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9日，11月30日至12月1日期间，惠东县文广新局在进行不可移动文物例行年度复查期间，对管辖区域内的安墩镇陶瓷古窑址保护情况进行安全检查。同时，邀请惠州市东平窑陶瓷研究院等惠州陶瓷文化研究人员参与了惠东县安墩古窑址考察活动。

参加此次惠东县安墩古窑址考察活动的人员为：

惠东县文广新局副局长、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钟土清；惠东县文广新局文保股办事员程涛；惠东县安墩镇人大主席郭汉明；惠东县安墩镇党工委宣传委员黄宇浩；惠东县安墩镇文化馆工作人员方计华；惠东县安墩镇黄沙村委支委卢伟强。

惠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会长、惠州市东平窑陶瓷研究院院长、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余小伦；惠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会长、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毛国忠；惠州市东平窑陶瓷研究院副院长、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蔡磊；以及惠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和惠州市东平窑陶瓷研究院工作人员郭玉章、张宏秋、许嗣达、朱淑贞。

惠东县安墩古窑址考察活动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实地考察：于2017年11月19日，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期间分两期二次进行。这一期间主要实地查看黄沙村、和洞村、大沥水等地现存的明清陶瓷古窑址堆积层，并从堆积层表面采集了数量有限的陶瓷残片标本，同时采访了当地村民了解情况。第二阶段为分析研究：于2017年12月10日至2018年1月20日期间进行。这一期间主要对采集的陶瓷标本进行比对归类，并查询相关史料进行综合分析，从中得出此次考察活动应有的结论。它们是：黄沙、和洞窑的历史背景；和洞村新窑址发现及青花瓷的断代；青花瓷碗“白玉斋”款名的诠释；为“贼”“匪”“盗”正名；安墩地名的新解等，均有新的发现并找到了新的依据。

惠东县安墩古窑址考察活动第二阶段分析研究部分，由惠州市东平窑陶瓷研究院负责整理标本，分析物证，查阅史料及最终撰写成本文。

现就考察过程的基本情况及分析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一、安墩镇陶瓷窑址考察情况

（一）黄沙窑址

黄沙窑名称，见于以下书籍载录：

（1）《惠州文物志》有“明清、安墩黄沙窑”；

（2）《惠东县志》有“安墩黄沙明代窑址”；

（3）《惠东县历史文化资源》有“黄沙窑址”；

（4）《惠东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有“安墩黄沙窑”；

（5）《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之《广东省古瓷窑址》中标注“黄沙窑址”。

据1987年6月出版的《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介绍：“黄沙，在惠东县东北41公里处，属安墩镇。人口2100。因村傍河畔黄沙遍地，故名。明代始有郭氏自福建迁此。聚落呈混合状分布，建筑多为平房式砖木结构。农产稻谷、番薯、花生等；林产柴、炭。有丰富的瓷土资源，明代已有陶瓷生产。现有陶瓷厂5间，窑6条，半机械化生产，年产各种陶器瓷300万件，约值30万元。产品销省内各地，有简易公路接平山至安墩公路。”

1、标本信息部分

黄沙窑址考察活动共从地表采集有陶瓷器皿，窑具二类标本，其中陶瓷器皿又分有器型和釉色之别。从该窑裸露出的堆积层情况来看，堆积散落的破旧匣钵较多，瓷器残件较少，说明该窑烧制工艺较为成熟，成品率高。具体情况如下：

（1）瓷器系列标本

①青花瓷碗标本规格。底足4.7 ㎝、4.8㎝、5 ㎝、5.2㎝、5.5㎝、5.7㎝、6㎝；碗高4.2 ㎝、4.5㎝、5 ㎝；直径11㎝、11.5㎝；胎厚0.3 ㎝。其中胎质疏松，胎色灰白，碗内表面均有开片纹。

②青瓷碗标本规格。（A）碗高4.5㎝，底足5 ㎝，（B）碗高4.7㎝，底足4.8㎝，直径11 ㎝，（C）碗高4.7㎝，底足5.8㎝，直径11.8㎝，（G）碗高5.2㎝，底足5.2 ㎝，直径11㎝。

③青花瓷碟标本规格。底足4.5㎝，碟高1.8㎝，直径9㎝。胎质分为二种，一为胎质细腻，胎色纯白；二为胎质疏松，胎色灰白。其中胎质粗陋的青花碗规格：底足5㎝，碗高6.7㎝；底足5.5㎝，碗高6.7㎝；另有底足4.6㎝，4.8㎝，5㎝，5.2㎝。胎质细腻的青花碗规格：底足4.8㎝，5㎝，5.2㎝，5.5㎝。另有一件较为完整，外壁略施绘花的青花碗：碗高：4.8㎝，直径12㎝，底足5.7㎝。

其中又找到一件碟，规格为：底足4.8㎝；碟高3.5 ㎝；碟宽12㎝。又有套烧情况，如：将碗叠加装入匣钵时，按上面放置青花碗，下面放置白釉碗，两碗入匣装烧，这一样式较为多见。此外，青花发色有青与青灰二种釉色，碗胎也有粗细之分。

青花发色清丽，润泽透亮。青花划花生动自然，流畅隽美。又有多件匣钵与瓷碗粘连标本，瓷碗粘连数量不等，最多一件达10层之多。

青花碗款识：“白玉斋”有草、行、楷诸体。其中“白玉”二字相连较近，看来更似“皇”字。而“斋”字的写法将最后一笔拉得很长，看起来更象“帝”字。在正规的书写中，此类写法均为不规范笔划。而所采集到的标本显示出，此一写法不仅数量众多，且非一人所写，“皇帝”二字的笔划均较为随性。可以认定此系有意为之，而非笔误。

重点说明，该窑还出土有数量少许品质较高，釉色清润欲滴，胎骨纯白如玉，器型薄巧精致的青瓷碗标本。这种粘连着匣钵的青釉小碗标本，底足5.8㎝；青釉小碟，底足为5.5㎝。在一堆“粗、大、拙”的瓷器标本中，它更显得较为扎眼和另类，极似南宋或元代景德镇“官窑”青瓷品质，成为该窑一个待解的谜团。

（2）匣钵系列标本

①钵高4.7㎝、钵宽15㎝；②钵高5㎝、钵宽14.5 ㎝；③钵高5 ㎝、钵宽14.7㎝；④钵高5 ㎝、钵宽15㎝；⑤钵高5㎝、钵宽15.2㎝；⑥钵高5㎝、钵宽15.5㎝；⑦钵高5㎝、钵宽15.7 ㎝；⑧钵高5.7㎝、钵宽15.7㎝。其中匣钵与瓷碗相互粘连有的达到4层、5层之多。

