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7年5月某日，偶然看到《和平县阳明研究与和平地域文化构建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中，由嘉应学院政治学院教授刘向明先生所作《从考古发现看和平县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以出土唐代梅县水车窑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格外开心。其一是去年12月本人以《釉润岭南————概述惠州水车窑瓷器》为题举办了一期讲座，反映较好。我也在进一步地跟进水车窑相关信息。其二是刘教授在文中提出的观点与拙作能够一一对应；疑点方面拙作恰好给予了有理有据的“应答”。现将刘向明教授文章与拙作有涉的部分摘要如下：

2、梅县水车窑输出和销售的东江通道

（1）古代交通中的东江通道

东江为珠江流域的三大水系之一，发源于江西省的寻乌和定南，流经和平、龙川、河源、紫金、博罗、惠州并在东莞的虎门与珠江汇合，东江上游可通过龙川这个节点和水陆转运点与梅江相连，从而把韩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联通起来。早在秦代赵佗平定岭南时，就以龙川根据地，顺东江而下，占领番禺，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从而完成了岭南的统一。据郑向东先生对唐宋时期粤东交通路线的研究认为：“韩江流域西班通广州有上下两路，上路走水路，从广州出发，溯东江至龙川，陆行40公里，沿五华河下梅江，转韩江，到潮州。据前人考证，唐朝韩愈贬潮州刺史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直到北宋以前，韩江流域与广州的陆上交通以上路为主。下路以陆行为主，沿海岸线走，经潮州、潮阳、惠来、海陆丰、惠州再到广州。”也就是说在北宋以前，梅州或是粤东通往广州的上路或是官道，必需是经东江通道来实现的。实际上，梅州水车窑考古发现的中心区是梅县的畲江和水车两镇，这两镇均在梅江边，如果溯和缓的梅江而上，不远即是兴宁的水口镇，再往上即是五华的华城镇。而通过水口镇的宁江河和华城镇的五华河，可到龙川的东江附近，通过不很长的陆路，则可与东江水道联通，并畅顺地通达广州。如前所述，和平县唐墓考古出土如此丰富的梅县水车窑（龙川县也有出土），说明东江通道上源的百姓，在消费梅县水车窑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或者说梅县水车窑的外销输出路线，已存在了选择东江通道的可能。

（2）广州港与梅县水车窑

当然，仅凭东江上游和平县和龙川县有梅县水车窑的出土，还不能证明梅县水车窑是通过东江通道输出的，而从目前的情况看，龙川以下，广州以上的东江沿岸均无梅县水车窑的考古发现，这当然也符合外销瓷中间不停靠销售的特征。所以，东江通道是否成立还需一个关键证据，就是要证明广州港是梅县水车窑外销的始发港。

对于刘向明教授在 “（2）广州港与梅县水车窑”中提出“所以，东江通道是否成立还需一个关键证据，就是要证明广州港是梅县水车窑外销的始发港。”本文论证已解答了问题。

此外，唐代李绩奉敕新修《本草》载：“白瓷屑。平无毒。广州良。余皆不如。”这其中的“白瓷”所指是否乃“水车窑器”？而“广州良”之说，是否可理解为“广州瓷器品质优良”或可作为与水车窑有关联的论述，加以探究，以求甚解。

现将去年主题讲座内容成文登载如下，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一、 岭南“国宝”水车窑

2008年9月30日，中央电视台摄制的《寻宝•走进梅州》，选出魏金华提供的收藏“唐代水车窑青釉四系瓶” （口径10.5厘米、底径13.5厘米、腹径23.5厘米、高33.5厘米）为梅州民间国宝。一时间，水车窑名传中外，备受瞩目令人感慨。

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王春城先生为“梅州唐代水车窑青釉四系瓶”致推荐词：水车窑是梅州唐代著名的青瓷窑，在我国陶瓷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早在唐代首经远销海外，这件器物硕大，釉色莹润，玻璃质感强，是梅州水车窑的代表作。”

随后，梅州市郑少伟副市长宣布国宝词：“它是一千多年前客家人聪明智慧的结晶，它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相互交融的见证，它釉质细腻，器型古朴，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性……”

尤此，创于唐初，盛于晚唐，北宋初期己较为少见，生产周期历时近三百年，沉寂千载之久。唐代岭南独树一帜的陶瓷“枯木蓬春”，因梅州“国宝”水车窑青釉四系瓶诞生而“走红”。 2008年，真可称之为收藏界高古陶瓷的“水车窑年”。

二、 水车窑的“往事前程”

水车窑位于粤东梅江中上游的梅县水车镇，因此又称梅州窑。据现有考古资料记载，其窑址约有七处，主要分布在今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的瓦坑口、罗屋坑以及梅州市梅县南口镇崇芳山等地，中心窑场在瓦坑口一带。水车窑主要以釉质釉色取胜，釉质分玻璃质感和半透明釉，并有厚、薄釉之分，釉面有开片纹和不开片纹两种。其能傲居唐代广东名瓷窑之首，全凭青翠骄嫩的釉色和温润似玉的釉质。

