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三天后，惠州府县两城相继沦陷。自此，古城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热点，七年之间，四次易手。而日军每次攻城，都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于是作战中日军就派飞机狂轰滥炸，还公然违反有关国际公约施放毒气；入城后，他们更疯狂报复，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我们兄弟姐妹虽然都是抗战时期刚出生或者是抗战胜利后才出生，但年少时离那个年代不过几年，家里大人经常把抗战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讲给我们听。正所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到了我们给儿辈、孙辈讲事情的时候了，下面我就挑几件印象较深刻、与我家先辈亲人有直接关系的写出来，以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那段落后挨打备受侵略的屈辱历史和惨痛教训。
大轰炸
有一天，某位群友转发了一张图片（见图一），认为是搞笑的漫画。我却不以为然，而且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因为我父亲曾亲口告诉我，抗战时有的日本飞机就是这样投弹的！
图一：一张飞机投弹的图片
原来日本侵略者为显示其威慑力量，从1937年8月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对广东全省城乡实行反复疯狂的遍地轰炸，企图以此“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从1938年10月1日开始，日军更是每天出动飞机60余架次，对惠州城进行狂轰滥炸，而且专门以民宅、商铺、学校为目标，欺负这些地方毫无防空火力，特意飞得超低，直到地面上的百姓可以清楚看见飞行员的面目再用手施放炸弹以加强恐吓的效果，并且延续10天之久。惠州城内大街小巷一片火海。尤其是水东街，有几间煤油店铺中弹后，所贮煤油燃烧爆炸，火焰升腾，黑烟布满天空。惠州全城被炸死300多人，炸伤100多人，许多老百姓被炸得血肉横飞，一些残肢断体挂在树枝和电线上，其状惨不忍睹。图二、图三、图四为当时惨景之相片。对比之下可明显看出遭受破坏的程度一次比一次惨烈。
图二：1938年年底遭日军轰炸洗劫的水东街，满目苍夷。抗战期间，水东街遭到日军多次轰炸，炸毁和焚烧的店铺达200多间。
图三：日军攻陷惠州后，放火焚烧水东街，满目疮痍。1939年7月光复惠州城后，市民络绎返乡，准备重新建设家园。来自《今日中国》1939年七月刊。本资料则取自东江时报
图四：这是1941年再次遭遇日军焚毁的水东街，残垣断壁，一片废墟。
日军前三次占领惠州城都是不久后退出，但对平民百姓的飞机轰炸却有增无减。有一天我家邻近的二叔公听到“走飞机啰！”的喊声忙往外逃，却不料刚跨出大门，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刚好砸在左脚面上，顿时血肉横飞失去了整个左脚。不幸中的万幸是炸弹没爆炸（可能是二叔公肉身起到了缓冲作用），捡回一条老命外房屋也没受多大损害；只是落下终身残疾，自此离不开拐杖。
