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7年8月在广东省立惠州师范学校（前身为广东省立粤秀中学）高中毕业，同年9月受聘于惠阳县鹅岭镇第八保国民小学（以下简称“八保”小学）任教师，担任六年级班主任及该级国文（语文）、算术（数学）与五年级自然等课程，直至1950年1月底止，历时共两年半。这是我走出校门踏上社会的第一职业。时至今日，屈指数来已经跨越六十多个春秋。也许是年纪老了，喜欢怀旧，每当我翻阅起在该校执教期间全校师生及全校教师合影、组织学生出外“打野餐”与郊游等旧照片时，很多陈年旧事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令人不能忘怀。
（一）“八保”小学变迁概况
“八保”小学前身为惠阳县区二小学，成立于1937年（当时是由惠州城内的精诚小学、南区小学及大中（初级）小学等三间小学合并而成），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更名为惠阳县鹅岭镇第八保国民小学，1948年9月随着镇名更改，该校校名亦改称为惠阳县府城镇第八保国民小学。1949年10月中旬惠州解放后由当时军管会接管，校名改称惠州市第五小学，延续至今。据了解从精诚小学、区二小学到“八保”小学近二十年年期间，都是由惠州城内教育界老前辈叶秉斡先生担任该校校长职务，直至1950年冬，叶校长因年纪老迈申请辞职获准，由惠州镇人民政府委任林岫浓（女）为该校解放后第一任校长。“八保”小学校址设在惠州府城（桥西）法院前街原文昌宫内，当时民国政府对教育事业很不重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仅利用文昌宫旧址因陋就简改造而成。将该宫正殿改为学校的小礼堂，为全校师生每周星期一上午举行纪念周及其他大型集会的室内活动场所；正殿东西两侧的砖瓦平房改成学生课室。全校课室共12间，每间课室大小规格不一，面积约30至40多平方米左右。教务处两间，每间仅10多平方米。因校舍条件及经费限制，学校无法设立图书阅览室。校门进去有个泥沙地小广场约300平方米，改为学校操场。另外校门横过街道对面还有一块空地，约100多平方米，成为学校的小操场。此外，学校里面还有个后山，种上很多树木花草，后山旁边有个凉亭，是师生们课余休闲活动的好去处。在体育运动设备方面，仅有半个蓝球场、一个沙池（跳高、跳远使用）、单杠、双杠、摇摇板、浪桥、滑梯、乒乓球抬等。该校共有教师近20人（含部分兼职教师），学生总人数约400多人，每班学生30至40多人，（低年级生每班人数较多，高年级人数相对少些）。在当时惠州城内的小学中，该校规模属于中上行列。由于叶校长办学有方，教师们素质较高，认真执教，学生们勤奋学习，该校学生每学期参加惠州城内各小学语文、算术、自然等单科比赛及小学生个人作文比赛，演讲比赛、歌咏、美术、书法比赛，体育运动比赛等等，均获得优异成绩，名列前茅，曾多次获得团体平均总分第一及个人冠、亚军等单项优胜奖殊荣。
（二）师资雄厚，素质较高，教学有方
该校校长叶秉斡，1902年（19岁）毕业于惠州府立师范学校，先后在淡水崇雅小学、惠州昌明小学、南区小学、惠州女子师范学校、惠州精诚小学、区二小学及“八保”小学担任教师、校长等职务凡四十年，并兼任过原惠阳县政府教育科督学，是惠州城内知名人士之一和教育界老前辈，博学多才，办学经验丰富。他担任校长期间，对师资的聘任非常严格，要求很高，亲自物色挑选，亲自考核。对要求应聘教师者，其学历必须县有师范学校毕业或高中毕业文化水平，德才兼备，或有多年教学经验；对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应聘者，则要考核其本人在校念书期间是否品学兼优，经过反复审查和面试后，最后才择优聘用。由于他能亲力亲为，严格把关，因此能聘任到该校任教的老师，都是比较优秀的师资人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惠州本地人，有的是在惠州从事教学工作二三十年的老行尊：如萧育赞、裘炳奎、林岫浓、李德华、吴嘉惠等老师，在当时教育界中，都有一定的名望。由于叶校长能以身作则，领导有方、平易近人，处处关心教师工作及生活，全校新老教师均非常团结友爱、爱岗敬业，专心教学培育人才，取得优异成果。解放后，原来在“八保”小学任过教师的，有林岫浓、刘畅东、苗进远，吴嘉惠等四人先后提拔担任惠州市小学校长，有的转行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后当上领导、主任会计师及高级工程师。