水车窑地址的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广东省古陶瓷考古的重要发现和重大成果之一。

时值1979年，在上海召开国际性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上，泰国专家带来九片“身份未明”的中国古代瓷片，与会参与学术交流，其中二片在若干年后才有了答案。也是在这一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专家曾广亿先生，将在梅州征集到的陶瓷文物及标本带回广州进行研究分析，初步认定这些陶瓷样本有着明显的唐代器物特征。

1980年勘探“广梅汕” 铁路时，当地文物部门发现水车镇（时称水车圩）有两处唐代青瓷窑址，这两处窑址的位置分别为该镇东北面的瓦坑口和东南面的罗屋坑。

1982年11月23日，应广东省博物馆邀请，在江西参加完全国古陶瓷学会的冯先铭先生，在曾广亿先生及梅州当地主管部门人员陪同下，对水车镇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并试掘。尤此，岭南唐代陶瓷工艺的“铸鼎之地”，梅州建国以来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水车窑址终于揭开了其神秘面纱。在随后对临近各镇古遗址与墓葬出土陶瓷器皿，并综合畲江镇唐墓出土的青瓷器物和古窑址的发现勘察，冯先铭先生正式命名水车镇瓦坑口、罗屋坑等一带的唐代古窑址为“梅县窑”，又称“水车窑”或“梅县水车窑。”

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在“广东省文物单位简介” “梅县”部分我们可以找到相关信息：

瓦坑口窑址：水车镇河对面，唐代，面积约500平方米，己露出4座馒头窑，1985年春挖掘2座，出土器物有青釉碗、碟、壶、钵等。胎质厚重，釉色晶莹。

罗屋坑窑址：水车镇罗屋坑，唐代，面积约400平方米，为馒头窑。采集有碗、碟、壶等残破碎片。器形、胎质和釉色与瓦坑口窑出土的基本相同。

1987年《考古》杂志第三期，刊登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梅县古墓葬和古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一文，详细介绍了水车窑址考古发掘情况。

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中国硅酸盐研究所编著《中国陶瓷史》主编之一，原故宫博物馆研究员冯先铭先生在所著《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论述：“梅县窑在己发现的广东地区唐代瓷窑中以质量精、造型丰富而名列首位。”“梅县在唐代属潮州管辖，潮州在当时是一个繁荣的对外港口，梅县窑的产品不仅内销，而且远销到泰国、日本等亚洲一些国家，上述国家均出土过梅县窑的产品。”

冯先铭著文《泰国、朝鲜出土的中国陶瓷》亦有水车窑瓷器外销的描述：“1982年国家博物馆（笔者注：泰国）在那空是贪玛叻省古遗址发掘时出土了唐代陶瓷标本700余件，国家博物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陶瓷23片，经我驻泰使馆转我鉴定，其中有唐邢窑白瓷5片、唐越窑划花碗1片、唐长沙窑贴花壶、釉下彩绘碗共4片，唐广东地区青釉盘、碗、罐7片（7片中有梅县窑碗2片，高明窑碗1片、三水窑碗1片，另外还有壶、罐3片）……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贴花釉下彩绘及唐三彩类似出土物在亚洲不少国家均有发现，唯广东地区梅县、高明、三水等窑青瓷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唐代外销商品瓷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水车窑堪称“岭南翘楚”

工艺制作技术的高度，往往是人类的创新智慧与经济实力相互作用的结晶。

水车窑在唐代岭南陶瓷生产所处地位，我们不妨先读读曾广亿先生《广东唐宋陶瓷工艺特点》著文，以便从中寻找答案。

“广东烧制陶瓷历史悠久，在陶瓷工艺美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从1952年至现在（作者注：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本省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战国、汉代、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窑址约三百处，其中唐宋窑址一百多处，分布在潮州、梅县、佛山、广州、增城、惠州、南海……”

“（一）、唐宋陶瓷的工艺特点，1、陶瓷的种类与造型”部分：“广东唐窑烧制的器物有碗、碟、杯、执壶……另一类是青釉四瓣口，其下凸起四条直线，玉壁足或矮圈足均有，这类碗均满釉，至今仅见梅县窑和潮州窑烧制（这两窑烧制的青釉器均极精美）。”

“3、陶瓷的装饰特点：广东唐代的日用陶瓷，从出土器物来看，除个别罐、盂镂连钱孔外，其余均系素面，胎质厚重，可知当时在陶瓷的制作方面，讲求实用，不重纹饰，在釉色方面则追求玉的效果，一般唐瓷施釉较厚，就是这个原因。潮州北郊和梅县水车窑烧制的产品有不少碗、碟、壶、盆、罐等通体釉面光洁无疵，色泽青中微泛黄色，晶莹夺目，达到了似玉的要求。”

