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城在清代中期之后（约1770年后）随着商业的发展，中下层商人、手工业者和流入城里的农民散工日渐增多，成为惠州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力量，这为数颇众的人由于其低下的地位与艰辛的生活，思想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如敢于揭露统治高层的内部斗争和官僚地主的罪行，同情被压迫群众的苦难，赞扬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民主精神，讴歌保卫国土的民族英雄，向往秉公执法、为民除暴的清官义士等。同时，由于惠城经济日渐繁荣，市民行业分工越加精细，大大扩大和丰富了城镇的生活内容，加上他们对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日益迫切的需求，这种种社会因素都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沃土。民间文艺的一种形式——说书（广东一带称讲古仔其题材比说书更广泛），便油然而生，它为下层劳动者送来了廉价的精神食粮。
清代中、后期，作为当时惠城通俗文学一个主要类型的“讲古”，其底本称“话本”，随着“讲古”行业的兴旺，也就出现编写话本的人。这些编写先生相当复杂，大部分是科举失意而有一定才学的文人，也有一部分是低级官吏，医生、术士、商人以及较有才学和演唱经验的讲古者。他们多来自下层，有丰富的生活阅历，除编写话本外，有时亦编写戏文、杂剧、唱本、谜语，楹联等。在清代中期近百年间，惠城“讲古”的种类比较丰富，有讲史、小说、说诨话、说三分等。讲史是讲历史故事，说三分专说魏、蜀、吴三国故事，说诨话是说诙谐滑稽的故事。由于讲古技艺的发展、讲古者们的互相竞争，促使话本创作质量不断提高。以讲古话本为例，它除了表现市民和下层人士的政治倾向和生活观念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商业性和娱乐性强，这跟惠城下层群众的生活地位和审美趣味关系甚大。
惠城讲古的场所十分广阔，有酒楼茶肆、瓦子勾栏、露天空地、街头巷尾、寺庙、乡村，甚至府第。场地不受限制，也无须特别的演出设施，故最适合市民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娱乐需要。
“讲古仔”之称是惠城人俗语，意即讲故事或说书。讲古的大多四十多岁，也有些老年人，全是男性。
讲古的大多穿一套旧长袍、脚着旧黑面布鞋。天热长袍的料子是轻薄凉爽的“竹纱布”，冷天是厚布，而脚上的黑面鞋则由薄黑布料换成绒面料。衣着虽然多是七成新左右，却浆洗得很洁净，举止文雅。他们手携一小布袋，因手袖较长较宽大（当时长袍是如此形状），故走在路上外人看不出其内有小布袋。小布袋里装的东西很少：一二本话本，沙纸扇（惠城自产纸扇，扇面相当韧而耐摩擦，是用城郊山上的稔树根刮皮煮水，将上好“沙纸”浸染后贴于扇骨上晒干而成，色泽一般深棕色）一把，小铜铃一个、惊堂木一块。沙纸扇既是道具也是扇凉之物。有趣的是，他们使用沙纸扇相当娴熟，开合快速，“唰”声响亮，很多老听众往往能从其开合沙纸扇的动作和声响知其是否“老积”（惠州话“老积”指功高艺熟的老艺人）。小铜铃高约八厘米，铃口宽约五厘米，可摇出音频不同，音量高低有别的铃声，以警告听众留心听讲；而讲到富有情感的动作，如迈方步、散步、大步流星走或骑马的各种快慢步伐等，铃声如同配乐般衬出其境界；情绪激动或特别提示时，听众也能从铃声中感受到。如果十分愤怒或严斥故事中的坏人坏事时，以硬木做成的惊堂木往桌上一拍，连鬼神也惊!