我们家就没这么好运了。原来我家祖屋是两层青砖瓦房，建造得比较结实，侵华日机来时，我的曾祖母、祖母、大伯娘等人都是跑到祖屋前进钻到床底下躲避，只有已搬至丰湖书院的县立一中上课到9点然后疏散，下午3点后又再集中上一段课，5、6点才回家的八叔九叔除外。偏偏这天有点特殊，通常12点到1点来肆虐的日机没出现，大家以为今天不会来了，所以下午我大伯、八叔、九叔一干人都待在家里。谁知3点许，设在中山纪念堂前县政府大楼三楼的警钟还来不及敲响就听到飞机声，我大伯带着一家人、还有邻居几人躲进屋子不久轰炸就开始了，几颗炸弹把祖屋前进四面墙炸塌了三面（这也就是我家那辈人认为日军飞行员是有选择性地轰炸民居的原因，估计那帮天杀的在飞机上也看得出我家房屋结实，躲藏的人也多），幸亏整个二层木板楼面以及横梁还整体连在一起靠剩下唯一的一堵墙支撑着形成一个救命的三角形空间，“要不，日本侵略者就欠多十几条人命”，九叔这样告诉我，“今天也就没有人告诉你这些事情了。”同时房子后进也受波及摇摇欲坠，飞机离开后，家人连忙从废墟里扒出残樑左支右撑才保留了全家老少一片遮头之瓦。原先日本地面部队第一次进攻惠州城，我祖父抱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一贯信念带领全家躲避到乡下，先到江北望江一个学生家，再到万年陈屋我曾祖母外家，最后投靠水口红藤我祖母外家，颠沛流离备受折磨不幸染疾身亡。惠州城第三次沦陷后的这次轰炸又摧毁了我们的祖屋，日本侵略者害得祖父家破人亡的血债，我终生不忘。
大烧屋与大屠杀
1941年5月，日军第二次入侵惠州，留惠仅仅三天，却四处放火焚烧，分别在水东路、塘下、打石街、万石路以鸣炮为号，炮声一响，即放火焚烧商店民房，此外，西湖名胜如栖禅寺、永福古寺、元妙古观和东坡亭等古迹均遭焚烧，城内被大火烧毁的商店和居民住宅达八九成。惠州人把第二次沦陷的这段遭遇称为“大烧屋”。
1942年2月4日，日军第三次进攻惠州，国军独九旅在挂榜山对面的望乡台阻击来犯日军，打退了他们五次进攻，并将其联队长击毙。5日，佩戴黑纱的日军入城后进行疯狂报复，大举屠城，城中军民死难者多达三千余人，仅在水门外沙下西枝江段就捞出600多具遗体，史称“沙下惨案”。在县城的晒布场、水门仔、沐范湖、铁炉湖和东门街等处被捕杀者达1600多人。其中数百名无辜百姓被日军用铁线穿过掌心连起来，押到光布头、流水庙两处草地，进行集体大屠杀。
史料显示，面对敌寇屠城，众多惠州人同仇敌忾，誓与家园共存亡。这其中，不能不提到秦敏猷、吴锡槐、吴职潘、廖计百等惠州长者直面敌寇，与敌抗争而亡的事迹。
秦敏猷，惠州府城南门人，著名书法家秦咢生的父亲。日寇再次压境，众多惠城人逃徙避难。秦敏猷家中，彼时留有到此避居的吴锡槐，二人均年过七十，他俩相约留城，不甘逃避。他们不顾年迈，在敌人枪林弹雨之下，帮助军队抢筑战守工事，并煮粥烹茶慰劳战士，昼夜不肯休息，历两月余，直至军队弹尽转移。日军攻入城后，秦敏猷、吴锡槐不幸被执。敌胁以利刃，使带路搜索财物妇女，秦敏猷等宁死不从，怒目裂眦，高呼抗战。“该耆民等不为所屈，敌引刀刺其手足，则呵叱痛骂，且奋勇进扑，以头撞敌人胸，敌群刃并进，乃各受十余伤以殁。”（引自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惠阳县鹅岭镇镇长冯孝然《为镇民秦敏献、吴锡槐助军抗敌死事呈请族恤文》）图五为著名画家黄澄钦系列国画之一，《东江时报》记者侯县军翻拍，是从东江时报电子版下载的。
图五：黄澄钦国画之一，再现了惠州老人助军抗日誓死与城共存亡的事迹。
吴职藩也是一位有威望的文人。据吴仕端《潜珍书屋联话》（收录入1999年 《惠城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记载，吴职藩世居惠州府城，少负文名，清末以案首入学成秀才。科举废后，从事新学，学法律监狱专业，但终生从事教育和著述。事母至孝，乡里称之。作育人材甚多。敌寇陷城，吴职藩走避不及，被执，戟指大骂，遂遇害于水门外沙下。由于反抗甚烈，至死不屈，遗体竟给抛入江中，漂流而没。