“（二）广东陶瓷的制作技术与窑炉选型”之“1、陶瓷的制作技术”：“ 广东唐代开始出现用圆筒形平底匣钵装烧瓷器（仅见潮州窑和梅县窑），但不很普遍，直至北宋廉江、遂溪、南海等地还有一些窑口未採用匣钵装烧瓷器。”“匣钵是按器形的大小逐个层叠，分层堆放，最高的匣钵则加上钵盖，故烧成的瓷器釉面纯净，釉色晶莹，没有被窑内烟尘所污染。”“2、陶瓷窑炉选型”：“ 唐代广东主要是选用馒头窑，当时烧陶瓷和砖瓦均采用这类窑型。”“己发掘的潮州北郊唐代馒头窑，平面近似半椭圆形，窑顶呈弧形，窑通长4.97米，分窑门、火膛、窑室和烟道等部分。”“另一种半椭圆形馒头窑，结构大致相同，但窑身较大，通长7米左右，整座窑均系用耐火土劣筑而成，极为坚硬。这类窑炉在广东梅县、增城、佛山、南海……等地也有发现。”“这类半倒焰的馒头窑，按理至高窑温可烧到1300ºC，在还原气氛中可以烧成标准的瓷器。但从各地烧成的青釉器来看，火候一般约在900—1100ºC左右，严格来说还属于釉陶，可见当时在掌握馒头窑的烧窑技术方面，尚未达到熟练的地步。”

“结语”部分：“广东唐代烧制的陶瓷，以青釉为主，当时各地均系采用半倒焰式的馒头窑的影响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潮州窑和梅县窑开始使用匣钵装烧瓷器，以免器表被烟尘所污染。出土器物总的倾向是常见的碗、碟、杯、执壶、盆、罐等，胎质厚重、浑圆饱满，硬度不高，火候一般未超过1100ºC，均属陶胎，吸水性大，施釉较厚，有冰裂纹。器物釉层除潮州和梅县窑有满釉器及其青釉晶莹似玉外，其余窑口一般均施半截釉，釉水很粗，有不少器物釉层剥落很甚或脱尽。日用陶瓷除无耳罐和陶盂，镂连环金钱孔和双联杯雕贴羊首外，其余器物均素面无纹饰。这些现象都是广东唐代陶瓷的主要特点。”

申家仁著《岭南陶瓷史》“第四章 吴晋至南汉时期岭南陶瓷艺术”之“二、隋唐南汉时期的岭南陶瓷”中，“（二）唐代岭南陶瓷发展” 对水车窑出土的典型器物，从审美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梅县畲坑唐墓出土的双耳瓷罐，短颈、溜肩、鼓腹、稍扁、饼形足，肩上两耳对称，造型敦实而端秀，十分惹人喜爱。表里施黄釉，釉质完好，匀净的开片，更添几分雅致，堪称珍品。”

“梅县墓出土的唐瓷是水车窑产品。水车窑一件鱼形壶。

无论造型还是釉色都称得上上品。此壶壶身呈两鱼并排造型：肩部微张，修长的壶身侧面，各有一个如同鱼脊的凹槽，两槽上侧各贴两个鱼眼似的凸点，小卷口如鱼嘴大张，微微外侈的器足仿若鱼尾，肩部一侧装一短流，凹槽上下各装两系，槽下端靠近足部各穿一孔，用来系绳提起，造型上堪称是“用”与“美”结合的典范。此器满施青绿釉，釉色青翠晶莹，肩部釉层肥厚下滴，玻璃质感很强。”

上海博物馆前馆长，古陶瓷专家汪庆正先生曾对水车窑陶瓷如此评说：“唐代水车窑的制瓷水平已经达到全国的制瓷水平，和北方窑口的工艺差不多，甚至有些产品己经超过了北方窑的制作工艺。”

四、“ 梅州国宝”绚烂绽放

水车窑青瓷被誉为“南粤秘色瓷”，并被称为客家人的“母亲瓷”。它堪与唐代南方著名的长沙铜官窑，南昌洪州窑鼎足齐名。

然而，水车窑的成因，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唐代岭南城市发展多与商业贸易有关。“在楚为边邑。在越为交衢”的粤北韶州地当南北陆上交通要冲，且处岭南“贡朝之所途”， 为岭南与中原之间最为重要的通道。皇甫湜《朝阳楼记》云：“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自张九龄开凿韶州梅岭驿道之后，岭南社会逐渐融入中原主流社会发展的整体，显现出“人才之出矣。财货通矣”、“声教日近矣”、“ 风俗日变矣”的文明开化新气象。

而粤东潮州府虽“远郡之沃壤”， 则亦号称为“与韶州略同”的“岭南大郡”。

唐代政治稳定，造成了含盖潮州府在内岭南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对尤其包括陶瓷这一需要大量资金、大量技术、大量人才在内的手工业技术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甚至在进入五代缤争诸候割据时代，己属南汉王朝治辖的原“岭南道”依然相对偏安，对藩货易仍旧活跃。以大唐帝国时期夯实的基础，为随后大宋王朝时代岭南陶瓷窑业跨越式的鼎盛发展，筑牢了坚实而深厚的根基。

唐代岭南手工业因与经济发达的内陆地区交流频繁，生产技术的创新能力均有提高进步明显。主要体现在手工业种类增加，品种增多，产量增速。冶矿、陶瓷、制盐、造船等因“产业提升”所社会经济比重增加。并能生产制作一些质量较高的产品，暢销本地和外地。其中陶瓷业、丝织业受海外贸易需求旺盛的拉动尤为明显，产品大量销往南洋及蕃夷诸国。

岭南道为唐朝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之一，治所位于广州（今广州市），辖域包括今福建、广东全部、广西大部、云南东南部、越南北部地区。开元二十一年（733）福州、泉州、建州、汀州、漳州五州（今福建省）及潮州隶属江南东道；天宝十年（751）潮州复隶岭南道。