2、采访信息部分

（1）郭汉明：黄沙村人，52岁，现任安墩镇人大主席，对家乡掌故及安墩文史较为熟悉。

郭主席讲述道：黄沙村得名由来：本地石珠嶂矿藏丰富的，主要是铜和钨矿。古时候，因开采矿石将地面表层积土较多，加上运送矿石之故，造成这一带地区整日黄沙飞扬尘土遍地故而得名。当地人将村后窑址旁的山塘尾视为村中龙脉，村民对此都格外敬重。村中可查询的历史虽不太长，但村前“奉政第”的历史已有200多年了。黄沙村除郭氏外，早年还有陈氏、郑氏居住，都建有祠堂。

黄沙山下村有窑址处叫“对头坑”，又称“龙埂”。紧邻915乡道。黄沙小学下面就叫窑下村，俗称“下窑子”。听当年的老窑工说，解放前黄沙小学后面都是馒头窑，约有七、八家陶瓷作坊和20多名工匠。解放初公私合营及公社化时期，各家陶瓷作坊合并成为公社陶瓷厂。原来黄沙生产的日用陶瓷产品，要担到5公里以外的安墩镇都要经过下窑子村。黄沙村周边虽有溪流，但落差较大，无法水运。陶瓷送货的地点在安墩圩南面墟市，那里是过去上货装船的老码头，叫“渡船头”。

郭氏大湖洋是小支系，比黄洋山下迟。山下是最早的，山下和窑下是连在一起的。村里最早是馒头窑，后来又有龙窑，之后馒头窑、龙窑二种类型都有。

据郭汉明查阅《惠东安墩郭氏族谱》中“六世系源流篇”介绍：粤准公长子标城公世系。32世（标）标城公，生于崇祯七年甲戌岁十二月初八亥时……三十二岁建祠于黄沙山下关帝宫右片土名扫子顶”。“标城公长子世宗公世系（黄沙）。33（世）宗公，标城公长子，生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岁八月十七日辰时，顺治十七年公五岁居祖丧……四十岁买陈姓屋地一所，土名山下围，是标城公所立老祠堂之下，建立新祠，寅山兼甲申寅分金……”（第329页）。他认为这是黄沙郭氏一支在黄沙最早的记载。

（2）郭永祥：黄沙村人，48岁，时任村书记。

郭书记说道：此地地名山塘尾，约200亩，在山塘尾的西北面坡地上，山顶与山塘之间，海拔高度约为30米。从前，山塘下面是条溪流。山上到处露有这些陶瓷，现在树和草都长高长密了，不易看到这些东西了。

（3）郭炳茂：黄沙村人，74岁，曾在陶瓷厂从事手工拉坯工作。

郭师傅讲道：本地叫“代了坑”，解放前至解放后尤其是公社化和十年“文革”时期。开公路后毁了老窑，左边是山塘尾，原来外面是三条窑，里面是二条窑。最后是小沥河三级电站，公社办陶瓷厂，有100多人，五、六条龙窑。

（二）和洞窑址

位于安墩镇和洞村东南面及西南面山岗四周。山岗坡地间有大量残瓷及破损匣钵露于表面，因山间林木葱郁，尚未见到窑室遗址。从采集的瓷器标本来分析，和洞村窑所产瓷器为青花瓷，款识包括文字及图案。文字以“白玉斋”款为多见；图案仅见各式“团菊”纹。因与黄沙窑地缘及制瓷工艺接近，应属同一类型、同一时期古窑址，时间大致均为明末清初。

和洞窑址未见考古简报及文博书籍载录，应属首次发现。这位“大家闺秀”遇到“有缘人”终于露出了她俊秀的面容。

1、标本信息部分

和洞窑址考察活动共从地表采集有陶瓷器皿，窑具二类标本，其中陶瓷器皿又分有器型和釉色之别。具体情况如下：

（1）瓷器系列标本：①底足6㎝，直径12㎝，碗高4㎝；②底足5㎝，直径11.2㎝，碗高4㎝；③底足5.5㎝，碗高3.5㎝，④底足6㎝，碗高4㎝。底足4.8㎝，4.5㎝，4.3㎝，5㎝，5.3㎝，5.5㎝，6.5㎝。

青花釉碗内外施满釉，足圈中间无釉。碗胎有灰白二种，灰胎粗糙而白胎质地细腻。

另有青花敞口碗一件：底足7㎝，碗宽13㎝，碗高4.3㎝。还有一件“窑渣”标本：底足规格为6.5㎝，由4个碗叠加在一起的残件。

青釉碗心有印有“利”字款铭的。另有福、元、九、个的款式。图案类有团菊、杂花、三点、五点等纹式。个别团菊纹的制作工序多道，如其中一款团菊制作程序为：首先以浅色青花划花为底色，然后在上面加上较为深色的青花印菊瓣纹。位于碗心的“团菊”纹直径为4㎝，菊花共计12瓣。其中碗底双圈单圈皆有。还有简笔杂花纹样，但也较为少。另碗心有“五点”纹的也不少，是否为标志符号，还有待进一步详考。

青花碗款识：“白玉斋”书写看起来更似“皇帝”二字，此一现象与黄沙窑标本没有太大区别，情况都较为雷同。

（2）匣钵系列标本：①钵高4㎝、钵宽14㎝；②钵高4㎝、钵宽15.5 ㎝；③钵高5.2㎝、钵宽16.5 ㎝。

2、采访信息部分

（1）卢伟强：和洞村人，55岁，现任黄沙村支委委员。

卢委员说道：他原为和洞村人，在上个世纪的公社化时期，黄沙与和洞曾被划成一个大队及一个乡。小时候在和洞小学读书时，同学之间还会找些完整的匣钵放木炭，当“烤炉”来暖手。听老人家讲，和洞窑比黄沙窑开得还要早。

（2）陈惠明：和洞村人，85岁，曾经自己开窑场。

老人家讲叙道：这条村现有陈、卢、邓三大姓，最早时这有十八姓。陈氏一族到我已有九代人了，上推约在这里住有280多年，我们这一支是从惠东梁化迁入的。据老辈传下来的说法，明朝时代就来办陶瓷了，要比黄沙早。对头坑就是搞陶瓷的，听老辈人讲，古时候也是姓陈的在开窑场，因为挖山泥太多，邻近的窑倒塌了，还死了20多人，我们小的时候还看到过这些龙窑。20 年前，我自己请工开窑烧土碗“钵仔”。在和洞西山下窝尧岂，做的是龙窑，有30米长，地基起码有100亩。请的技术人员是黄沙陶瓷厂的师傅。平时窑里请有10名工人，人数随活多活少变化。“土碗”一窑可烧上百担，都是由私人收购，主要卖到紫金、东莞，但要先肩挑到安墩。挑“土碗”要先把“土碗”装在竹套子里，担子有80多斤重，路上要走20多里的山路，一个上午就到了（作者注：昔日窑出之器，装运多以担为计算单位）。

（3）饶辉：和洞村人，67岁，为陈惠明老人的亲友。

据其讲述，这里原来有二个龙窑旧址，是陈惠明老人家新屋，后来做菜地就被填掉了，但在旁边的井底还挖出过残破的碗和壶。

（三）其它窑址

其它窑址指黄沙村及附近村落的窑址，这些窑址主要指：1、黄沙村礤下窑址；2、新田村杓麻山窑址；3、桥头水窑址。它们均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窑址。

