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中旬，博罗遭遇了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县城被淹，东江博罗段水位上升到15.68米，县城榕新路洪水高达到4米，是百年来的最高峰。堤围几乎全部漫顶，发生决口97次，房屋倒塌6万间，10万人被迫离家到高山上避洪水。光是县城制高点葫芦岭，据说灾民就有1万多人。当时，我家住在上城下街5号。尽管上城下街的海拔高度比其北侧的解放东路还高出了1米多，然而，这场日后被街坊们称作“大水王”的洪水，还是淹没了我家的大门。可见“大水王”的水位有多高。

“大水王”来袭的时候，我还是一位不到5岁的孩童。然仍清晰地记得，我跟着外婆躲避洪水的地方，是位于县城北郊上塘的解放军某部野战医院。我们与灾民栖身的地方，就是该医院的大礼堂。没有床，没有被，大家都以自己的小家为单位，聚成一堆一堆，席地而坐。声音嘈杂得很，不时还响起婴儿的哭声。

因为外婆怀里还抱着我半岁的妹妹的缘故，就很难再管我了。我得以与那些年纪相仿的孩子，无比兴奋地在人堆里乱串。举目望去，礼堂大门外一片汪洋。茫茫的大水中露出来的竹梢，还能让人依稀分辨出那些被大水淹没了的鱼塘，因为这些高大的竹丛大多都种在鱼塘的塘坣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这个的确记不起来），远处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人们沸腾了，到处响起了“飞机来了”、“飞机来了”的兴奋的呼声。晴朗的日子，蓝天衬着白云。3~5架飞机（肯定不是直升机）在水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掠过，估计是在寻找合适的空投地点。也许是露出水面的陆地面积实在太小吧，飞机上空投下来的，那些一个个能装200斤大米的麻袋装着的饼干，几乎全扔到了汪洋之中。大人们划着小艇飞快地把麻袋拖上岸，然而，麻袋里的饼干还是成了饼干糊糊。

人们在礼堂中排队领取饼干糊糊。依照外婆的吩咐，我也拿着一只黑黝黝的，不知道被摔过多少次（浑身伤痕累累）的，直径约为20厘米的小铝锅，跟在大人后面，领到了几勺（勺子很大，类似如今大排档中师傅用的那种）饼干糊糊。若以我的小铝锅来衡量，大概有半锅左右。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不太清楚，但也一直不愿意去了解清楚的是：外婆和我兄妹为何没和大家一样上了葫芦岭？茫茫大水中，我们是如何去的解放军野战医院？在“大水王”的围困当中，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是不是那个时候的大人们，都参加抗洪抢险去了，只撂下我们这些老弱妇孺？

多年之后，我看到了曾任博罗县水利局人事股股长、显岗水库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显岗水库管理局副局长、博罗县水利局局长的77岁的骆东水老人的一段回忆：“当时，我家也被淹，我用小船将母亲和爱人送到地势较高的葫芦岭后，立即返回防汛指挥部继续工作”，或许就是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