至于第四位廖计百老先生就是我们的曾外公（我母亲的外公）了。我看过《东江时报》记者侯县军的描写，还与多位廖氏后人有过交流，知道廖氏世居惠州府城秀水湖畔，先祖廖贞康熙五十三年（1714）举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廖计百的父亲廖佩珣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进士，有清一代一门两进士，“进士第”的匾额曾高挂在廖宅门墙上，标志着家世的显赫。他本人则是一位颇有维新思想的晚清秀才，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福建安溪县县长，后半生以教书为业，育有八子八女（我的外婆就是被当时族人称为“八大姑”中的五大姑），其中最出名的是著名音乐家廖尚果（即青主，2011年惠州市政府为他在滨江公园树立了一尊铜像）、廖辅叔（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廖计百的事迹，中国革命博物馆所藏的柳亚子遗稿《廖计百先生墓碑铭》（该文录入《惠州志•艺文卷》）有详细记述。“讨倭军兴，寇舰逼大鹏湾，先生（指廖计百）尝避地九龙，忽忽不乐，复归故里。”“自二十七（1938）年十月以后，有司不戎于职，惠阳曾再度沦陷。先生奔走山海，日不暇给，孤愤弥天。归而自誓曰：竖子败乃公事，光明非旦晚可期，吾老矣，狂寇如三犯吾州，当成仁示范耳。”
一语成谶。日寇第三次侵入惠州，曾外公廖计百拒绝逃难，选择舍身成仁，以此唤醒那些不抵抗、消极逃跑的人。《廖计百先生墓碑铭》写道，1942年2月，日寇三度陷惠阳，“犯先生第，以焚巢相胁。先生蹈火履薪，激昂骂贼，竟以身殉。”随着廖宅变成一片火海，他的多册遗著也被毁于火灾，他自己却在烈火中永生。廖计百享寿七十，但柳亚子称其“正气与河山并寿”。
面对敌寇的凶残，惠州人的“硬颈”使得他们从未低过头，四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的慷慨就义可见一斑。
酱油池
1945年1月14日，日军第四次侵入惠州城。此时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已成定局，德国法西斯已面临最后覆灭的命运。在处境愈来愈困难的情形下，日本侵略者困兽犹斗，发动了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战役。1945年1月，日军侵占韶关各地后，为防止盟军在华南沿海登陆，在沿海地区增兵一个师团，重新占据沿海地区各重要据点。1月14日，日军分两路同时入侵惠州和博罗。一路由深圳入侵惠州，另一路则在大亚湾澳头再次登陆，侵占淡水、惠州和博罗等地。
日军这次侵占惠州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由于经过前3次沦陷的蹂躏和残害，民众早已有所准备，绝大多数人都逃居乡村或山地，所剩无几的财物也早已转移匿藏。日军入城后，先后多次出动对惠阳等地乡村进行抢掠洗劫，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抢夺耕牛27281头，生猪3万多头，粮食2288100多石。与此同时，日军采用“怀柔”、“以华制华”的政策，收罗汉奸，组织“维持会”，派出伪县长，设立伪政权和宪兵队及特务机关，并开设赌博公司、鸦片烟公司、彩票公司、出口货物附加税征收处及妓院等，打着“东亚共荣”的旗号，对民众进行残害和剥削。期间，日军随意捕人，严刑审讯，肆意屠杀，企图扑灭人民抗日的火焰。然而下面一件事说明了侵略者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话说惠州府县两城有两间历史最悠久的酱料厂，从惠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惠州地情网中的惠州大事记专栏可以查到，在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分别有益生隆酱料厂投产和祥新酱园开业，店址都在当时的大东门（后来废弃城墙在城墙外及部分墙基上修建了如今的环城东路）盐巷一带，彼此相隔了几间铺面。益生隆除了生产诸多酱料外，精心研制酱油产品，经一年多时间的研制，终于制成远近驰名的益生隆酱油，年产酱油100多吨，占惠州城市场销售量的三分之一。加上祥新酱园的业绩，两者基本占领了惠州城的酱油市场。