潮州治海阳县（今潮州市），辖海阳县、潮阳县、程乡县（今梅州）三县；循州治归善县（今惠州市惠城区），辖归善县、河源县、兴宁县、海丰县、博罗县、雷乡县（今龙川县）6县。

在《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一书中，载有广东省博物馆原馆长古运泉先生所著《广东唐宋陶瓷生产发展原因初探》。或许我们可从中一探究竟。

“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目前发现唐宋以前的窑址不多，唐代的窑址发现二十二处，粤东地区有潮州南郊的洪厝埠竹园墩，北郊的北堤头，梅县的瓦坑口、南口区的崇芳山等五处。”“而从其生产水平来看，唐代粤东的要比粤西的高，粤中的则介于两者之间，这与粤东地区靠近福建、江西，间接地受到浙江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的影响有关。”

水车窑作为越窑一脉和洪州窑的近亲，是不言而喻的。似如越窑与水车窑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有厚胎厚釉，但水车窑器物的胎体瓷化程度不高，较为粗松，吸水率较高，这与制作技术和烧制温度尚未达到越窑标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外，匣钵的创用，使我国越窑成为一代名窑，据称水车窑几乎是同一时期采用了此项“顶级”先进制瓷工艺。

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穿越时代，一睹水车窑窑坊炉火通天，烟柱如林的盛况。但在刻铭有“张记”“ 何和记”两方瓷砚的水车窑青瓷标本中，已镌留下水车窑瓷业以姓氏为商号，产销两旺的兴隆景象。

据《全唐文进岭南王琯市舶使院图表》载录：唐德宗时，地邻濒海的潮州府己有“波斯、古暹罗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其时，梅县水车窑和潮州北郊等唐窑的产品外销，应主要从潮州港直接输出。

杨少祥先生著文《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略述》“（二）在我国航线上和国外发现的唐宋广东外销瓷器”有述道：“广东唐代生产外销瓷的窑场，目前所知有潮州北郊、新会官冲、梅县水车、遂溪、廉江等地窑场，这些窑场的产品，以生产青釉日常生活用瓷为主，输出的品种多见碗、罐类。在泰国曾出土有梅县水车窑生产的青釉葵口碗。（泰国代表团曾送给上海博物馆一些瓷片，经查对为梅县水车窑产品。”

五、“水车窑”重器盘点

水车窑应用的先进制瓷工艺和瓷器产品的品质与同期全国著名的窑业处于同一水平，领先广东各地窑场，为唐代岭南地区制瓷之最，创造了古梅州制瓷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出口外销瓷最繁荣的辉煌历史。无疑，在今天，水车窑作为代表唐代岭南陶瓷工艺水准的标志性窑口，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研究及观赏价值，其精美器物皆被公私单位及个人所喜爱和收藏。

在广东省博物馆主编的《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中，我们看到宋良壁先生著文《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概述》“五、隋、唐、五代时期的陶瓷器”中，较为概括地论述了水车窑的“身世”。

“青瓷在大江南北均有大的发展，而南方尤精。浙江上虞、余姚、慈溪一带的越窑器，大都釉色翠绿或稍泛黄色，釉层均匀，深厚滋润，如冰似玉，造型典雅，纹饰优美。除越窑外，全国还有不少青瓷名窑。广东梅县的水车窑、潮州的北关窑烧造的青瓷，釉色青翠莹润明亮，有细小冰裂纹片，造型精美。”

《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中，还展示了二件水车窑精品。

48、水车窑青釉鱼形壶

唐  通高27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9厘米。

小卷口，短颈，长身似鱼形，圈足微外侈仿鱼尾，肩部装一筒形短流，壶身侧面各有一凹槽，槽两侧各贴两鱼眼，作两鱼并排的造型。每边凹槽上下各装两系。凹槽下端足上部各穿一孔。满施青绿色釉，有细小纹片，肩部流釉肥厚青翠，玻璃质感强。

1983年广东梅县市墓葬出土，为水车窑产品。

49、水车窑青釉双耳壶

唐  通高28厘米、口径11厘米、底径13厘米。

小卷口，矮颈丰肩，高身平底，肩部装多棱短流和双扁耳，满施青绿色釉，甚莹亮，有细小开片，造型工艺与上图鱼形壶相近，同为1983年梅县市墓葬出土的水车窑产品。

开片如冰、青釉似玉，如翡翠玛瑙般莹润可人的水车窑瓷器，迄今已是物以稀为贵。梅县博物馆青瓷八兽足雍砚，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而成为镇馆之宝，执壶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然而，这已是水车窑屈指可数存世有限的宝贝。虽然在1994年“广梅汕”铁路修筑时，出土过一批水车窑陶瓷器皿，但据专家预估，现存的水车窑精品数量有限，应该不超过两百件，而且99%是古代的墓葬品。2011年5月16日，“中国新闻网”刊登《广东梅州千年水车窑青瓷欲重现风采》称：“梅县博物馆馆长朱迪光告诉记者：‘目前梅县博物馆藏有30多件或完整或残缺的水车窑瓷器，这些都是上世纪发掘时所得，近年己很少发现有出土的水车窑瓷器了。”

