，或人狮共舞，或双狮对舞……又如在“武昌旗红”中，武昌古城堞上伴着朝阳升起的革命军战旗，虎虎生风，是多么的勇武！“希望”中绣出盛得满满的一碗饭，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双筷子——平民百姓从此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享受安定的生活，这包含着香包作者与广大平民多么深沉、迫切的期望！“九州同庆”令人心情无比兴奋——如海棠叶形状的祖国大地，一片葱绿，萌发着生机（当时中国版图包括外蒙古，故呈海棠叶状，与今天所见的和平鸽状地图不同）。有意思的是，庆字最后一撇还来个画龙点晴，绣了个大红灯笼……然而最令人激动难平、情绪昂扬的是，红底金黄色字香包中“胜利”的衬图：革命军的马刀把清廷大官员的翎毛官帽刺到地上，图用黑色无光泽的棉线绣成，马刀采用重绣法，富立体感，在闪光的黄绸布上显得特别坚实有力，给人扑入眼帘的冲击力，马刀斜向下挑刺官帽，巧用对角线的构图，更增强了画的活力和动感……这无疑是当时那些香包创作者的杰作！

自然，原来司空见惯的香包，如“一帆风顺”“平安”“健康”“金玉满堂”“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等，也有一定数量，不过时至当时，那“马到功成”“一马当先”的意思自然也转向颂扬革命军了。这些洋溢着革命情感的香包成了当时青年人的抢手货，特别是一些受过文化教育的青年。当然，也引来了那些对革命向往的各阶层人士前来观赏，或购置于书案桌前作点缀。由于买香包的人比往年明显增多，故当时制香包者不但动员全家人进入绣织香包的“紧急战备状态”，而且还广泛调动“社会力量”——把一些亲友、同学、结拜姐妹、好邻舍、朋友等也尽量动员来帮手。我的祖母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回忆她当时帮同学绣香包的情景，曾这样向朋友讲述：“民国元年（公元1912）五月节（即农历端午节）的香包，是我历年来见闻的最多档、销路最旺的一年。卖香包的多，买的也多。我婚后住在府城（桥西），且已拖男带女（有了男孩与女孩）。老公工作忙，很少在家，又没有家公家婆，贫困的家全由我一人操持，也够忙的。县城（桥东）董公桥（惠新中）的“香包伍”女儿是我的好友，当时特约我去她娘家帮手做香包，我只好锁上门，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跟她去，一进门就见“香包伍”老屋的大厅坐了十几个人，有大半是“请”来的。我们两餐都在她家吃饭，早出晚归，做了一个星期左右。我以前亦会做香包，倒也帮了她们的忙，有些不会绣的则帮手描、剪布样、穿珠、做吊穗等……当时做的香包式样也不只是老一套，看见人家有“造反”（反清革命）新式样的，便去细心观看，用心记下来。有的照搬，有的改动两笔，我亦搞过新香包式样哩，这种香包好卖，人家就是图新鲜，说到改动，主要是改动字画，加插一些图案花款……”

她还听过这样的趣事：府城米家下（桥西上米街），有个靠卖“沙糕粄”（惠城传统小食，四方形，用糯米蒸制，味甜）的小贩，识字不多，饱受风雨人生之苦，现在见革命成功了，欣喜得买了几个绣有“革命”与“希望”等内容的香包挂在挑卖沙糕  的竹担杆两头，香包随担子走动而轻扬，别具特色，引人注目，“沙糕粄”竟比以前好卖，令他很高兴，见熟人来买，就指着绣有盛满碗饭图画的香包说：“现在世界不同时（不同以前），去年有人唱‘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食羊，明年种田无交粮’（不用纳粮，意即耕者有其田）；清朝果然崩了，现在造反成功，我们终于盼到了能吃饱饭的日子了。”有人笑他，是香包给他带来了好运，他总是笑着回答：“香包帮我卖沙糕粄挣多点钱，但要过安稳的日子，还得靠造反派（革命党）帮我们穷人。”可惜人们这些善良的愿望，在日后军阀的连年混战中，全都成了“希望的肥皂泡”。

 民国初年香包的价格，大致分三种。低档：用普通棉布，无吊珠吊穗，结构简单，无文字图案，一般二三文钱一个。中档：用较贵的布料或丝绸，有一或两个吊珠吊穗，较有层次，字画单一，式样传统，每个四五文钱。那些花款新的香包，构设复杂，用的布料多是闪亮的丝绸，有两个以上吊珠吊穗，色泽有变化，绣法严谨，绣针密实，所绣的字画重要部位多用“重绣”（在绣好的字或画某部分重点加针线重复绣两次，令这部分字画更加浮凸，富于立体感），且字画艺术性较高。整个香包给人以“难度大、手工多、绣工巧、书画妙”的则属高档，合人心意的精品，一元钱两个，令卖者全家欢喜了几天几夜。这种香包价格维持较长时间，至1938年惠州沦陷前无甚大变化。

