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特区位形成东江中心
惠州，历史上有“岭南名郡”“粤东重镇”之称。得此誉称有多方面原因，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惠州地理位置特殊。清朝前期著名的封疆大吏、两广总督郝玉麟在其纂修的《广东通志》中提及：“惠居岭南东南，依山阻海。”《方舆纪要》也称惠州“东接长汀，北连赣岭，控潮梅之襟要，壮广南之辅扆，大海横陈，群山拥后，诚岭南之名郡也。”的确，惠州北控粤赣要冲，南临南海入穗要道，东扼潮梅交通咽喉，西连广州之拱卫，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惠州特殊的区位和双江环城、东南临海的环境，既形成了扼守要道的军事屏障，也造就了聚散内外物流、勾连四方文化的岭南名郡。
唐代之前，这里还是乡邑而非郡城，中原人称此为“蛮荒”之地，实际是由于地域的遥远，交通的不便，中原人不了解这个地方。其实，江北和下角1986年和1993年出土的东汉、南朝时期人类生产和生活器物，已说明本土先民早已在此繁衍生息，农业和手工业具有一定的水平。
东江两岸的土著居民，创造了原始的古代文明，但比起中原文化还是落后的。直至中原不断南迁的移民与东江的土著和睦相处，相互浸染、熏陶，东江两岸的环境不断改善并发生演变，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催化下，惠州才从南越国的一隅到循州总管府的设立再到宋代的更名惠州，逐渐确立了东江流域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地位。
二、别具韵味的惠州方言
处于客粤闽三大方言包围的惠城区，滋生着一种特殊的惠州方言，它深受粤语和客家话的影响，但却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惠州话与普通话所要表达的感情色彩截然不同，如叫太阳“日头”、叫月亮“月光”、叫闪电“火蛇”、叫婴儿“伢仔”、叫筷子“箸”、叫儿媳妇“心布”、叫糕点“粄”，叫花生“地豆”，好看叫“好睇”，等等，惠州人用独特的语言表达多姿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从远古拜祭神鬼或图腾发展而来的民间舞蹈，如草龙舞、拜大王等，往往领头者用惠州话拉长音调来起势，又或高声呐喊，继而欢呼喝彩。这样的场面，往往声势盛大，民众欢欣。地方志记载在册的惠州山歌、民谣以及西湖棹歌有数百首之多，异彩纷呈，用惠州话唱出独特的音律，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劳动人民在这方土地辛勤劳作和休养生息的切身感受。曾几何时，东江边和西湖畔的对歌，“万众雀跃，欢呼声不绝耳”。即兴发挥的山歌，体现歌者的智慧与良好的音乐素养，用惠州话演唱的山歌，词句押韵，朗朗上口。山歌内容大多是情歌，男女歌手一唱一和，情绪激昂高涨，将山歌擂台打出了高潮。
三、秀山丽水酿出赞美篇章
惠城的文化教育，早于秦汉时期就已萌发。东汉末年，僧人文简在此筑“伏虎”台，开启愚蒙，教化民众。此后随着岭南先后归入中央王朝版图，成为封建集权制国家行政区一部分，惠州文化与中原的文化从此不断地接触、融合。
唐宋之后，大批朝廷命官和贬官踏足惠州，兴文助教，儒家文化开始在惠州传播，书院陆续兴建，学者接踵登场讲学。以至到了南宋之后，惠州成为当时广东教育发达的州县之一。
唐宋南来的文化人，许多是身居高位的“罪官”“贬官”。宰相张锡、杜元颖、牛僧孺、郭子仪女婿赵枞、义武军节度使浑镐、桂管防御观察史郑亚、少府崔元受、中书舍人崔沆等，先后谪居惠州。他们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北宋时的大学士苏轼。他寓惠940天，写（画）下各类作品587首（篇、幅）。这些作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对当时惠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文化宗教、卫生医药、山水风物、人物传奇、民俗方言乃至住行饮食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是研究北宋惠州历史甚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惠州后世的文化影响巨大而深远。
天赐惠州“山川秀邃”，惠州西湖是这座古城一颗璀璨的明珠。千百年来，西湖向世人展示它天然秀美、素颜含蓄的姿容，又留下许多故事和传说。无数踏足惠州的官员和文化人，如陈尧佐、杨万里、刘克庄等名流，被这方土地的秀山丽水和淳朴民风所折服，留下他们大量赞美惠州的篇章，令曾经偏僻的惠州声名远扬。
四、花开各异的文化景观
多水的惠州，固有其水样的柔情，以其温柔而又豪爽的气魄，就是这样接纳和包容来自天南地北的“贬官”“罪臣”以及来来往往的文化人，由此也兼容了南北不同的文化成分，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伴随这种兼容性的古城走过千年岁月，光阴荏苒，铸成“海纳百川”的惠州文化精神。