（三）授课时间与课程设置
由于八年抗日战争，惠州城曾先后四次沦陷，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惠州城内百废待举，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非常贫困，绝大部分家庭生活习惯都是一日两餐，即所谓“朝九晚五”（即早餐上午九时吃饭，晚餐下午五时吃饭），有些穷苦人家甚至连饭亦吃不上，一日两餐只能吃稀粥及甘薯、芋头、蔬菜、杂粮度日。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生活习惯，惠州城内各间学校上课时间亦分为三段安排：上午三节课，（由7：00时至9：00时），其中早操课20分钟，正课每节40分钟；中午三节课（由10:30时至12:50时）；下午三节课（2：30时至4：50时）。每周授课时间六天，星期天休息。
课程设置：高小五、六年级开设国文（语文）、算术（数学）、公民（相当现在政治课）、历史、地理、自然（包括动物、植物）、国语（即现在普通话）、童子军、劳作（即手工）、图画（美术）、音乐、体育、习字（写毛笔字）等课程；初小一至四年级开设国文、算术、常识、国语、劳作、习字、图画、音乐及体育等课程。其中：国文、算术为主科。
学习成绩考核：采用100分制，60分为合格。100分为满分。每个学期两次段考，一次期考，学期结束两科主科成绩不合格者留级一门主科不合格者，可进行补考，补考合格后可以升级。
操行成绩考核：分为甲（优秀）、乙（良好）、丙（一般）、丁（差劣）四个等级，学期终结时，如学生操行成绩评为丁等时（仅个别现象），则要留级。
教师授课语言：当时教育管理部门没有硬性规定采用国语（即现在普通话）授课，由于当时教师和学生们绝大部分都是惠州本地人，所以在讲课时大都是以惠州话为主，部分来自外地的老师上课时亦有讲广州话或客家话的，有时学生听不懂，他们只好跟着学讲惠州话进行讲解。
（四）校章、校服及领巾
在那个年代由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较低，家庭经济条件差，教育当局对小学生均未要求规定统一规格的校服，对初小学生穿任何服装均可上学；但对高小学生则硬性规定一律要穿着童子军服装：即黄斜布恤衫，男生穿黄斜布西装裤（夏天穿短西裤，冬天穿长西裤），女生穿童子军恤衫及黑色短裙；男、女生均要头戴船形童子军帽，胸前要佩带黄色童军绳，颈上要佩带领巾（各间小学的领巾款式及颜色可自行设计，“八保”小学的领巾是三角形、蓝底两条红边）。至于鞋袜则没有统一要求，可随意穿着，每逢集队出外游行或参加集会时，高小学生除了要穿着童子军服装外，每人还要左手持一条童军棍（木制圆形小木棍，长约1.5米，直径4厘米）上端搁在左肩上。（上童军课及值日生在校门站岗时亦要带童军棍）。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等五天高小学生一律要穿童军服装上学，星期六那天可以穿便服。此外，全校高、初小学生一律要佩带校章（铜质三角形校章、正面铸上校名、校徽，背面有编号，由各小学自行设计定制）。
（五）教师待遇
当我开始走上教学生涯的时候，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因八年抗战遭受日寇侵略的长期摧残，惠州这座古城百废待兴，民不聊生，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时公立学校的教师，虽说是为人师表，但政治地位低微，经济待遇更差。政府拨给学校的办学经费少得可怜，入不敷支。对教职员工的工资，如按月定期拨给，尚可勉强维持个人生活费用。但当时惠阳县政府从未按月依时将教师工资拨到学校来，往往一拖再拖、两三个月后才将工资款拨入。由于当时通货膨胀，货币不断贬值，待教师们把以前两、三个月所拖欠的工资拿到手时，其实际价值已所剩无几，变成“湿柴”，实质上是变相克扣工资。