1、黄沙村礤下窑址

位于黄沙村对面岭，因种种原因未做窑址实地考察。仅到了礤下村采访当地知情人郭汉军，50岁，曾做压模制碗工。据他介绍：陶瓷厂为队办小企业，建于六七十年代的公社化时期，在缸子排建有二条龙窑，主要生产碗。当时小沥河建起了水电站，有个二级电厂。

2、新田村杓麻山窑址

该窑址位于新田山下坝子村。我们在山坡中间的窑址表面看到有四散的青花残片，但堆积层情况不明。在地表便能采集到带有青花印花图案的碗、壶残器标本。据受采访的当地黄师傅说：此地原有钨矿，后因停止采挖，工人为找生计而开窑烧瓷。窑址面积约为20亩，建有龙窑一座，约60米长，师傅是从黄沙请来的，有50、60名工人。但只烧了十年左右，1985年就停烧了。

3、桥头水窑址

我们虽然到了桥头水窑址，但只能见到草木葱郁的山丘，以及平整好地基的基建工地，工地四周可见到露出的瓷土。陪同我们考察的安墩镇人大主席郭汉明，便在当时电话询问了现年84岁居住在平山镇，当年任安墩陶瓷厂出纳员的郭瑞彬老人一些有关问题。

郭瑞彬老人答复如下：此处曾是安墩公社陶瓷厂，当时有200多人，建有六条每层间距为2米的阶级型龙窑，小的20米，大的约为30多米。该厂1962年从黄沙窑厂迁入，当时只有46名员工。窑址旁这条溪叫桥头水，水运解放后就停了，出处的产品都由汽车运输。

我们在实地所见的情况为：窑址区域面积较大，约有两三座小山丘，地名叫黄洞子。正在从事基建平整土地，地表均为露出的白色瓷土。在山坡周边不太明显的堆积物及杂草丛中，可找到由模具脱模而出的洋蜡烛瓷坯，以及青花瓷碗、茶壶底等。现在，山头上仍残留下近千平方米的破旧厂房。

在刘耀辉主编的《惠州边境行》一书“第七站 安墩镇”中还有这样一段叙述：“安墩瓷土资源丰富，品位较高，陶瓷生产自明代初期开始，已有近700年的历史，是惠东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建国前，已有村民合股经营陶瓷作坊，生产碗、钵、盘、杯、盅之类的日用陶瓷，但工艺较为粗糙，产品主要在周边地区销售。建国后，迁址新田桥头水建厂，规模有所扩大。1958年，安墩公社接管陶瓷厂，派出干部负责管理，聘请技工，扩大生产。至70年代，企业发展到生产工艺陶瓷。该厂生产的“花篮”“九龙吐珠”“狮子滚球”等工艺品，很受人们喜爱，产品销往国外。1993年，引进美国商人建立安墩金山陶瓷厂，生产成品工艺陶瓷，产品全部外销。后来，该厂迁址县城郊区谭公，生产技术迅速发展。但作为传统的安墩陶瓷已经消失，安墩只是一个瓷土供应地。”

二、黄沙、和洞窑的历史背景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版《惠州府志》卷七“赋役上”载录：“炉税银。附：惠之归善、河源、长乐、兴宁铁矿山场旧许开。煽后恐贻患。禁革。嘉靖三十四年布政司议许本处民告。先炉首总甲。每炉以百人为率。每十人编小甲一名。并听总甲钤束。十月开炉。先具年籍贯址户。房长工作姓名报府。每炉一座定纳银十两给票。赴道挂号照行。二月终歇工销票。其越境集众侵扰者。问遣。税银解司转部。接济边储。”随后又有：“惠州府税银通计一百八十两。归善县银二十两。长排尾凹下。山场炉一座。黄沙山场。炉一座。各银十两。”

此记虽未直接涉及陶瓷手工业的生产活动，但其中为我们传递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至少在明代中期，现在的黄沙已经定名，并有开采铁矿山场等生产活动；二是朝廷对铁矿山场经营活动已实施了炉税征缴，并运用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

据惠东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惠东大事记》中“明朝”一节载：“嘉靖三十八年（1559），归善县在今惠东境内山区普遍生产铁矿，地方开炉众多，从原来2座增至23座。为筹集军饷，布政司决定，每炉增银5两，并原饷共15两。”

清初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卷七 人语”有“永安诸盗”曰：“永安重峦复嶂。昔固盗薮。祭头山与乌禽、天字、清溪等嶂。员墩、黄沙等山。联络归善、海丰、长乐、河源、龙川等县。绵亘险阻。而祭头山有铁治。贼往往巢穴其中。分道出掠。官兵屡扑不能绝……古名。黄沙贼常伏乌禽嶂。出掠木石园。执求盗通判。”

清初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卷十六 器语”有：“永安温坑所作瓦瓮。内外纯黄。水灸不裂。以藏酒。味能不变。又有康禾白磁诸器。亦坚好。”

古代典籍在表述民间陶瓷制作时通常未加细分，以广东为例，书写中多俗称“陶器”或“陶瓦器”谓之。如清代雍正年版《广东通志》卷五十二有载：“陶器出阳春。新兴”。清代光绪年版《广州府志》卷十六载有：“陶瓦器。出石湾”诸如此类不等。古人称“开窑”又以“陶冶”谓之。见清代乾隆六年版《南海县志》卷十二曰：“陶冶之良。亦甲天下”。

当地在手工业时代除了开设陶瓷窑炉外，还应有砖瓦窑、石灰窑、木炭窑等类窑型。

我们曾试图搜寻史料验证窑口年代，从已得到的资料分析，黄沙村与和洞村现在的居民，与明朝末年在此的窑工尚未找到直接关联论述。

据郭卓坚主编的《惠东安墩郭氏族谱》“惠东安墩郭氏族谱重修序”中说道：“在查阅通读了大量史籍和族谱基础上，对《上杭郭氏源流谱》太原郡聚笏堂《郭氏族谱》、《大埔天佑公源流考》、《中华郭氏大典》等典籍进行重点研究，还派人前往大埔、大麻、上杭等地为期三天实地考查访问，搜集了大量史实资料……”当中《黄沙祖祠赞》云：“黄沙世宗公祖祠，寅山兼艮，睡狮摇铃形。祠宇巍峨上九重，睡狮摇响大铃钟。寅方隐艮生神韵，百福咸集世代中。”又在《惠东安墩郭氏族谱》其“第五 春秋人物篇”，“粤准公房”中有“33世宗：标城公长子千总职，创立一祠于黄沙山下围，是黄沙开基祖。”

