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是座水城，水城少得了水的故事么？
一
1962年10月，惠州居民开始有自来水用了。就像居民开始使用电灯一样，新事物的出现，总能引起人们阵阵惊喜。
开始还没有安装到各家各户的自来水管，是在一些居民多且相对集中的街、巷设立自来水站，每站设一名管水员。惠州话称管水员为“掌水喉”，由居委会雇请，酬金在该站售水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成，大多由赋闲在家的老人担任。众人到水站水（惠州人叫挑水为水），要听从“掌水喉”人的指挥，有秩序地排队，无论水桶大小，一律一分钱两担。一些会算计着过日子的人家，特地请人做成大型号的水桶。
在初有自来水的日子，许多人并不习惯，一些固守着老观念的人，总嫌自来水有股消毒粉的味道。说来也是，守着身边的东江、西枝江，还有西湖，水，已经浸润了惠州人的灵魂。喝惯了天然的江水，就不想换另一种口味，尽管自来水也来自江水。是老天爷“宠幸”了惠州人刁蛮的嘴巴呀，谁叫惠州是座水城呢。
母亲是侨乡四邑人，少年在广州求学，广州沦陷时与家人到了香港。惠州是她心中一个陌生的地方。但她说，自从跟父亲从香港回来惠州定居那时起，她就喜欢上了惠州。最让她舒心的就是惠州有充盈的水。她想起香港人当时用水的吝啬，一桶水一家人还要节省着用一天的窘境叫她耿耿于怀。相比之下，她说惠州就是天堂！喝了十来年东江水（我家近东江）的母亲这时也不喜欢喝自来水了，加之老屋里的几位长辈也都不喜欢喝自来水，于是，仍是我行我素，众人花钱雇人到埗头挑东江水喝，一个月也不过一元或几角钱。
芸芸众生，总有一些干力气活的人以卖力为生，惠州每条街都有专门帮人水的水工。母亲雇请帮我家水的是我一个远房的伯母，是太爷兄弟的孙媳妇，我们叫她二娘。二娘丈夫早逝，家境清贫，含辛茹苦养育了几个子女。不过她给我家水时，子女们大多已成家立室。二娘那时有50多岁，水已不是单纯为了谋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叫活动筋骨。从年青时她就是一个勤劳的人，到老了也不想闲着，总要找点事来做。她没有文化，只有一把好力气，于是天天给人水，一个月也赚了几元钱。那年月，几元钱悭悭地（节省之意）用，也够一家人一个月的菜金。二娘很是悭俭，几分钱一把小葱、两块豆腐或几条豆角，就应付了一家人饭桌上一餐的菜肴。
在我看来，二娘水的本事实在很大。我发现她可以赤着脚从埗头几十级的石级水上到北门的城墙，再从城墙下来回我家。要知道，在炎热的夏天，那花岗岩的石级被太阳晒得发热和烫脚，而二娘的脚板却像垫了一层鞋垫一样地稳稳当当，悠悠地挑起水桶没有一点问题。我把我的发现告诉母亲，母亲说，这就是真正的劳动人民，是几十年锻炼出来的本事。母亲叫我向二娘学习。其实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也到东江河水，但那是“学习型”的水，是解决不了全家人生活用水的。再说，那几十级的石级真叫人气喘吁吁。后来，二娘有时也到西湖水，西湖水虽清澈见底，但有少许的微泥，负责任的二娘还在我家的水缸里划上一点明矾，以净化水质。母亲立即意识到二娘是到西湖水，也联想到二娘可能腿脚不听使唤了，就不好意思再雇二娘水。从此，改口味一心一意喝自来水。这时，我已经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我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家里水的责任。
二
如果说，惠州人是“旱鸭子”的话，会让人笑脱大牙。而我就是让人笑脱大牙的一个。我的兄弟以及老屋里的堂兄弟姐妹个个都是游泳高手，每天在东江边嬉水的孩子，自然与水结了缘。水，给我街坊左邻右舍的孩子们，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增添了多少快乐呀。
夏天的傍晚是最令人陶醉的（在我被水呛倒甚至出现危险之前是这种感觉），早早吃完晚饭，乘晚霞还未散去的时候，先到公园尾的河滩上占上一块小小的地方。去晚了，就是人挤人了。那时辰，河滩就像一个大浴缸，密密麻麻都是游泳的人。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一家老小。而孩子们永远都是东江河上的弄“潮”儿，他们有的在打水仗，有的像捕鱼的鸬鹚一样，一口气潜水到十几米远的渔船上，爬上船头，乘渔民不备，做做鬼脸，又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再游回来。有的还有意游向江中机船驶过激起的波浪……