六、水车窑与循州之过往

惠州市博物馆三楼“东江流域的文明展厅”张挂有“惠州历史沿革表”对唐代部分介绍如下：

唐武德五年（622），隶属：广州大都督府，名称：循州总管府，辖地：领潮州、循州，循州辖归善、博罗、河源、石城、兴宁、海丰、安陆；唐天授二年（691），隶属：岭南道，名称：雷乡郡，辖地：归善、博罗、河源、雷乡、海丰；唐天宝元年（742），隶属：岭南道，名称：海丰郡，辖地：归善、博罗、河源、雷乡、兴宁、海丰；唐乾元元年（758），隶属：岭南道，名称：循州府，辖地：归善、罗阳、河源、雷乡、齐昌、海丰；南汉乾亨元年（917），隶属：南汉国，名称：祯州府，辖地：归善、博罗、河源、海丰。

与岭南道西部比较，岭南道东部地广人稀，州府仅广州、循州、潮州、韶州四州而己。而不及西部端州、冈州、恩州、高州、春州、绣州、义州等数十个州府之多。

据谭力浠、朱生灿编蓄《惠州史稿》“第一章惠州简史”“ 第四节隋、唐、五代十国时代”载：“隋废梁化郡，在惠州设立总管府，这就是惠州成为府治的开始”。“唐代赋税是实行租、调、庸三种为主的税收形式”。“当时岭南地方己经逐步纳入税收的范围，《新唐书。食货志》说：‘先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纙（纟罗）、绅、绫、绢供春采’ 就说明岭南统一以米交付租和调”。“《青箱杂记》有如此记载：‘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虛。不亦宜乎？’”。“史载唐时循州贡品，有藤盘、蚺蛇胆、甲煎、鱼交草、绶草”。《岭南录异》：“循州多野象。人或捕得。争食其鼻。云肥绝。”这几段描述，大至勾勒出唐州循州社会经济的片断，虽属零碎即更显史料的珍贵。

然而，其中论道“岭南统一以米交付租和调”可能是唐初时期的状况而非盛唐之时写照。广州开办市舶使，乃至“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便可称明证。此外，作者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曾见过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铸成玉笏状的银铤，上有刻记“岭南道税银”字样。据文字解释，唐代银饼、银铤“主要用于供奉和纳税。”言归正传。水车窑陶瓷器物作为制作工艺高于唐代岭南诸窑之上的“佳器”，其制造成本与运输成本，相对同域同期陶瓷制成品应高出许多，或其值以倍计。能被当时循州民众作为日常用品，由此可推断并间接证明唐代循州经济的向好势头。

惠州地处粤东之闽赣水路交通咽喉，历朝历代其最大优势均在于区位。刘昫撰《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曰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明黄佐撰写《广东通志》云:“ 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宫。”惠州唐代称为循州，比较近及百里广州府这样的中心城市，其不具备经济辐射与社会影响能力，故唐代惠州周边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环境，对于惠州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据海丰方志等史料记载：唐宋年间，从潮州府至广州府的广潮官府驿道有两条。其一由潮州府城西北方向，经由梅（州）循（龙川）至广州府，谓之上路。其二由潮州府城西南方向，经潮（阳）海（丰）到达广州府，谓之下路。上路、下路均绵延八百余里。上路三分之一路程皆为岭高路险之途，然一旦到达循之雷乡，则三分之二的余途皆为水路，即可缩短行程，又便利大宗货物航运。而下路虽有路途坦夷之便，然人烟稀少，匪盗出没，耗时久长，不利于货物的大批量运送。然而上、下路交汇处便是循州（今惠州市城区）管治中心。

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之“岭南道东部” 有此“图注”。唐代的“程乡”为现在的梅州市。

唐咸通三年（862），岭南道被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岭南东道治所在广州，辖广东大部区域。地处水车镇上的“水车窑”瓷器极有可能由兴宁江而上，由“程乡”再经连通两条水道之间的陆路通道至“雷乡”（今龙川县）。并由此经“循江”（今东江上游）至下游“河源水”（今东江中下游）到达“循州（”即现在的惠州市城区）或由此至广州等地。

唐王朝特别注重发展对外贸易。据唐《册府元龟》载：“开元二年。广州最先设市舶使”。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中的舶脚、收市和进奉事务。这等举施乃朝廷主导的“惠民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唐代岭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暢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据唐《文苑英华》载：为鼓励外商与中国贸易，唐文宗时便规定：“南海藩舶……宜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

唐人刘恂所著《岭表录异》卷上有载:“广州陶家。皆作土锅。钁烧熟。以土油之。其洁净则愈于铁器。尤宜煮药。斯亦济贫之物。”可见其时陶瓷器物用度之广，水车窑器也应在其例吧。而程乡至广州的水路往返，循州上的河源水是其“必经之路”。

数十年来，“墓葬出土”与“东江出水瓷”中，屡有水车窑瓷器及残片标本的身影绝非偶然。在唐循州地域内不断发现水车窑陶瓷的踪迹，又以出水器物为多。这恰巧证明，水车窑陶瓷不仅在潮州当地使用并出港海贸。而且它还存在第二条重要的商贸水路通道，无论是“过境”“ 逗留”或“直落”， 循州扮演着水车窑陶瓷器经此而往广州为目的地的“驿站”角色。