教师们均感到非常气愤，但投诉无门，只能是“背后骂皇帝”，发发牢骚、泄泄私愤罢了。“不穷不教学，教学教穷人”，这就是当年教师生涯的真实写照。幸得教师们除了领取工资外，还可以分到一部分学生缴交的学米，总算是给了教师们一条生活出路。当时政府规定：惠州城内中、小学生每学期缴费注册时，除了现款缴交学杂费外，（课本费自行选购），每人每学期均需缴交一定数量的学米（大米）：高中生70斤，初中生50斤，高小生30斤，初小生20斤。学米不分等级，一律缴交实物。（注：那个年代粮食价格特别昂贵，早晚时价不同，收取实物大米，生活较有保障）。对于那些家境比较贫困的学生，经学生家长申请，校长审查批准，可分期缴交或酌情减半缴交，个别特困生亦可全免学米，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我校规定：对上一学期学习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者可免缴学米，第二、三名可减半缴交学米，以资奖励。为此，每学期开学前后的一个月内，学生家长们个个都背着一袋大米到学校来为其子弟缴费注册。家境较富裕的缴交上靓白米，家境较差的则买些价钱最便宜的糙米缴交。而学校当局亦事前购备好磅秤、箩筐、麻袋等物具，并安排好两三个男教师轮流值班负责过磅收取学米，不管是白米、糙米，符合数量便照收可也。由于收到的学米来自四面八方、千家万户，粗粮细粮混在一起，收到一定数量后，由学校管理层统一安排分配给全体教职员工食用。教师们戏言：“食百家米饭，保合家老少平安”。允许学校收取学米，对教师们来说，是个福音，起码其个人生活有了保障，这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也是解决教师待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不过教师分取学米数量，校际之间亦存在很大差异。学校规模较大，学生人数较多的，如当年的府城镇中心小学（现一小）、县城镇中心小学（现二小）等校，学生人数较多、收到学米亦多，老师们分到的学米亦随着“水涨船高”，待遇较好；而那些地处偏癖、规模较小、生源少的学校，如原一、二、三联保小学（现六小）、七保小学（现东坡小学）等，学生人数很少，老师们分到的学米亦有限，生活比较艰苦；而当时我所在的八保小学（现五小）及三保小学（现十一小）、六保小学（现四小）等校，学生人数属于中上，老师们分到学米的数量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己亦感到满足了。
（六）学生课外文娱活动
为了促进学生们的身心健康，劳逸结合，学校每个学期均组织学生进行一次郊游或“打野餐”。初小学生由班主任及体育老师等领队到西湖苏堤、泗洲塔、准提阁等郊外旅游，欣赏大自然风光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其乐无穷；高小学生则组织他们出外“打野餐”。地点大都是选择鳄湖附近的紫薇山上。那里有山有水，树木成林，风景特别优美，还有一个较大的草地坪台，是最适合少年儿童文娱活动的场地。每学期学校决定高小同学集体到紫薇山去“打野餐”的日期公布后，同学们闻讯个个兴高采烈，。事前几天便编排好小组名单，每组8至10人，分工合作，有的负责带炊具、有的负责带柴草、有的负责采购肉食蔬菜等等，做好充分准备。到集中出发那天，天还未全亮，同学们已经把采购好的食物及从家里带来的炊具、柴草等用品到达学校集合等待出发。然后由各班的班主任分班集中宣布一些纪律和注意安全事项后，便由童军教练、体育老师及各个班主任率领列队出发，步行到紫薇山去，为了减轻同学们的负担，每个班级都在平湖门旁边租赁了一艘小艇，安放各种炊具，柴草、肉菜等物品，由部分年青男老师及个别年龄较大且会游泳的男同学一起从水路运送到紫薇山下。到达目的地后，稍事休息，同学们便分头到附近拾回石块砖头砌好炉灶，自己动手生火煲饭、炒菜。由于同学们在家里大都是饭来张口，很少下厨，缺乏实践经验，做饭时几乎个个手忙脚乱，在老师们的辅导下，总算是“大功”告成，虽然色香味欠佳，却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吃起来特别甘香。午饭后清洁完炊具碗筷、打扫好场地清洁卫生后，便集中到大草坪上做集体游戏、唱歌跳舞等活动，直到下午3时，大家才兴尽而归。每次“打野餐”活动，时间虽只有一天，但通过它可促进同学们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精神，令人身心愉快。
