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往事，但却是近十年来我总是想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往事。

翻开新中国的历史，最为值得我们骄傲自豪的事件之一，莫过于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原。也就在同年同月，我出生在著名革命老区高潭镇（当时还是公社建制）。

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的山山水水都是那么的美好。门前、山沟、小山坡上，田野一年到头都没有空闲着。水稻、蕃薯、木薯、花生、蔬菜，乃至丘陵地区才有的甘蔗、油麻等经济作物一年四季轮作着。清澈见底的小河流，天还没亮，就有人在挑水、洗衣服，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停止喧闹，我觉得这是家乡最有生气的地方。每当母亲在河边浆洗衣物，我就会跟着下河，用小石片在水面打水花，尽情地翻动石头摸鱼虾。远处的山上，随处可见砍柴、割草、放牛的人们，时不时还能听到山歌对唱、看到远山炭窑里飘出的缕缕青色的烟柱……

然而，最令我难忘的还是那方方的餐桌。

初初懂事时，我的一家还住在“上三下三两头横”的大瓦屋里，这里同时住着近十户人家。吃饭，在当时来说仿佛是一件很庄严的事。山村的饭自然是一日三餐的，没有早餐、夜宵之说。平时，一大早，大人们就都“出工”去了，老人在家看小孩、做饭、喂养牲畜。每天的第一顿一般在上午9时左右，叫“吃朝”，中午、晚上的饭则分别“吃昼”、“吃夜”。每家每户餐桌都是四方的八仙桌，配着四张木条凳。有两个特点印象最深，一是年长者要坐“上棚”，即上位、正位；二是一般要等齐外出劳作的人回到家才可正式开饭。每到这个时间，这座原本拥挤的大屋更就热闹了。不安分的人会端着饭碗，这家瞧瞧，那家瞧瞧，看到有适合自己口味的菜就伸出筷子夹上几口，一点都不客气。但那时，除了逢年过节，每家每户基本上见不到鱼、肉，偶尔在墟日过后，个别人家餐桌上有一小盘廉价的咸鱼和狗蛤，算是很奢侈了。主食自然是以番薯为主，辅以少量的米饭。每年三、四月青黄不接时节，会以木薯片和赤蕨、猴头等粗粮、野菜来“度饥荒”。

可以肯定，在我到镇上读高中前，吃得最饱、也是最让我一辈子不会、也不敢忘记的事，就是我父亲用学校办公桌抽屉里的米给我们父子俩蒸的一砵不同寻常的饭。

我的父亲是一名民办教师，以教书为基本工作，但要在生产队集体里记工分，每个月还有6元的“工资”（后来是9元、12元），属于那种不脱产的“民办教师”。记得一个暑期的一天上午，我随父亲来到他任教的村小学老师办公室，清理过办公室的卫生后，父亲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忽然，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拿出一包用旧报纸包着的大米，对我说：“这是放假前吃剩的，我们今日吃顿饱饭吧！”然后，他走到久未使用的学校厨房，洗涮锈迹斑斑的大铁锅，并从屋后墙根找来学校放假时留下的柴草，用一个边沿很厚、外表很粗糙的泥砵，淘好米，点燃柴火蒸起饭来。而菜色呢，记得是一两左右的红糖。

这件事，过去已近半个世纪了。而今，父亲已年近八旬，也已行走不便。但他对吃饭这事却一直还是这么认真：人不齐不吃，恪守“吃不言”的信条；旧菜饭不能倒，意思是一粥一饭不容易。每当我们劝他不要吃隔餐旧饭菜时，他总是意味深长、话里有话地说：“你们不知道的，你们要保佑现在的国家领导要吃一万岁，过去哪有这么好，这么安定，这么多食物。你们小时候啊，哪里有衣服穿、有饭吃啊！”

说得极是！现在城市、农村都能够安居乐业，首先得益于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国防，再不会受到外敌入侵、欺凌；然后是有袁隆平这样的大科学家，搞科研攻关，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单产。当然，大的方面还是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全方位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记下这砵饭，目的不但是记下过去令人心酸的农村餐桌，更是记下如山的父爱。同时也是警醒自己，趁父亲还在，要好好报答“一饭”之恩。并且，更重要的是，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要辜负改革开放的领路人以及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