七、惠州水车窑陶瓷收藏

惠州水车窑陶瓷大致为两个途径来源：一是墓葬出土；二是东江出水。另外，虽存在个别文玩交易，即非本文所涉內容。

惠州市博物馆的公益收藏，即以发掘抢救流失的“墓葬出土” 水东窑瓷器为主。唐代丧葬礼俗中有“陈明器”一节；《唐会要》有录：“明器所须。皆以瓦木。合于礼文”；唐高宗时期“商贾富人。厚葬越礼” 亦遭责罚 。

岭南高端、唐代翘楚的水车窑陶瓷精品，已被视为文博系统藏品不可或缺的必备之一。在惠州市博物馆三楼“东江流域的文明展厅”中“唐代五代小凤坑墓”的介绍中写道：“位于惠州市行政中心西南侧的小凤坑。1992年10月，市博物馆进行了抢救发掘。砖室夫妇墓，墓顶为七层砖叠砌而成，两墓室规格大小一样，长316厘米。出土有青白釉四系罐，、黄釉四系罐、黄釉执壶、黄釉六瓣碗、滑石鱼等文物。”其中展示了二件“青白釉四系罐”，虽未注明规格及窑口，但一眼望去，便知是水车窑坊所出。

“青白釉四系罐”之一：高约28厘米、口径约9厘米、底径约14厘米、腹径约23厘米。“青白釉四系罐”之二：高约20厘米、口径约14厘米、底径约16厘米、腹径约18厘米。

因相隔玻璃展框约30厘米，规格数据无法精准，只能靠目测得个大概。

惠州博物馆编《惠州文物志》，“第五章 馆藏文物”之“三 陶瓷”的介绍有“隋  陶罐”：“隋代陶罐，1976年出土于惠州市惠环区东平乡伯公岭，现藏市博物馆。罐高25.5厘米、底径12.5厘米、口唇外卷，束短颈、最大腹径为肩部，腹下收缩明显，底足为微内凹的平底，略外撇。胎质呈青灰色，器身灰白色，光素无纹，仅在肩部划一道凹下去的弦纹。陶罐的制作采用轮制法，其口沿和器身尚有轮旋的痕迹，烧造则采用正烧法，以垫饼垫烧，故底足内有圆形垫痕。”

“唐四耳青釉罐，1976年6月出土于市农药厂邹屋山唐墓，市博物馆收藏。罐高15.5厘米、口径12.5厘米、底径13厘米。广口，唇微侈，短颈，溜肩，肩部立四系，饼形底。罐身中间略鼓，器形矮圆饱满。胎骨为灰白色。釉色青中带黄，莹润光亮，内有细开片，内外壁施满釉，外壁腹与足交接处有部分露胎，并有釉泪。此罐轮制正烧而成，属唐代晚期器物。唐代广东烧制的日用瓷，青釉大多施半截釉，而且出土的器物釉层普遍剥落或脱尽。惠州这一四耳罐满施釉，釉层保存完好，亦属少见之物”

“隋代陶罐”和“唐四耳青釉罐”这二件惠州市博物馆馆藏陶瓷精品，我未能进行实物观赏，并鉴赏其从胎质、釉色、器形等要素进行比较，尤此对应水车窑陶瓷工艺特征。但从其叙述器物的工艺特征分析，十之八九其“出身纸”应为唐代水车窑窑口。

梅县水车镇、畬江镇均于唐墓中出土有水车窑陶瓷。故惠州墓葬出土水车窑陶瓷符合唐代社会民俗陪葬、厚葬的丧葬习俗。

只是将陶罐断代为“隋代”， 与该器物工艺的时代特征不相符，故应将其断定为“唐  水车窑青釉四系罐”。

何以《惠州文物志》未对其进行系统详尽的考证，而出现偏差了呢？主要的原因或许是这两件器物均出土于1976年，而水车窑的正式发现即在1982年底。随后于1985年展开挖掘研究工作，1987年3月，《考古》杂志才刊登了《广东梅县古墓葬和古窑址调查发掘报告》。

《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1982年9月第一版）在其中“第五章隋、唐、五代的陶瓷（公元581—960年）”“第二节  唐、五代的青瓷”中，“4、江西、福建、广东的唐与五代的瓷窑”单列有“广东唐窑”：“ 广东地区发现的唐代青瓷窑址有潮安和佛山专区的高明县大岗山窑、三水县洞口窑及新会崖门官冲窑等，产品质量以潮安窑为最佳，品种以盘、碗为主。佛山专区三个窑址出土的瓷器都比较粗，一般胎骨粗松，施半釉，胎釉结合不密。”

这个结论是在未确定和发掘梅州水车窑之前，广东唐代古窑址的大致分布及工艺水平状况。文中所指“潮安窑”，其资料来源依据应为曾广亿先生发表于《考古》1964年第4期的《广东潮安北郊唐代窑址》一文。

陶瓷考古涉及历史知识、地域文化、工艺水准、制作特色等数种学科知识交叉重叠，只有具备运用综合学识加以反复推论方有所而得。作为严谨的学术课题，“身份”确认是把开门的“金锁匙”。