“六世系源流篇”（第191页）有“定周公长子必发公系（黄沙大湖洋）34世必发公，定周公之长子，由马山移布迁居安墩黄沙乡大湖洋开基，建一祠堂上下三两廊，坐西向东。公葬在杓麻山亚公坑，坐东向西，乙山兼辰，亢宿六度，辛向，嘉庆十三年戌辰岁一八O八年孟秋月吉旦安葬”。该段记载为现在仅能找到黄沙郭氏一支最早亦为最原始的文字记录史料，此叙已有明确的纪年。它说明郭氏一族约于清代初期迁入黄沙，而从黄沙青花瓷器实物标本来判断，早在明代晚期便已有工匠在此地开窑制瓷。因此，推断清朝顺治年之前黄沙村民，非现在在黄沙村居住的郭氏一支，应该是肯定的。

《惠东安墩郭氏族谱》还有其它涉及陶瓷相头内容：如“六世系源流”（第473页）载有：“安墩黄沙陶下生产队，地处偏僻山区，长期以来，生产搞不好，社员人均口粮每月只有十一、二斤，荒月靠政府返销粮度日，是远近闻名的穷队。桂平一家就在这个生产队。队穷、家穷。桂平、石宏兄弟俩没有被贫穷吓倒，振作起来，向贫穷宣战。”当中还有“安墩陶瓷厂技术员”“安墩陶瓷厂工人”字样多处。如：“超林公次子秀谋公房（黄沙山下围）”一节：“超仁公长子普谋公房（黄沙山下）”有“安墩陶瓷厂技术工人”；“超敏公三子魁谋公（黄沙山下）”有“安墩陶瓷厂技术员”；“超彩公长子天来公（黄沙山下）”有“安墩陶瓷厂老一辈技术员”；“朝祚公次子元龙公世系表（黄沙）”之“秀宾公长子金保公房（水井头）”有“安墩陶瓷厂老一辈技术革新能手”；“淇宾公长子桂香公房”有“安墩陶瓷厂技术工人”。整部族谱共计1202页，以上为仅有涉及“陶瓷厂”的内容。

林华聪主编《白马村志》“第十章 白马人物”之“黄文杰”有载：“工作经历（1）1983年10月至1985年12月在安墩镇杓麻山陶瓷厂工作，任模工（属顶替父亲入厂，该陶瓷厂属集体单位，后解散了）。”

此次考察遗憾的是，未能在古窑址中找到年款铭文的瓷片标本或古人遗留下来的钱币，以及周边村落现存或出土的碑刻等重要线索，这必然使得推论窑址准确的上限或下限年代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对于从安墩陶瓷相关史料中，寻找可以解开“白玉斋”款青花瓷等历史之谜的可能性为零。虽然考证的难度加大了，但解开谜团的必要性是肯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另辟蹊径，从惠州乃至广东及中国陶瓷发展历史的广度去寻求答案。

三、和洞村新窑址发现及青花瓷的断代

在2017年11月31日上午，我们进行了第一阶段第二次实地考察活动。此次考察由安墩镇黄沙村委支委卢伟强为向导，带领我们一行前往与黄沙村相邻的和洞村。在道路崎岖深险的山间穿行，车行约一个小时我们便到达了目的地。所见到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本篇第一部分“和洞窑址”已做了介绍。通过比较两者之间在胎质、釉色、纹样等都有着相类似的特征，推及其制作工艺流程、烧制窑炉应无差别。在此，我们想着重谈谈两地窑址所采集青花瓷碗标本的共性，以及明末所产青花瓷器的特质。

翻阅有关明清陶瓷的专著我们便能了解到，明清时期是青花瓷的昌盛时期，其间又有官窑民窑之分。即因技术、材料、理念及对象不同，产生出品质差异较大的青花瓷釉种类。元代景德镇陶瓷艺人改进了瓷胎成分配比，发明了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新技术，使烧成温度提高，减少器物变形，并能够烧制大型容器。这一制瓷技术飞跃性的提高，为随后明朝瓷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埔县志》所载：“掘山为洞。挖取陶土捣而碎之。舂以水碓。使其精细。乃捏之为团。置旋轮之轴端。次轮其轮。捏其土欲盘欲碗。使如所需之状。割而置之。”这段写实的描述，是为各地窑场的共同写真。申家仁先生著《岭南陶瓷史》“第六章明代岭南陶瓷的繁盛与工艺的进步”之“一、明代岭南陶瓷生产的繁盛局面”中“（二）青花瓷器”记载：“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所知，岭南明代烧制青花瓷的窑址分布很广，粤东的饶平、惠来、揭西、大埔、海丰、五华、丰顺、平远、兴宁，粤中的博罗、惠东、新丰，粤西的廉江、罗定、高州，粤北的始兴和海南的澄迈等地都有烧制青花瓷的窑场，其中以饶平九村窑、大埔窑、揭西窑和博罗窑为代表。”叙述中讲到的“惠东”，应指安墩镇的黄沙窑。

民窑生产的青花商品瓷，各窑口因技术水准、资金投入等原因，品质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要考虑节约成本，另一方面又要考虑经济适用。故从长期来看，因瓷土配比不准，钴料发色不一等因素，烧出的瓷碗品质不甚稳定。加之采用仰烧法，使用带沙渣的大圈足垫饼仰烧，因此产品底足外沿的釉层上往往粘有沙粒。这一特征的标本，我们在黄沙窑址和和洞窑址均见到了一些。

中国当代青花瓷器鉴定权威、南京博物院研究院研究员张浦生先生说：“鉴定青花瓷器就是两句话：第一句是，一看青，二看花；第二句是，官窑看青，民窑看花。”关于民窑看花，先从瓷釉来看。在明代，国产钴土矿料便大量制成钴釉，使用于民窑青花瓷器装饰绘图之用。除江西乐平的陂塘青，卢陵、新建的黑赭石等可用外，广东端州出品的石子青也成为明清时期青花瓷绘制釉药的选项之一。明天启、崇祯两朝青花瓷外销兴盛，相对而言民窑青花显得青色暗淡。我们认为，从黄沙与和洞两个窑址出土的青花标本，均较符合以上说法。

明代中后期，青花瓷进入了简练、粗放的阶段。线条由粗细变化的明显到粗细变化不明显。民窑青花产品造型注重实用，纹式简化随意，生动活泼，粗犷拙朴。清代龚鉽《陶歌》有赞：“青花浓淡出毫端”，“可参造化先天妙”。

黄沙和洞诸窑青花发色多为青蓝，也有不少呈青灰色调甚至发暗。不见大件器皿，均为碗碟等小件瓷器。用笔粗犷，画意浅露，看似随人所欲，实则出人意料。如其中的兰花，清新脱俗数笔挥就，最多不超过三笔叶子。它毫放，随意、洒脱的画风恰好符合明代后期民窑青花图案单纯、简练，近似抽象的装饰手法与特征。孔子云：“芝兰生于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古人又曰：“兰桂乔芳，深涧自爱，素洁幽雅。”