（七）尊师爱生，情谊深厚
在我的印象中，该校有一个很好的优良传统，就是尊师爱生，蔚然成风。老师们对学生，视同自己的子弟，谆谆教导，希望早日培养成才；而学生们对老师则非常尊重，听从教育，勤奋学习。我刚到该校执教时，年方十九，在我负责六年级那班学生中，有的已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儿童。由于年龄差距较小，感情容易沟通。虽属师生关系，但在课余时间，彼此交往密切，情同手足。记得我在1948年初春因患感冒发高烧无法返校授课，请了两天病假在家休息。同学们闻讯便三五成群专程来到我家中探望和慰问。为了不误学生功课，第三天我精神稍为恢复，便带病坚持返校讲课。特别令人感动的是1948年间，我因经济困难，无法按时缴纳当时的所谓“壮丁安家费”，开罪了那个负责收费的保长谭××，他便伺机报复。在那年10月间一个深夜的抓壮丁行动中，他带领了两名国民党官兵跑到我家中，硬说我是适龄壮丁，抽签抽中了我，强行把我押送到县城黄家塘新兵集中营去拘留。第二天早上该校师生闻讯后均非常气愤，叶校长亲自到惠阳县政府请求保释。而五、六年级学生亦自发组织起来，共约100人列队到县府去请愿，要求释放我回校上课，但均遭拒绝。最后，迫于无奈，我的家人才向亲友东借西借，筹集到10担稻谷巨款把我从新兵集中营中赎出来，恢复了自由。我在那里被拘留了五天，每天都有不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先后到新兵营去，对我探访和亲切慰问；当我获释重新返回学校上课时，同学们还在校门口列队夹道欢呼，鸣放炮竹，以示祝贺。此情此景，感人至深，令我热泪盈眶，终生难忘。
惠州解放后，我于1950年7月转行从事金融、财务会计工作，并离开惠州到外地工作十二年，1962年夏才调回惠州工作。由于工作岗位改变，与当年我所教导过的学生接触联系较少，但在我心中仍时常惦念着他们。有时在路上碰见一些熟悉的同学，即打听他们的信息。2003年春，有个学生来电，邀请我到惠州宾馆饮茶，参加他们原在八保小学念书的同学聚会。我应邀前往，大家见面时，很多都不认得了。当年天真活泼的小孩，而今个个都年逾花甲，做了爷爷、奶奶的“年青老人”、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了。半个多世纪后，师生久别重逢，欢聚一堂，你一言，我一语，谈起往事，记忆犹新，心情格外兴奋。从交谈中，当我获悉当年教导过的学生中，有叶丽珠、蓝天照、廖权来等已当了大学教授，郑绍炽、黄流兴、何爱仪等人分别担任航天部与国防部高级工程师，叶树殷、冯志素为工程师与会计师，蓝天沛为惠州市图书馆馆长，谢丽猷、黄秀珍在惠城区任小学副校长，还有很多学生成了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的业务骨干。特别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是当年“八保”小学学生杨洪（侨居美国的服装行业企业家），是个驰名中外的大慈善家，由他创办的慈辉佛教基金会（他任会长）多年来无私援助，扶贫济世，为我国慈善事业付出巨大的爱心和努力，于2006年12月被中华慈善总会授予“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并再度荣获“中华慈善人物”的荣誉称号。作为一个启蒙教师，看到自己亲自教导过的学子，桃李芬芳，茁壮成长，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己能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培养出大批人才，内心感到万分欣慰，这亦是学生们对老师培养教育的最大回报。
“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