讲古人在清代中期约有二十几人，至清末（公元1900年前后）减至十几人。讲古人的衣食父母——听众，多是社会上的中、下层人士，特别是下层百姓为多：挑夫、肩夫(抬轿者)、修桥补路的、三行仔、小商贩及一些城镇闲人、中老年人、小孩、家庭妇女等。听众多时近二百人，甚至更多（如庙会、打醮等民间活动及年、节日人数最多）；少的时候，十个八个也说不定。讲古时间多在白天上午与下午；晚上七时至十时之间，因当时的人有早睡早起的习惯，除年节或其他特别庆贺日，一般九时左右即梦周公，十时后已乌灯死火（没有灯火）。
每次讲古，大约是2—3个钟头，中间休息15分钟。开讲时轻摇一下有节奏的铃声，示意即将开始，并向各位收费——每次约普通劳动者每天收入的九分之一或更低些；长篇故事，从头听到大结局的，享受七折优惠，一次收够，并发一张盖有讲古人章印、写明故事名称与讲古时间的硬纸片，来听时出示一下即可，最后一次开讲时即取回，怕听众听完后太兴奋而忘了交回来。讲述中，路人偶尔立足倾听的——欢迎；“呆立”超过半小时的，讲古仔便上前邀他（她）做“插班生”——收一定的费用，一般大多是路人自愿付出，多少并无死板规定。
有时讲古者则采取灵活办法：开讲时任听众自由交钱，多少无限定。一般说来，遇到经济能力较好的听众，或对其中一些携带恋人、青年人带老一辈人来听的较常采取如此手法收费，这主要靠讲古仔慧眼识人，通常这一审时度势之举能为他多赢得些收入。偶尔，讲古人也会应邀“宅说”或“游说”。“宅说”指到豪宅、府第等有权有钱人的家中去讲古，多是半天或一天，讲的内容由宅主定，一般预先二三天告知。内容多数是古代题材，这对讲古者来说，自是轻车熟路，欢喜应承。自然，有些古代题材，讲古者也不一定胸有成竹，万一遇到这种“奇古”，讲古者也会“托塔应承”（大胆应承之意，即使叫他去托起西湖塔，他也说会托起）。自承托之时，他便要抓紧时间，去同行或读书人、亲朋处，或听或借书，然后精心整理（写出大小提纲，讲时回忆提纲而讲）。这几天将是讲古仔最辛苦的时日，惠城讲古仔据说从未拒绝过一个顾客，可见其用功之深！讲古者从未拿起话本当众念那么一小段，可见其记忆力之强！讲古者总是以学生应试之心去谋求两餐的。某些富贵人家会出轿请其去，收入一般比平时要高一至二倍，甚至更多，只要合宅主心意，赏钱就丰厚，不过这种好事并不多，一个讲古仔一年能有三四次这样的机遇便算不错了。
何谓“游说”?这是指到西湖画舫去讲古。当时惠州西湖上有湖山、翠微等三艘豪华典雅的大船，内设厅、房等。船内布置得美仑美奂：雕龙凤及各式花鸟图案，厅内挂名人字画、对联，摆放异石和珍奇花草，以靓棋盘砖铺地，窗棂嵌五彩雕花玻璃，内置红木精雕桌椅……面积近90平方米，每船装饰互不雷同，全方位提供吃喝玩乐或小型聚会甚至十人以下住宿。画舫平时驻停在明月湾“廉让之间”水域涵洞门外或苏堤与平湖门一带。有客来则撑出到湖心，水天一色，边饮边游动舫，不尽风光滚滚而来，宾客尽享人间之乐！能包船游湖的，自是非富则贵了，其费用，比在陆地上最好的酒家吃同款的山珍海味要贵近一倍左右。讲古者应邀“游说”，主人自不会亏待他，一般会吩咐船家给他好酒好菜。
“游说”的故事大多较简短，诙谐而有趣。有些宾客兴趣骤至，会叫他突然变换题材……笑话、谜语、联趣，惠城风土人情、民俗、历史之类，及在画舫上触目可见景物而咏吟的诗词花鸟虫鱼、风花雪月等，都是“游说”的题材，幸而“游说”者大多是讲古者中的佼佼者，对如此繁多而又要有急智才能应付的内容，基本上都能“兵来将挡”，博得席间阵阵掌声，笑语漾湖。例如“游说”常用的一首劝酒诗就颇有雅俗共赏的风格：“桃花李花春天开，有诗无酒笑不成……”游说者凭三寸不烂之舌，口若悬河，笑容可掬、态度热情而获得比平时多两倍以上的报酬，更不用说席间有些客人会送小红包，曲终人散后可以带些剩菜(全是山珍海味高档菜)回去，煮沸洁净后，全家人围坐一桌，来个“山珍海味大品尝”。故人们戏说，“游”一次好过过年！可惜这样的良辰美景并不与下层百姓做伴，机会如皇帝补皮鞋——难逢难遇，有时一年也没有一次。
讲古者除了应付一些客人点的题材外，都讲述些什么?在清代后期大致有如下几大类：