惠城香包的式样、制作与功能，从民国时期到解放后，基本上以继承为主，萧规曹随，没有大的变更；变动较大的当属数字画方面。至于材料，民国时期用的材料与清末区别不大，直至1960年以后，制作材料才有了较大的变动，使用了新科技制成的布、塑料胶片等。讲到香包的三大功用——装饰、避邪、防虫，自民国初年至1990年香包在惠城消失，变化不大。比如，旧历的过年过节及祭祖、结婚等，所有的女性（三岁以下女孩除外）都是要挂香包的。非年节（如婚、宴等）需挂香包的，可以整天挂，也可以在仪式或宴会等结束后不挂，而过年则要从年三十晚挂到年初五，初七亦挂一天，元宵挂一天，龙舟节挂一天……如此类推。挂法是相当方便快捷的，因为香包无论哪种形式，都有红头绳或其他较耐用的粗丝线（一般为红、黄色）扭成的大套结，既方便悬挂摆卖，也易于佩带，一般成年女性多是挂在腰间衣襟下（旧时妇女绝大多数穿唐装衫、旗袍等），衣襟开在左肩下，好些新式时装亦如此开襟的，既不妨碍工作，别人也能看得到。未成年的女孩则可以挂腰间，更多的是挂在胸前纽扣中，一般不用配相应的服装，无论新旧，各式衣服均可佩挂。至于男性，大人多是随便把它放在衣装里或套在裤带上，不必显露给人看。男孩中，年幼的多挂于胸前，少年则多放于衣服的下袋中。

每逢大型祭拜仪式前后空隙或年、节亲朋好友聚会，姑娘或少妇多会互相展示香包，有些精美的或是自己制作的好的香包，更会因此得到众人称赞……众人叽叽喳喳，好似开庆功评比会，气氛颇为热闹。而男孩在展示中的活跃程度远不及女的，有时看到好的香包，则问在哪里买的，对此情有独钟者也许会按图索骥买个来留存，一般男孩多是看几眼、赞几句好话便“收台”。成年男子一般不在公众场合里展示衣袋里的香包，香包在他们心目中无装饰作用，认为其主要功效是保平安，做事顺利。一些在交通部门工作或经常出差在外的男人，因“行船跑马（开车）三分命”，希望香包在身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包内多装有用黄色纸写的神符），因而出远门便多带上香包。女性与男性小孩挂香包，则有装饰、辟邪两项功能。平时，无论男女，一般都不佩带香包，把它放在衣柜中，与蚊帐四角悬挂的香包一样，起防虫作用。

民国时期，香包较兴旺的年份是：民国初年，陈济棠治粤的三十年代中期，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947年。最旺时摆卖的有20多档，有些档口还卖小苏杭货品（诸如针、线、梳、头油等等）。一般都是在公园门口、平湖门口及府县两城的市场内外，戏院门口及中山西、水东街、惠新西、中山东桥头一带等来往人多的地方摆卖。淡时也有十三四档。抗战期间，惠城虽几次沦陷，但时间很短，未被日军长期侵占，故民国时期年年都有香包售卖，从未间断过。抗战胜利后那几年，低档的每个二三毫港币（港币信誉较高），中档的每个四五毫左右，高档的每个约一元甚至更高。

解放后，惠州香包的制作比以往又进了一步，多用色料俱佳的绸缎布和各色丝线，香包上不但绣原来常用的吉祥语，更有专门用于小孩的颂语，如天真活泼、天天向上、生日快乐、幸福童年等等。香料则多数为樟脑饼（丸），置于衣柜可防虫蛀蚁咬。其中有形似小灯笼的香包，白色的樟脑丸放入粗线织成的球网状红或粉红的“笼”内，可见丸的形体，色泽对比鲜明突出，简洁有趣，价钱也便宜，颇受喜爱。更有用各种色泽晶莹的胶片或塑料珠子串配而成的香包，工艺水平较高，价钱虽贵也成为抢手货。这类匠心独具的香包外型较少几何图案，以具体物状为多，例如心型、连心型、双鸟型、鱼游春水等，买者自然是妙龄女性为多。

制作香包的能工巧匠多为女性，在桥子头，金带街、水门及桥东的惠新西、惠新东，铁炉湖等地的妇女中，都有制香包的能手，有的是几代相传，母女同是佼佼者，做出的香包不但风格独特，而且形式多变，时有新花样推出，兼具温柔与敦厚的特色。

解放后，香包的兴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51～1952年这两年，社会安定，商业繁荣，生产、生活较以前改变很大，香包亦兴旺起来，当时惠城香包近15档之多。“新中国”“解放”“走向明天”“安定繁荣”等字画屡屡绣在香包上。1953～1956年香包减少了几档，但买卖还不错。1957～1963年，香包档大减，全城不足6档。男女已不在衣袋中放香包，成年人外出也不带香包，多数人认为佩带香包属迷信行为。女性买者大减，展示比美更罕见。1964～1966年上半年却大有复苏迹象，一些老香包艺人重操旧业。1966年下半年至1978年，全部香包档消失，当时，香包不但不准制作，连存留也有封建残余势力之嫌，精美的传统工艺品惨过过街老鼠，人们为了保命保平安，搜尽衣柜床角，见一个消灭一个，幸存者几乎没有……1979～1983年，香包制作又有所抬头，特别是在龙舟节、中秋、春节、元宵期间，一些大型市场门口又有人摆卖，可惜花款已不如以前漂亮耐看，种类也没有以前多。1984年后，大部分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香包已感到陌生，真正认识和喜爱香包的人寥若晨星，买的就更少了。到1990年，香包终于在热爱传统艺术的部分人群叹息声浪中沉溺！

至于香包解放后的价格，大致如下：1951年间，低、中、高三档约为每个：一仟伍佰元、二仟元、三仟元（一仟元即今一角钱）。1954～1956年售价略升，低档每个约二角钱左右，其他档次类推。1957～1963年售价与1954年间持平；1979～1983年低档的每个要四五角钱，中档的每个要一元，高档的每个要二元以上；1983～1989年，售价曾因人工、材料价上涨而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1989年，人们的工资比1984年涨了近九倍，而香包价格上涨不到一倍，低档的香包每个也只卖到三四元左右，且买者不多，制香包者难以维持生计，香包遂自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