据中国硅酸盐研究所主编的《中国陶瓷史》第九章“明代的陶瓷”第三节“明代景德镇以外的民营陶瓷业”，其中“5、景德镇以外生产青花瓷的窑场”之“博罗、揭阳、和澄海”中论述道：“广东地区明代烧造青花的窑口应该是较多的，特别是明代后期，大量青花瓷器的出口贸易，必然促进制瓷业的发展。”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修订本）“第二章明代景德镇瓷器生产概说”之“第十节万历、天启、崇祯窑瓷器”中有载：“从万历开始，民窑青花瓷器的生产在质量和数量各方面都是惊人的。由于外销的大量需要，从万历开始经过天启、崇祯到清代的顺治和康熙前期，青花瓷器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国外有些学者称之为转变期。”后又再次加以强调：“从万历后期经天启、崇祯和清初的顺治到康熙前期，这一时期民窑青花外销特别兴盛。”关于明朝崇祯年代青花瓷的特点，书中也简要阐明了权威的观点：“有细器与粗器之分，细器制作较好，釉虽发青而尚润亮，青花色泽灰尘黑程度较少，有的相当明快。粗器有卧足底，填砂厉害。盘类器底跳刀痕明显，青花色泽灰暗。”

促进其时广东制瓷业发展更大的历史背景，当是明朝“隆庆开海”国策的施行。

明朝隆庆元年（1567）隆庆帝颁旨解除海禁，民间性质的海外贸易活动获得合法地位，允许私营远贩东西二洋。据称，从隆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近七十二年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约为3亿3千万两，约占当时全世界生产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期间有“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之记载。

然而，大明帝国还隐藏有它另一面的真实。明末天启、崇祯二帝期间，朝野动荡，国力衰竭，在手工业占据顶尖位置的陶瓷产业中，官窑式微而民窑散乱不振、伪劣充次。商业流通领域为保护本身利益，“品牌”意识在此阶段足渐增强，青花瓷堂、斋款装饰即于此出现。崇祯一朝，如景德镇“博古斋”“白玉斋”“从菊斋”等，或许有着商号经营性质及广告品质的保证作用。

四、青花瓷碗“白玉斋”款名诠释

在这一段落中，我们着重提出并解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白玉斋”款名的种种；二是有关“皇帝”款名的释疑。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内容是此次考察活动的重大收获和显著成果。在此，我们将这些内容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叙述。

虽然可以证实“白玉斋”款青花瓷碗出自该窑址，但“白玉斋”款因何而来，它的演变轨迹又是如何？我们从实地考察所获标本以及当地采访村民所获得的信息，都无法从根本上了解和揭示黄沙及和洞村明清古窑作用，就此还需查阅地方文献及古代典籍，以求从中找出脉络。

“白玉斋”款青花瓷或许为著名商号，瓷器底款对于断代及窑口辨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查阅网络，有“白玉斋”款青花瓷碗售买，“明代青花白玉斋碗”每件标价150元，并注有规格。口径12CM，高5.2CM，该碗青花发色灰蓝，碗部底足有粘沙。

“白玉斋”款青花瓷碗据称为明代崇祯时期民窑名款典型瓷器之一。有关“白玉斋”款识，可查阅的书籍资料有：（1）耿宝昌先生著，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清瓷器鉴定》“附录三”中有《明清瓷器堂名款一览表》，表中“中年代”中“崇祯”一栏列有“白玉齐”应为“白玉斋”中“斋”字的误写。（2）曾广亿先生著，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粤港出土古陶瓷文集》中，“香港大埔青花瓷若干问题的探讨”之“二、大埔碗窑青花瓷的装饰工艺水平”载：“‘白玉斋’是堂名，它是专门用青花料写在瓷器上作为私家收藏款或称宝名款。”“堂名款在明代之前极其罕见，明代的亦多见于中晚期，清代则各朝皆有，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更为盛行，而且款式多样，它和纪年款一样，也多见于官窑制品，民窑制品较少。”（3）查阅由汪庆正先生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陶瓷词典》介绍：“白玉斋：明景德镇瓷器的款记，见于崇祯时期青花瓷器上。”（4）由余继明、杨寅宗先生主编，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中讲道：“白玉斋：明代崇祯年间景德镇瓷器堂名款。见于白釉碗，题于碗心。”

从专业书籍中获得的线索使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三个地名：景德镇、惠州归善、香港。它们之间或因“白玉斋”而产生某种联系，从空间到时间，即符合顺序也符合逻辑，从而构建了一条此一品牌青花瓷器可寻的历史与工艺发展脉络。有了“窑口”这一关键要件，我们便可从历史时期、地理位置、产业规模、工艺特征、装饰特点、市场分布等综合要素加以分析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通过对技工南迁，资金南流，市场南移等的形态的了解，梳理出这一巨大转变的原由与结果。

黄沙窑瓷器：青花碗分粗细二种胎质。一种为瓷釉青灰，胎质粗陋；另一种为瓷釉青白，胎质细腻。而论胎质与瓷釉如何，青花碗碗心大都施以“白玉斋”款名，写法从上至下，行草笔划书如“皇帝”字样。按其书写特色又可分为“高冠皇帝”与“出头皇帝”之别。

和洞村标本以青花釉碗为主，分为文字纹样与图案二种纹样，其中文字纹样以“白玉斋”款为最多见，这当中又以印文与书写文二类式样。“皇帝”款瓷也位列其中，碗底圈纹也以单圈与双圈之别而呈现出款式多变。另有“玉”字款较为少见。和洞村青花碗碗心款识“白玉斋”。又有好似“白文雨”、“白斋”、“白虎”、“丁奉”、“原斧”、“争”的行草书写体。

两窑“白玉斋”字款青花瓷碗又以行草为多见，从工艺上而言，写、刻、印几种形式皆有。在“白玉斋”款纹样中，书写未有统一规范，然皆为由上到下纵向书就而成。其中行草书写的“白玉斋”字样更近似“皇帝”，并且此类标本的数量不在少数。还有些标本字款，近似于“上至天命”字样。推断应为明末或清初时期，南明小朝廷或清初反清复明地方武装专门订制。疑为此一时候的重要窑口和重要文物。“白玉斋”印纹即字迹较为工整，已知有大中小三款之多。“白玉斋”款识的字体也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及其变化，有些书写的已超出草体字的识别规范，甚至更像“符号”或“画符”。这类“白玉斋”款识一时让人无法细辨。

“白玉斋”的草体初看或许是匠人粗心失误，将“白玉斋”写成连体的草书“皇帝”二字。细看及多个标本比对后实则让人大吃一惊。“白玉斋”“玉”“菊纹”“三点”“五点”等款识是否曾成为抗清明军或会党的“军需用品”或由他们经营于深山之中，成为“反清复明”此地运动筹措资金的“生财之所”，均为惠州史学可寻源探究的又一新课题。

“白玉斋”或许在最初时期仅仅作为“堂号”或“商号”。随着时间、地点和时局的变化，它是否已演变成为一个行会？一个商帮或是一个带有反清复明性质的民间武装组织？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惠州陶瓷文化内容。