“文化大革命”前，来公园尾河滩游泳的人都是为了解暑气图凉爽洗个痛快淋漓，这点几乎没有疑义。“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的动荡，生活的拮据，人斗人的恐惧，人们的思维出现了许多困惑和不解，人们心里压抑的情绪越来越大。自然，心里的不快谁也不会讲出来，以免招来杀身之祸。那时候，河滩天天练习游泳的人似乎多了起来，而且都是年轻人。这些泡着东江水长大的孩子水性已经很熟了，还要练习什么呢？练习熟悉程度么？练习耐力么？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立即想到一个词——“偷渡香港”。于是，居委会主任给各居民小组长下达任务：密切注意那些天天练水的人（“练水”一词由此而生），一有情况，立即报告居委会。因为我家老屋的一位堂婶“荣升”了居民小组长职务，使我们较早得知这一信息。
我的街坊中一些年轻人正如居委会干部猜测的一样，随之一些人不动声色徒步走山路到了深圳（那时，坐车或走公路到深圳要特别通行证），再从深圳越境到香港。少数从山路越境，而大多数是从深圳附近的海湾泅海去香港。这些人之中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同学或好友。有些人给边防军拦截回来后还不死心，被居委会批斗了一番后还偷偷再去，凭着他们那些年“练水”的功夫，最终达到目的。个别的去几次也没有去成，只能叹息命运捉弄人。
街坊中的李先生，是黄埔军校后期学生，参加过8年抗战。但由于他是黄埔生的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前他进了监狱，期间又连累了他的孩子们不能正常升学读书，处处受人歧视，家道很是艰难。终有一天，李先生的两个斯文清秀的儿子也偷渡去了。据说，兄弟俩与同去的人在蛇口湾泅渡那1000多米的海面时，弟弟惊恐地发现不见了哥哥，他大声地呼唤哥哥，但听不到回答，也不见哥哥的身影。后来到达香港的弟弟，回忆起这令他肝肠寸断的场景，最终也不知哥哥是抽筋沉入海底还是葬身鱼腹（那里常有鲨鱼出没），一个秀气的男孩子就这样断送了性命。从监狱出来的李先生，得知这一消息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痛恨自己断送了孩子的生命和前程。得知消息的街坊也禁不住偷偷地发出几声同情的叹息：“唉，好斯文清秀的一个靓仔啊，可惜了！”
三
在水一方的惠州，享受了水的滋润和欢乐，也体会了水泛滥时带来的灾难。上溯1987年之前，惠州几乎每年都有洪水，有的年分还一年几次。在端午前后的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龙舟水”自天而降，直下得昏天黑地，江满湖溢。“发大水”一词在惠州也许已延续了几千年。
1959年夏天，是我有记忆以来最大的一场洪水，惠州人称它为“大水王”，而且来势汹汹，短短时间里，除制高点外，洪水几乎淹没了整座惠州城。我家老屋靠着地势较高的中山公园，但房子也被淹了，全屋人只能仓皇躲进地势更高一级的后花园（我们叫它为后山）。那里已接近惠州城中的制高点之一——梌山。
那时我尚未入学，完全不知“愁”是何滋味。只是目睹母亲手忙脚乱地将家里需要的一些东西搬到后山，又将来不及搬的东西塞到阁楼里。虽然那些天没有新鲜蔬菜吃，每天只能吃一点发霉的菜干；虽然老屋的几十口人挤在后山的书房里。但不懂事的我却很高兴，我高兴马路成了一条“河”，母亲去马路洗衣也带我去洗澡。我和小朋友们在这条“河”里高兴地嬉闹；我高兴我同宗的叔伯婶娘和堂兄弟姐妹、老老少少睡在同一间屋子里，那种感觉真好也真妙哦，大家和和睦睦真欢喜；我高兴待水退下一些的时候，我们回到了老屋，但我家的门楼和天井变成一个个没膝的大鱼池，一群群细细的小鱼在游来游去。老屋的一群孩子兴奋地大呼小叫，争着拿簸箕去捞鱼。我还高兴，中山纪念堂住了好多好多的大军（惠州人称解放军为大军），他们扛起一麻袋一麻袋的东西，飞也似地向前跑。大人们说，多亏他们来抗洪啊，他们救出了许多居民，又抢出了北门粮仓里的大米，否则我们都得挨饿。哦，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大军，是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