（一）农民起义的业绩和民族英雄的精神，是当时讲古的重要题材。在农民起义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水浒的故事。人们对封建统治阶级十分憎恨，向往那些反封建反暴政的英雄，水浒故事中的起义斗争，富有传奇色彩，人们正好借助这些英雄事迹来表达自己的要求，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其中“林冲雪夜上梁山”、“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母大虫顾大嫂劫牢”、“花和尚鲁智深”、“武松血溅鸳鸯楼”、“武松打虎”、“时迁盗甲”、“三打祝家庄”……讲它千百遍，听众也不倦。
至于歌颂民族英雄的作品，为数也是不少的。《狄青》《杨家将》、《苏武牧羊》等以及关于岳飞、薛仁贵等人的故事，都很有影响。
（二）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官僚地主恶霸的罪行，也是当时讲古仔所乐于表现的，有些故事的矛头甚至直指封建皇帝和朝廷重臣，如关于宋徽宗、严嵩、秦桧等故事、就是对他们的罪恶的控诉。
清代，地主恶霸与官僚劣绅相互勾结，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他们枉法无道，暴虐横行，严重危害了群众的经商和手工业的劳作。讲古者就利用一些故事来表达广大下层人民对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的批判，发泄积压于胸臆的愤怒情绪。例如清代后期（约1850年），惠城有两个讲古话本比较有名。其中一本叫《颠公传》，是揭露官僚恶霸罪行的成功之作。
《颠公传》是根据惠阳某镇大地主大官僚王老爷的事迹写成。王老爷，老百姓又称其为王爷，读书出身，曾在外省做过官，离职回乡后，与当地的土豪劣绅相勾结，鱼肉乡里，操纵柴米市场，残酷地剥削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七十二岁还强抢民女，激起众人义愤。讲古仔把他的丑行劣德写成话本，到处去讲，影响较大。讲起这个《颠公传》的来历，真是门神卷灶君——话（画）中有话（画）。那王爷的丑恶行径，不仅乡里无人不晓，就是邻近的一些县城，人们也有所闻。激于义愤，一些熟知此事的人就将王爷之丑告知当时两个善写话本的人，请其写好由讲古者四处去讲，以此来打击其嚣张气焰。但由于王爷恶势力强大，且有官府偏护，这二人都害怕东窗事发累及自己，故没有胆量将这素材“变”成话本。有一个陈姓讲古者，人称“讲古陈”，闻知此事，义愤填膺，决定暗地里搜集王爷的材料，自己偷偷写。讲古陈虽是头一次写话本，但经过不断探索，终于写出两个章回。然而，贫困的家境现状使他不得不停下笔来——讲古陈人已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话本出来万一惹起“城门失火”，他这条“池鱼”怎能跳出厄运？人一有了顾忌，雄心便会冰释。但他又不甘心就此搁笔，于是每次讲罢古仔回家，多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常为一些小事与老婆争吵。有次老婆骂他是“颠公”!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马上触动了他的创作灵感：何不起名《颠公传》，借颠公之口淋漓尽致地揭露王爷?于是“重打鼓，另开张”，只取素材的精华部分，人名、地名、时间等全虚拟，并加些有趣、好笑又能助于深挖王爷烂疤痛处的插科打浑之新料，再加一些听众喜闻乐听的本地谚语、歇后语等，使每篇章都充满地方民俗特色，更引人入胜。至于话本主人公——颠公，他虚拟为在大府宅内打长工的中年人，老实肯干，性格是小巷子里撑船——直来直去，却因工作中一次小小失误而遭主人毒打，不幸患上轻度脑病（精神病）——有时有些颠疯……这样，听众便对他的“颠”心知肚明，也利于开展各种喜剧性的揭露情节……
思路对头，下笔便如泉涌，以前苦思冥想，二三个月漫漫长夜也就写二卷（章），而今，浮想联翩，下笔如有神，不能自已，不够两个月，便完成话本十卷——足够讲十日。