黄沙窑“白玉斋”款青花瓷与景德镇“白玉斋”款青花瓷，以及香港大埔窑“白玉斋”款青花瓷。在工艺制作方面是否存在传承关系？在经营方面是否存在“商业链锁”性质关系？都是今后需要考究和揭示的谜团。此外，从黄沙窑“白玉斋”款青花瓷器各种特征分析推断，它应为兴于明季末期，又以崇祯朝可信度为最高。而其时正值即将改朝换代的前夜，整个社会动荡不息。处此风雨飘摇之期，虽说岭南较之北方尚显偏安，但政治的脆弱造成经济的敏感，致使其产生“提前”或有“过度”反应是可能的。

广东明末曾是南明政权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加之剃发令、迁海令、禁海令、削藩诸种祸乱连年不绝。“皇帝”饭碗或因这样的背景而产生。

“皇帝”饭碗在通常情况下，民窑未经允许制造和使用都是犯罪行为。历史上也未曾听说过那家皇帝肯为普通的碗劳神。大明皇帝殁了，大清的皇帝要百姓剃发易服，咱宁可啸聚山林开寨筑巢，致死也不能背弃祖宗出卖父母跪地做人的。

历代政权都以造反起家，而一旦获得政权，其颁行的法统首先是不准造反。

《大明律》曾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明万历十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其中《名例律》为第一卷，四十七条，是全律的纲领。当中载有：“十恶”条，规定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所谓“常赦所不原”的重罪，表明了明律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阶级实质。清廷入关之后，所制定的《大清律》依“详绎明律。参以国制”。首篇《名例律》同样如《大明律》内容，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等重要制度和罪名。

可见在斯时斯地，大清国偏远的岭南重峦间，窑火正旺，器堆如山。各路抗清武装在此采购瓷碗作为“军需用品”。这一用品的损耗不少，兵员有损失，瓷器亦有损耗。兵员损失需要补充，瓷碗等用品亦需时时配齐补足。

一座民间窑口即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这在岭南陶瓷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足可称之为“史无前例”了。这也恰恰是黄沙窑与和洞窑它所具备的特殊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所在。

五、为“贼”“匪”“盗”“寇”正名

面对看似普普通通的青花瓷片，实则隐藏着极不平凡的历史事件。对此，令人感憾古今，不胜唏嘘。

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二“石语”载有：“永安三都”云：“永安者。惠州府岩邑。先是嘉靖三十九年蓝能贼长驱府之东部。破涌口。旬日乃去。不能以一矢加遣。自是两江群盗并头。弥满归善、长乐、海丰之间，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数十百群。”

清代乾隆四十八年版《归善县志》卷十八“杂记”有载：“惠州有祭头大山与乌禽天子清溪白云等峰嶂。园墩、黄沙、蓝溪、金鱼、髻丫等山盘据归善、海丰、惠来、龙门四县。联络险阻。上杭盗杨立等巢穴其中。推陈宗祐为首。嘉靖二十九年复合钟远通等五百余人分道出劫……三十三年夏五月。佥事尤瑛讨平惠州巨寇杨立。”“国朝顺治元年冬十有一月。归善巨寇掠官。桥中军沈奇勋御之阵亡。官桥去县治仅二十里许。二年。归善乌輋嶂、圆潭子、大鹏、黄沙巢多寇。”

此中所指之“巨寇”“多寇”，大多是反清复明的义军。

清军入侵，以民族压迫之剃发、迁海等强迫政策残酷打压下，造成明朝遗民大规模长时期的抗争。李应林先生所著《广东文物序》中道：“明清之交，忠臣义士报国之壮，死事之烈，指不胜屈；虽不能挽回颓势，而名垂竹帛，亦足以彪炳千秋。”清朝统治阶层出于自身利益，称呼饱受奴役，历经压迫而奋起反抗的汉民为“匪”，而我们的历史观应从过去的官方称呼中纠正过来，将“匪”的称谓改为“义军”，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以正视听。

在这里很有必要详说广东清初著名诗人学者屈大均。

“岭南文库”丛书系列之一，由罗志欢先生著写的《岭南历史文献》“第一章绪言”中“三、岭南文献特点” 曰：“屈大均是明末清初杰出的诗人、词人、文章大家。他学识渊博，才气横溢，致力于岭南文献的整理及研究，晚年完成的《广东新语》，是一部笔记体的岭南地方历史文献，其中山川地理，文物古迹无所不载，着重记述当时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是研究明末清初广东历史的重要文献。”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在其所序的《翁山文钞序》中称赞屈大均云：“他所著撰尚十馀种。意不专主于一家一代。自达其意而已。夫兵者一国之敌。文战者万古之敌。翁山勉乎哉。”清钮琇《觚剩，粤觚下篇》称：“著书之家。海内寥寥。近唯《日知录》、《正字通》、《广东新语》三书。可以垂世。”

屈大均先生出生于明清易代之际，亲历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之残痛的他，具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青年时期曾参加过抗清斗争，并向南明永历皇帝上过“中兴”之策。清顺治七年（1650）被迫削发为僧，十二年后又弃禅归儒。屈大均作为著作等身的明末清初杰出人物，其对岭南明清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久远至今。在翁山先生死后的近200多年中，其著作数遭禁毁。屈大均在《广东文选•自序》中曰：“‘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在于吾乡。斯在于天下矣。’”南明史学家谢国祯先生著《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九载对屈大均治学的成就的敬佩：“翁山为明季遗民，蓄志恢复，穷究博讨明季爱国志士抗清事迹，所以发潜彰幽，藉以激励名节，如所记东北大连旅顺人民，不为清廷耕种；广东疍民起义抗清达十馀年之久。所记特详，皆为他书所无，搜辑之勤，裒存史料之多，在明季稗乘中，要无出其右者。”可称道为“盖节气文章。两俱无憾。”

对义军以“贼”、“匪”、“盗”之污名来丑化反抗武装是当政者的必然选择。诚然，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除外，因他本身便为参与反清复明活动的仁人志士，只是反抗无望后，更以“隐喻”的手法，间接昭告事实真象于天下。

清廷深恐黄沙和洞义军持久做大，与岭南沿海各路人马及台湾郑成功势力联手抗清而酿成“大患”，累及尚未稳固的半壁江山。便以刀过寸草，火过寸石残暴方式剿灭义军。至使该地区狼藉遍地，人烟稀少。义军仅有的残部不是逃往海外，便是浪迹江湖了此余生。就广东归善所谓剿匪缉盗的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或许仍可查询得到相关内容。

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先后在南方建立政权。隆武二年（1646），隆武帝朱聿键在福建汀州被俘，其弟朱聿粤退至广州，为明臣苏观生等拥立为帝，号绍武。同年年底，广州即为清军占据，其被俘自杀，在位尚不满40天。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耗等，推桂王朱由榔监国，旋立于肇庆，号永历。随后兵败南宁，最终逃入缅甸，被缅人所获，交于平西王吴三桂所杀。

勤奋、务实、勇敢、正义，以及敢为天下先是岭南文化造就出的广东人的人格秉性。明代张邦翼在其《岭南文献序》中亦评语：“东粤去天辽远。而位当焉。”没有了自己的政府“朝廷”，面对杀戮只能揭竿而起，抱团自保。