我们学以致用的目的，就是为了掌握能够解开陶瓷背后诸多历史谜团的这把锁匙。以物证史，还原本来！

八、水车窑与惠州陶瓷文化

水车窑与惠州渊源，或许比我们已知的时期更早，这源于“唐武德五年（622—690），隶属：广州大都督府，名称：循州总管府，辖地：领潮州、循州；循州辖归善、博罗、河源、石城、兴宁、海丰、安陆”的史实。在这期间的68年中“循州总管府领潮州、循州”，即潮州曾为循州总管府管辖地域，作为史实，此因确凿无疑。

历史沉淀下来的事物皆为文化。我对文化的理解与审视受益于“东江出土瓷”这些高明“老师们”的不吝赐教。“东江出土瓷”是惠州陶瓷文化的实物宝库及惠州陶瓷史学的标本来源。在这其中，我们还寻觅到唐代长沙铜官窑器与南昌洪州窑器等南方重要窑口的标本残件，也恰好印证了唐代循州乃岭南东道重要商埠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近年来，惠州收藏界对水车窑的关注度在不断推高，并开展民间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水车窑陶瓷器的系统性收藏；二是水车窑器与唐代循州社会经济关系的课题研讨。

（一）水车窑陶瓷器的系统性收藏

惠州收藏界系列收藏“东江出水瓷”有林选志、刘伟强、李汉荣等本地知名收藏家以及专事研究惠州陶瓷文化的东平窑陶瓷研究院的余小伦院长。

作为惠州颇有实力的藏家，林选志先生尤其关注本邑文献古物，在二十余年的收藏岁月中，“东江出水瓷”一直是其主打专项，其中所收藏的水车窑碗、碟、罐、瓶等高古陶瓷已成系列。为惠州唐代社会经济及东江陶瓷文化研究，保存了珍贵的陶瓷实物标本。

林选志先生收藏“水车窑”陶瓷精品如下：

1、青釉四系瓶：口径13厘米、底径14.8厘米、高33.5厘米、腹径24厘米；该瓶为灰胎，内外均施釉，釉色青透莹润，结晶体玻璃质感厚实明显。瓶底有明显的线条痕迹，为器物入窑前修胎削刮所致。该器虽于四系中有三系为修复，然以其体型硕大、青釉光彩、器物存世较少，仍不失为惠州收藏界中水车窑之重器及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代表性藏品。

2、青釉罐：口径10厘米、高29.5厘米、底径8厘米、腹径15.5厘米，灰胎，内外皆施青釉，釉层结晶明显，但脱落严重，露胎部分较大，疑似器胎表层施有化装土；

3、青釉四系罐之一：口径12.5厘米、高18厘米、底径17厘米，灰胎，内外皆施青釉，釉层结晶明显，但脱落严重，露胎部分较大，疑似器胎表层施有化装土；

4、青釉四系罐之二：口径9.8厘米、高1 7.6厘米、底径11.5厘米，灰胎，内外皆施青釉，釉层结晶明显，但脱落严重，露胎部分较大，疑似器胎表层施有化装土；

5、青釉四系罐之三：口径8.6厘米、高13.8厘米、底径9.8厘米、腹径14 .3厘米，灰胎，内外皆施青釉，釉层结晶明显，但脱落严重，露胎部分较大，疑似器胎表层施有化装土；

6、青釉碗之一：口径13.5C厘米、高6.5厘米、底足5.5厘米，灰胎，内外皆施青釉，釉层玻璃质感明显，并有挂釉现象，底足为唐碗器形中典型的“玉壁底”；

7、青釉碗之二：口径13厘米、高7厘米、底足4.8厘米，灰胎，内外皆施青釉，釉层玻璃质感明显，并有挂釉现象，缩釉明显。其底足己经修缮，无“玉壁底”特征，大致推断为水车窑晚唐时期出品；

8、青釉碗之三：口径14.4厘米、高5.5厘米、底足8.2厘米，灰胎，内外皆施青釉，釉层较薄即脱落严重，表层露胎较多，碗内壁底部有入窑烧制时垫具留下的“三足”痕迹；

9、青釉盘之一：口径16厘米、高3.8厘米、底足6厘米，灰胎，青釉，内施满釉，外仅口沿沾釉，缩釉状况较为明显。碗内有明显的“六足”垫烧印痕，足底有行楷体墨书，疑似为“赵”字；

10、青釉盘之二：口径15厘米、高3厘米、底足4厘米，灰胎青釉，内施满釉，外仅口沿沾釉，缩釉现象明显。

以林先生水车窑藏品之富、学术价值之高，为惠州收藏界同仁所刮目。

另外，惠城区收藏家协会秘书长刘伟强先生亦精心收藏了一件“东江出水瓷”——水车窑青釉碗。其规格为高9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7.5厘米，该碗整体完好，内外施釉，结晶釉中有细小开片纹，碗内底部留有三足垫烧痕迹。

此外，作为其中“家底”的部分，作者及惠州一些藏友也收藏有水车窑陶瓷或残件标本。民间收藏虽于品质上或有“档次”上的差异，但其多元化与丰富性即是热衷陶瓷文化者以资查询的珍贵“典籍”。底蕴深邃的“东江出水瓷”丰富多彩，它构成了惠州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足以证明惠州“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其名之实。