“一鼓敲响，万鼓雷鸣”惠城其他讲古仔也争着大讲《颠公传》，一时满城尽知。据说王爷闻知此事大怒，叫手下人尽快查明、一网打尽。由于讲古陈对此早有防范，一切皆密不透风。就连《颠公传》的作者，他也说成是一云游僧人，自己为了吸引听众而借云游僧人的书来抄，内容尽是狂人乱语，博人一笑，挣口饭吃而已。使王府来者找不到把柄。加上听众皆护着讲古仔，众怒难犯，也只好快快复命，并劝王爷：“事是巧合，实不相干，讲古仔全是想骗人，多挣点臭钱糊口而已”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自此舆论哗然，人们冷嘲热讽，纷纷议论王爷所做的丑事，吓得王爷连大门也少出，以后收敛了许多……
《瞒天过海》也是惠城清代后期有名的话本。它很奇特，好像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说它无头，是因为前人传下来时它已有百岁，它的各个话本的开头皆不大相同，谁也说不准确；没有尾是指它可以随时增加新的内容，甚至在讲古期间，已讲完了原来的故事，也可增讲近日发生的趣事或由听众当场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小故事。此话本所述的故事，篇章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性，大都独立成章，故事有教人趋利避害、示警、解惑、增长见闻等作用，很受群众欢迎。其中主要事例有：揭露荷包仔扒手的扒窃行为，提醒群众警惕；慎防坏人利用色情坑人及其他瞒天过海式的阴谋；为“出把戏”（魔术杂技等）中的一些技巧作“注解”；赞扬敢于和坏人作斗争的机智事例等等。这些事例经讲古仔绘声绘色的描述，使听众记心中，达到预防和避开害处，获得平安的目的。既能增长见闻，又能娱乐身心，很受欢迎。
当时的讲古者有时还推出一些谜语与谜语故事、联趣等，有讲有猜有对，活跃场面气氛。如有这样的几个谜语：
（一）“二口井，同等深，跳进去，齐腰身”
（二）“铁船底、木船蓬，扁嘴棍、胡须公”
（三）“和尚吵架”“北京胡同”……
其中（一）、（二）各打家庭常用物品一件、四件；（三）打惠城地名各一个（注：谜底在本文后）
讲古者讲关于男女爱情的故事，数量也相当多。这些故事热情地歌颂自由幸福的爱，表达了下层群众反对封建束缚，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尤以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里的故事讲得最多，最受群众欢迎。其中百听不厌的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故事。
讲古仔讲的故事还有不少是公案。一系列执法不阿，秉公办案，铁面无私为民伸冤的清官形象，被讲古仔塑造得更完美、更栩栩如生、更感染人。这系列的公案故事，有《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等。
综上所述，惠城清代讲古者讲的故事多数反映了市民群众的思想倾向，体现了一定的群众性。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讲的故事中也有不少糟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宣传宿命论和封建迷信，宣扬封建的忠孝节义思想；更有不少无聊的自然主义的描述、低级庸俗的东西。例如讲古仔每讲到女子的三从四德时，总是用肯定与赞扬的口吻，流露出钦佩的神态；一提到女子的贞节行为，总会念念不忘列举惠城和平直街与柏子树下（古街名，现存）的贞节牌坊，如何如何的雄伟壮观，四柱重檐，上刻金字“圣旨”；显赫故里，荣光万代……而讲《卖油郎独占花魁》时，如果听众全是男性，就会得意忘形地增加一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述……
注：谜底是：
（一）裤子
（二）锅头、木锅盖、锅铲、洗锅扫。
（三）佛子坳、都市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