孩童时的我哪里能体会洪水带给人们的灾难呢。自1959年大洪水后，接踵而来一场又一场的自然灾害，国家和民众都陷入三年经济极端困难的时期……长大才知道：困难的原因并非洪水一个。
四
东江每年都溺死人，常常是小孩子。有些不走运的孩子或手脚抽筋又或者水性不熟被水卷走。故家长们都会对孩子叮嘱再三：“小心点，不要游得太远，也不要游得太晚，玩一玩就回来。”“喔，知道了”。孩子都会这般回答。但有一年例外，北门街附近的水埗头江边溺死人了，不是小孩子，是一家3口人，也不是出现意外，而是自杀。此事发生在最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街坊华姨的丈夫1967年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又成了“牛鬼蛇神”，被单位里的“革命群众”关押在“牛栏”里，被实施“群众专政”。华姨想不通。丈夫早年参加革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他从东北战场一直打到广东，足迹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丈夫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立功无数，当了某单位领导后也一直兢兢业业，只是囿于当时的大气候——“长期冻结工资”——工人工资被固定在三几十元的范围内，长期生活在困境中，只有觉悟没有头脑的人把罪过通通归于单位领导，丈夫一下子就成了人民的敌人——“牛鬼蛇神”。华姨冥思苦想也找不出别的答案。
华姨去看望丈夫，她给丈夫送去御寒的衫裤，天要冷了。穷凶极恶的看守不给进，还大声责骂华姨。华姨去领丈夫的工资，有人用冷嘲热讽的侮辱语言：“‘牛鬼蛇神’还想领工资，做梦去吧！”华姨在自己工作的单位也受尽了白眼，被停止了工作。领着3个年幼孩子的华姨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生活来源，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谁也没有想到，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华姨领着孩子们来到埗头，她骗孩子们去江边看大轮船呢，之后将孩子一个个推下江，她自己也投江身亡。但老天爷怜悯，还是给她留下一根苗裔。那时，她的大女儿刚刚入学，在东江边玩水学会了简单的游泳，她挣扎着游上岸，哭着跑回家告诉四邻。可是妈妈和弟弟妹妹永远不会回来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当年轰动了老街，也震惊了惠州城。
华姨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美丽的女人。她永远红嫩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特别地水灵。她与我家的老屋还有些渊源。我未出生时，她是0952部队文工团一名能歌善舞的演员。惠州初解放那几年，军队还未建有营房，文工团在老屋住了两年时间，她熟悉和尊敬我家老屋的长者，爱护幼者。她与部队首长结婚后，双双转业留在惠州，仍租用我家的老房子，她清楚，我家老屋里是一群善良的读书人。她的大女儿是在我家老屋出生的，老屋的人看着她幸福地当了母亲。后来她搬走了，可是仍与我们同一条老街，与我们住得很近。不知她是否依恋在老街度过的青春岁月抑或喜欢这近水的地方？她最终被逼选择在水中画上生命的句号。
华姨的悲剧是那个年代的悲剧。想想也不足为奇，当年国家混乱不堪，国家主席都身陷囹圄含冤而死，民众又岂有好日子过呢？所幸，这样的年代远去了。如今，社会在不断发展，法治在不断加强，民主在不断进步，以人为本、尊重人权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华姨的不幸已似水流去，愿她和孩子的亡灵得以安息，但愿从此不会再有摧残生命、毁灭人性、侵犯人权的事发生！
滚滚东江水最终融入无边的海洋，人，也好似水中一粒微不足道的泥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