那时的商铺是前店后仓或前店后厂的形式居多。门店摆放着一排排瓦缸，各装着各种酱料，其中就有酱油。由于酱油销量巨大，后店还建有几个一人多高带龙头的酱油池，一是方便随时补充店面零售以及批发所需，二是让酱油在露天池中暴晒继续发酵以提高品质，通常几个池子是轮流使用，放完一池后才启用下一池。事情就发生在酱油池里。某天，工人登上靠在一个放完酱油的池子边墙的短梯，做灌装新酱油前的准备工作，谁知刚探头一望就“哇”的一声差点掉了下来。你猜他看到什么？赫然一具穿军装的日本兵尸体！
消息传播开来，常在这家店打酱油的人有两种典型反应：一种人反胃作呕，诉骂难怪近排总觉得酱油有股说不出的异味，该死的日本鬼，死无葬身之地还要污染酱油害我们喝尸汁，好去下一百次地狱吧；一种人兴高采烈，笑称侵略者荼毒乡里作恶多端，早就恨不得吃其肉寝其皮，终于等到今朝！
至于为什么尸体会出现在酱油池里就是个谜了。有人猜测会不会是日本兵失足掉了下去？但酱油池建好使用也有四五十年了，除了工人生产，闲人谁会去那种地方，所以从来也没发生过类似事件；会不会是抗日志士杀敌后，怕被敌人发现尸体引起敌人残暴报复而暂时藏尸，但以后出了意外没有进一步处理？不排除这种可能，也不能肯定就是如此。当时的人们都没搞清的事情，七八十年后的今天更难下结论了。
有人会觉得此事太出奇，会不会是杜撰的——其实，我本人也有怀疑，因为不知是当年大人没说清楚，还是说清楚了但我当时年纪小印象不深刻，而且一直在外地生活没机会调查落实，所以店名、地点都是存疑的。幸亏我调回惠州近三十年了，问过一些长辈，也有说听到过的。为了写好本文，我还专门请教我的叔父杨维俭老先生，他可是获得一致公认的惠州通，虽然年逾九十，依旧耳聪目明，笔耕不止；一听说起此事，连连颔首肯定确有此事，前面提到两间老店都在当时的东门路（如今的环城东路附近）就是他告诉我的，并且直接提供了益生隆酱料厂和祥新酱园两个名字，使得我上网一输入名字就顺利搜索到了有关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还记得发生地点，就是祥新酱园的酱油池，并在我带去的地图上用红笔把当年的大致店址圈出给我看（图六）。他还睿智地分析：酱油盐分特高，对浸于其中的生物体会起脱水作用致其腊化而不易在几个月内腐化，所谓酱油有异味，应该只是一种心理作用。
图六：我的九叔杨维俭老先生在他家中指示当年祥新酱园旧址
他还告诉我，此事传开后，远近顾客都不再去祥新酱园购物而去光顾益生隆酱油厂了。受此影响，一度红红火火的生意一落千丈逐渐淡出市场。
作者上网搜索到的2009年7月18日惠州日报惠州新闻版曾报道，提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包括益生隆酱料店在内的10户私营酱料店组成公私合营惠州酱料厂，生产酱油超过400吨；1958年，公私合营惠州酱料厂转为“地方国营惠州酱料厂（后改为惠州市酱料厂）”，产量成倍增长， 80年代，惠州市酱料厂年产酱油量曾经高达2000吨，光出口产量就不止400吨；1996年，相关部门将惠州市酱料厂重新组建，成立惠州益生隆调味食品有限公司。至今在水东东路55号（原和昌酱料店的旧址）还保留着原惠州市酱料厂的大门和砖木结构的厂房，在下角梅湖工业区还找得到惠州益生隆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的厂址。可以看出，百多年历史的益生隆招牌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还是很响亮，但同时开业的祥新酱园就已默默无闻了。时至今日，一定年龄的中老年人很多还记得起益生隆（虽然也已关门多年），但说得出祥新酱园的恐怕就寥寥无几了。是造化弄人还是酱油池事件影响所致？如今只剩感慨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写到“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作为惠州人，我觉得可以加上惠州特色的一句话作为结尾：迎接它的还有酱油池！
问佢怕无（惠州话，问他怕不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