清初屈大均著作《广东新语》卷三“山语”又载：“万历二年。分守岭东道参议赵可怀。议归善、海丰、永安、河源、长乐。盖新田、南岭在万山中。昔为巨贼某某窟穴。”“归善悬隔西江。垒寨攒聚。何止百余。”“南岭者。岭东诸山最险要。”据险而守，以待时局转机，这是弱势一方仅有的生存之念。

从史料记载与实际情况来看，此一说法有根本性的出入。在明末清初岭南区域反清组织各派势力崛起之时，以屈大均的关注点与投奔处，自然是复明势头最盛即最有可能成其大业的一股势力。仅在《广东新语》中我们便可查阅到数处载有归善、永安交界乌禽嶂山区“匪”、“盗”的絮述不止。无异于某种正话反说的谜团，留待后来解语者“纠正”而已，其中无奈之举与良苦用心，已包含了他对世事变迁的人生智慧。

惠州府辖区归善县曾是粤东反清复明运动的“大本营”，而安墩是其重要“基地”之一。它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便是帮会组织。

据有关资料记载“洪门三合会”：是著名的反清复明组织洪门天地会，在广东地区的一个分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大明朝君主朱元璋年号称为“洪武”，故其取“洪”字隐喻大明朝，并称“洪门”。

三合会名称由来的二种说法为：1、指帮会活跃于南方两广一带，珠江三大支流东江、北江、西江，并于珠三角汇聚入海，故名“三合会”。2、指潮州帮会，称当初洪门创始人陈近南因与清兵战斗死于惠州境内，追随陈近南的洪英成为继任。而洪英领导有方，人马更盛，号称自己“天时、地利、人和”故又称“三合会”。无论那种说法成立，都与惠州府搭界。而与惠州有关的大致区域，主要是现在的安墩及周边山区，此说可查证于惠州自明朝以来的历代《惠州府志》及《归善县志》。

“地震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 义旗高举，威震江湖，四方饱受压迫的大众随之响应。三合会各堂口成员刺血联盟，指天立誓的切口：“明大复心一”，即反过来念为：“一心复大明”依旧响彻时空！

另一路帮会天地会，以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得名。又以宰鸡插血，神前盟誓“天父地母”，生死皆为“兴明绝清”的反清复明大业而洗血牺牲。

作为与清廷“势不两立”的帮会组织，长期占据山区有利形势与清军周旋，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自然是大清刑律所不充许的，追剿与打压甚至“抹黑”便是“实属正常”了。

安墩山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境内瓷土、稀土、钨、镉、莹石、水晶等矿种均有蕴藏。尤以瓷土存量大，品质佳，适宜烧制陶瓷器皿。坚持反清复明运动的义军部分经费来源，或许与此有关。故捣毁窑址，破坏窑坊切断义军的经济来源，是它们必犯的恶行。

在纠正对过去安墩有偏差的历史观的过程中，我们从物证认识到，开窑的规模，制瓷的产量以及时间的长短来推断。一般的“贼”“盗”“匪”即没有这样的技术，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和渠道进行制造、使用及其销售带有“皇帝”名款这类绝无仅有，政治意味和目的性较强的青花瓷器。我们认为《惠州府志》《归善县志》中所列“匪”、“寇”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贼”、“盗”，它实际上应为反抗朝廷的“义军”等民间武装，其依据便是青花碗中“皇帝”二字。由此证明反朝廷武装与打家劫舍的毛贼其本质意义大相径庭。性质不同，即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作为边远山区安墩的确小股匪盗不断。但这与明末清初特殊时期，此地“匪盗”的性质和目的截然不同，它是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精神的，带有政治目地的民众武装或行帮组织色彩，参与反清复明运动的民间派别势力。其目的并非为了劫财劫货，根本的目的在于“保家保种”，抵御外来侵略。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还是正面的。

在历经了数十年的平乱、平藩、攻台、抚台、禁海、开海后，满清朝廷终于坐稳了紫禁城太和殿上的龙椅。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御书“万里波澄”刻碑，立于广州南海神庙。

六、安墩地名新解

安墩镇位于惠东县北部，西与松坑、多祝交界，南与白盆珠镇相邻，东与宝口镇相连，北接河源、紫金蓝塘镇。地处乌禽嶂南坡，安墩河、白沙河、小沥河流经全镇。属亚热带气候，一年中四季明显。《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中介绍道：“安墩河横贯全镇，安墩圩二百多年前始有集市，每逄圩期有本县多祝、松坑、石塘及紫金县等边沿地带群众到此贸易。主要经营柴、炭、茶叶等山货及农副产品。镇办安墩陶瓷厂年产30多万元。矿藏有锡、钨、录柱、石英、瓷土等”。对于“安墩”的解说是：“安墩名字由来与‘战争’有关。从南宋时起，就不断有乡民迁徙定居安墩。明末年间，当地盗贼猖獗，百姓深受其祸，因此商议决定在圩中筑起高炉，即乡间式的土墩。一旦发现盗贼，就在土墩上点火薰烟，作为报警信号，故名‘安墩’”。此说无史料查稽，它更像是民间传说故事的采访。《惠州边境行》一书在“第七站。安墩镇”中引述了以上说法：“安墩镇：属惠东县，在惠东县东北部，西南距平山镇37公里。北与紫金县篮塘接壤。明末当地土匪猖獗，居民在镇内筑高炉式的土墩，一旦发现盗贼就在土墩上点火薰烟作为报警信号，故名‘烟墩’。清末改名为“安墩”。同时还介绍道：“安墩镇是西枝江上游工农业生产品集散地。早在200多年前就有集市，每逢圩期，惠东县内多祝及河源紫金县等地的山货及农副产品在此贸易。”

我们对“安墩”地名的由来，也有与之不同的看法。

首先从史料入手。明代万历年版《惠州府志》之“归善县境之图”未标注“烟墩”地名及其位置，而是在大概位置标有“九洲”地名。清代乾隆四十八年版《归善县志》之“归善总图”中标有“松坑口”、“九洲”而无“烟墩”。但在“内外司图”中标有“烟墩圩”，并有“黄沙”、“小沥”、“金竹埔”、“双岭”及“林爷滩”字样。这应是“烟墩”最原始的名称出处了。其次从《辞海》中找到对“墩”字的释义为土堆，或能冒烟的土堆。这也恰恰证明了安墩的“墩”是冒烟的“墩”，而能让墩冒烟的在安墩只有窑炉了。就“烟墩”的出处，我们梳理出两种较为可信的答案。一是陶瓷烧窑或开矿烧炉说；二是义军设寨与清军筑营说。此二种说法当中，必有其一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一方面安墩镇地处山岳，环顾四周大大小小山峰连绵不绝，互相环绕。温泉、矿物资源、植物、动物种类丰富。在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下，松木遍野，茂密成林，人迹稀少，为当地“遍地开窑”的瓷器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燃料来源。由此也造成“一里窑，十里枯”的景象，直白的土话或称其为“烟墩”，此当为陶瓷烧窑说的由来。