从唐代开始，特别是宋代之后，惠州文化园地呈现的是花开各异、争妍斗艳的文化景观。宋代，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士子的作品熠熠生辉；明代，随着惠州府学、县学的健全，封建考试制度的完备，这一时期的作品，“学院派”风格愈渐浓烈；从明清直至民国，惠州产生的文艺作品在广东都占有一席之地。在惠州民间，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劳动歌、生活歌、民谣、儿歌、故事传说、对联等作品灿若星河，印证朝代更替、社会发展一步步走来的脉络，也都清晰彰显惠州文化根脉源远流长，是在不断地相互采借、共生共荣的基础上传承和发展。那些诗词歌赋、那些华美篇章，那些真实反映百姓市井生态和悲欢离合的故事，镌刻在宏大的历史画廊，成为留给惠州后人的精神财富。
迈入风起云涌的近代，文化吹响了推翻旧社会的战斗号角。惠州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孙中山、梁镜球、冯自由等革命志士都有专文记述惠州人为推翻清王朝所进行的革命活动。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惠州涌现出题材多样的抗战文学，以张友仁、王映楼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写下大量的文艺作品，体裁包括散文、诗歌、戏剧、歌曲、漫画、木刻、联语等，成为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精神武器，也同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打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反动面目。革命的文艺作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宣传教育作用。
烽烟四起的近代惠州，激起了惠州人抵御外侵的斗志，催发了这方土地的尚武精神，城乡开设武馆，多种拳派鹊起，习武之风盛行。由李义、林耀桂、张礼泉分别创立的李家拳、龙形拳和白眉拳，威震南粤，树帜武林，堪称广东名拳，至今依然在东南亚等国家产生影响。如今，李家拳被列入广东省非遗名录，小金口被评为“广东省龙形拳传承基地”，“全球白眉武术总会”在香港等地授徒传艺，延绵不息。
在惠州，与文化同时萌生的还有宗教。佛、道两教在惠州民间有相当的影响，元妙观、永福寺、嘉祐寺、长寿庵、准提阁、青草姑婆庙等，香火不断，有些信仰习俗和礼仪，已然渗透至百姓生活中。部分著名的古庙观，不仅是传经布禅行道的宗教场所，还成为儒家论学的讲坛。
五、岁时风俗滋养子民
依水而居的惠州人，岁时风俗特色浓郁，农历每月都有节日。以坊间流传的顺口溜为证：“正月过年二月二（土地诞），三月清明四月八（佛诞），五月端午六月六（将军诞），七月十四（中元节），八月十五，九月重阳十月朝（十月初一东岳诞），十一月过冬（冬至）之后又一年（元旦）。”
逢年过节，饶有人情味的惠州人，会制作各式粄糕互送亲友，人来客往，热闹非凡。节日多，燃香秉烛、祈求好运的民间祭祀亦多，其中对各路神仙的祭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颇有古越人尚鬼遗风。在这些节令中，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尤为隆重。特别是春节，体现阖家团圆的年夜饭是惠州人过年的重头戏，所以饭桌上的菜式很有讲究：鸡，喻为凤，有凤来兮，吉祥；鱼，喻年年有余；慈菇焖猪肉，慈菇有笋，喻为家中要添丁；芹菜，喻为勤劳；葱，喻为聪明；蒜，喻为能掐会算。饭桌上的菜肴寄寓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多水的惠州，使依水而居的惠州人形成自己独有的生活习俗和饮食风格。沿湖沿江的水边多茶楼食肆，是这座城别致的风景。惠州人称之的茶楼，其实也是饭店。茶楼食肆，各式点心、甜品、汤粉粥面及筵席菜肴令这座城的人们比别处更多得水的滋润。旧时，惠州人坐花艇环湖绕江喝茶吃饭习以为常，以水为依托的餐饮业风生水起，活色生香。“生”“鲜”，成了惠州人追求的饮食时尚：蔬菜是沾着露水珠采摘的，鱼是从东江或西湖新捕获的。寄寓东江文化沃土的惠州味道，真正体现惠州人精明务实，把握现时，适度享受人生的价值取向。
千年古城惠州，古屋老巷，古村古祠，无不浓浓地浸透着远古漫来的气韵风烟。惠州在保持自己乡土气息的基础上，传承、发展、兼容、吸纳外来不同的文化成分，积淀厚重，文脉深远。它的语言、饮食、宗教、礼仪、习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方式等，是代代惠州人生命演进的轨迹，是这座古城穿越历史时空镌刻的印记，闪烁着有别他处的独特魅力，无愧于岭东名郡之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