另一方面安墩山高林密，适于义军躲藏生存与敌长期周旋抗争。在茫茫崇山间，清军开挖壕堑，修筑烽火台设置险关，屯兵戍守，成为控扼西枝江水道的要隘。故清军在扫荡清剿不利之后只能以图长效，用筑营修堡困剿义军的策略奋力据守。有资料显示明代长城以硝石或硫磺为助燃物，以狼粪为可燃材料，其烟可直冲云霄让十里之外易能查觉，“遍地狼烟”即是古代诸侯之间，相互战乱的写照。

但此说因未找到“烽火台”遗址，实证不足，而前一种陶瓷烧窑说即变得更加可能。

安墩渡口是西枝江上游最大的水陆码头，俗名“渡船头”。

明代万历《惠州府志》卷六“山川纪下”之“西江水“有载：“小沥水东北注之。又西十里。牛牯岭水东南至下滥注之。九洲水东会杨乌潭。北会南輋水。西会松坑水北注之。”清初屈大均著作《广东新语》卷二“石语”所载“永安三都”有云：“秋冬间。衔接漕归。水濡石径。滩三百六十及至泷头。上益浅。不可漕。载十过十石。邑令常议疏浚之。排其填阏而凿横三江之石。亦锐矣。春夏水涨。沙随之行。石垒又京积。恐不能卒就也。”此述为明清时期安墩同一地区，即便非指“沥水头”，其大致情形还是相似或雷同的。

黄沙村的小沥河，经过3.5公里里程直接流入白盆珠多祝与安墩交界的上鉴，随后纳入西枝江。但这条溪河卵石众多水浅流急，水道相隔无法通行。据说还有一个巨大的石船，约长50米。它既有船头也有船尾，船部中间还有“碉堡”。此地民间传说若船沉了就要修筑一座宝塔，每修一次，就有高官降生或在朝从政者得到更高的升迁。惠东安墩热汤人，教师巫象新（1896—1985），曾作《咏仙女峰之石船》诗咏之：“石肖船形水漾间，千年停泊自闲闲；何时仙子飞来渡，化作慈航济急滩。”极尽诸滩之险。

小沥河既然不能做为漕运出口，只好辟蹊径。在地理位置上安墩河最靠近黄沙与和洞窑场，它虽是条受季节影响较大的河流，但它仍然是最佳选择，安墩圩的瓷器码头“渡船头”，它位置现在依然耸立于江边。黄沙和洞瓷器的运输路线可能还有另一条较小规模的陆路通道，即从和洞至龙坪，并由宝口转入高潭等地。然而“安墩通道”才是主流。从安墩装货一路向西南方向驶去从狭窄的山区到渐渐开阔的丘陵，两水合金，平水纳福。顺水季节或许只用二三天就能到达平山圩场了。平山圩北门碗巷大约是每趟货船的“终点站”，西枝江“陶瓷之路”最为艰难的旅程结束了，剩下便是税收并交易的事情了。在安墩河上行船，无论往返也无论季节都是一次“历险”。其中有多少个险滩，去时需要脚力推助，而返程更需要纤夫帮工。古话：“跑马莫怕山，行船莫怕滩。”辛勤劳苦自不必说。清初屈大均就有《乌蛮滩谣》道：“乌蛮滩险恶，篙足须齐落；撑得篙弯弯，不愁水干涸。”

安墩河宛如游龙的湍流，逶迤于叠嶂层峦之间。“天下之水皆东流”，若说东江是“大逆”的话，西枝江自然就成了“小逆”。安墩河自“龙门”屏障入口，上游这滩那滩多如牛毛，大都水急道窄，仅能容下一条船通行。舟倾人亡年年事，只能听天由命，求神拜佛保佐平安。河岸沿途的道路上，至今依见庙宇成行。不出数里便设一座，接力不断值至安墩河汇入西枝江。只因水患无常，航路艰险，平安成为保命求生的第一要务，可见民间信奉之诚。宋人作《龙王灵感记》云：“南方风俗。信神为尚。荒山野水之间。丛祠相望。刻木合土。像设森列。”千年已往，此俗依然如故，“合境咸沾福祉矣”。

清朝中叶，广东著名凉茶品牌“王老吉”足渐兴起，并被消费市场所接受。其间民谣谓之：“王老吉，称第一；清热气，解暑湿。去虚火，防百疾；身子不适快快吃，不良症状一碗清。”其中所指的“碗”，断想应有从这条安墩河贩运出的黄沙或和洞出品之瓷。

安墩河曾经是安墩的经济命脉，它所起的作用对于研究惠东西枝江上游区域明清时期手工业种类分布，以及品种、规模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它也是西枝江流域商行会馆形成，演变的历史“见证人”。

安墩地名来由的明确，使惠州反清复明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有了明确的指向，对于揭示和还原那段史实的清晰面貌至关重要。安墩历史文化的这一特色，无疑将成为惠州未来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与特色之一。

结束语

一趟看似平常的古窑址考察活动，我们如穿越在历史的某处关键节点，令人感到悲壮与苍凉！

一件看似平常普通的瓷片标本，即能点化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悬疑，令我们感到震惊与欣喜！

在此，首先感谢惠东县文广新局的周密策划，安墩镇政府的细心安排以及黄沙村委的积极配合。作为惠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惠州市东平窑陶瓷研究院、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组成人员，我们在前期实地考察了解与后期的分析考证研究方面，即采访记录、标本整理、史料查询研读等工作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并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收获，使此次考察活动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得以体现，从中也增强了我们对“文化自信”的理解与认识。谨此，衷心感谢惠东县策划、主持、配合此次考察活动的各级领导的同时，也感谢每一位考察活动成员的付出。经过此次考察，我们更加坚信，安墩镇虽地处偏远山区，但也是历史文化底蕴较为丰富的地区。仅以明清时期的陶瓷手工业所达到的工艺水准及所涉及的历史变迁，便已超乎我们原有的认知程度。由此，我们愿做大胆而自信地推断，安墩尚有许多涉及西枝江流域的历史文化热点有待挖掘。

纵观安墩明清古窑址的历史状况及变迁，其表面虽是工艺制作、经济营销等形态呈现。由于处于明清朝代更迭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它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有了非同一般的底蕴和特质，其深度和广度已远远超越了陶瓷工艺制作与贩运经营商业行为本身。因本篇主旨所限，涉及安墩镇黄沙、和洞古窑址所包含的历史谜团的深入探究，从根本上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仍需查阅明清时期等大量古籍资料，此处不做深究。

本次安墩镇古窑址考察活动所取得的和洞村新窑址发现，黄沙、和洞窑的历史背景，青花瓷碗“白玉斋”款名的诠释，为“贼”“匪”“盗”“寇”正名，安墩地名的新解等一系列重要成果，不但开创了惠东县安墩镇以陶瓷证史的先例，同时，也为惠州明清时期陶瓷文化增添了一笔浓重的传奇色彩。

一扇斑驳的重门已经悄然开启，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只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