（二）水车窑器与唐代循州社会经济关联的课题研讨

综合近年来从出土到出水的器物情况梳理分析，让我们明确了一个基本事实：水车窑陶瓷产品的主要市场除韩江流域的潮州府外，其更主要的外销市场当属经济发达区域的广州周边地区及珠江流域，以及必经水路“唯一通道”的东江河流与循州。因为从潮州经海路到广州的条件尚未具备，除了造船技术制约外，最为关键的是其时“指南针”尚不成熟（此时，阿拉伯人虽已掌握星象定位技术进行航海，然秘而不传），还未能做为航海技术被运用到实践当中。此外，即便经循州至广州走水路，一年也仅有约半年的时间可资行船。航运虽有货物载重数量大、周期短等优势，但每年的雨季、汛期、枯水期、台风季节乃至匪盗、瘟疫等不测意外，都将影响水车窑外输的航运安全。如此，选择在循江中下游的循州适时停留，补给、休整或换货等商贸活动成为适合的理由。尤此，其水车窑瓷器外销市场走向已形成明显的韩江流域与循江流域“两江”发展的态势。近三百年的窑业烧制，没有强劲的市场为依托，对应的价位作驱动等重要因素的作用，水车窑的生产是无法持续经营的。因为经济上的必然，也就导致了交通上的必需。水车窑产品粤东地区的内销区域以韩江流域并跨越东江流域及至珠江流域地区为主的推断是客观成立的，而东江流域无疑以循州的市场需求为最大。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应是水车窑瓷器昔年跋山涉水穿州过府，三百年窑业兴旺的生动点缀。从历年来惠州出土出水水车窑陶瓷器物精美之高、种类之多、数量之大、用度之广，已可推断古循州乃岭南东路水路要冲，为水车窑陶瓷辗转外输地之重要节点。而循州城除水路航运占据优势外，木坊、竹坊、织坊、铁坊、陶坊等手工制作亦是百业兴旺。悠悠岁月千载逝去，仅以釉色点彩、结晶片片的瓷珍留于后世，也算是这座“岭南名郡”与陶瓷渊源的一大特色，而成就了今日惠州收藏研究水车窑陶瓷“先天优势”的凭证。

事实证明，惠州水车窑陶瓷文化探讨，是在惠州收藏界和陶瓷艺术界主导下的学术交流活动之一。作为惠州本土优秀的民间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软实力”，它业己成为惠州研究东江陶瓷史学及陶瓷文化的一大亮点。对于惠州水车窑陶瓷标本的分析研究，或可从中管窥唐王朝时期循州社会经济脉络，令人心生“梦回大唐”的感慨！

结束语

在结束本篇之前，我有幸在此透露一个收藏秘密。

我的一位友人，二十年前在东江岸边“邂逅”了一件宝物。得知该文以学术为主旨，便允许我首次刊用珍贵的“唐代水车窑青釉八孔辟雍砚”图片资料， 并表达以此情怀回馈东江的哺育之心声。

该砚高7.5厘米、宽24.3厘米、砚池宽21.5厘米，砚底27厘米。砚台上仍存一盏笔舔，稍微外倾。口径5厘米、高2.5厘米；旁边“双管笔插”己残损；砚面磨损明显，并留下使用过的痕迹，围绕砚床一圈整齐排列八个宽约4厘米，高约3厘米的镂孔，镂空上部的齿状好似含苞待放的“莲朵纹”， 砚床束腰，底圆外撇；该砚内外通体施釉，有开片纹；虽因年久损脱较多，但仍见斑斑釉片。此外，其中一镂孔底部残损，但对于唐砚整体精湛工艺所造就的愉悦审美亨受即丝毫不减。水车窑器文房用品本属罕见，而该砚形体规圆硕大、制作精美，尽显大唐豪迈气势，可誉为“惠州水车窑一珍”，故“青釉八孔辟雍砚”不失为水车窑工匠们的巅峰之作。

在陶瓷制作古往今来的历史上，因工艺制作难度的客观条件所限，“大者为贵，精者为珍”大致是不争的事实。陶土的粘度本就不及瓷土，这使得辟雍砚在“穹顶”成型、制槽、镂空、修坯等制作工序难度加大（当然，相反也恰恰论证了水车窑陶土品质较高这一事实），陶制砚胚在烧制时即便使用了匣钵，但太厚容易开裂，太薄容易变形。陶砚越大，胎必越厚，其成型、烧制的难度随之加大。就技术而言，难度越大成品率越低。更何况大件器物制胎原本就少，成器而能传至今时今日，自然是与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古循州有着难解的情缘。

典藉有曰：“心如镜。环水如辟雍”。 古人便是据此制出规整的环砚贮水凹槽，辟雍成砚。该类型砚始于南朝，盛于隋唐。唐以后，因发墨不及轻便易携的石砚，而日渐式微并被逐步替代。

广东省博物馆馆藏一件出土于梅县畲江镇红星村的“唐代辟雍砚”。 其规格为：高5.8厘米、口径22.5厘米、底径24.3厘米。而友人所藏之砚，又略大于省博所藏。

曾广亿先生在《广东唐宋陶瓷工艺特点》“（一）、唐宋陶瓷的工艺特点，1、陶瓷的种类与造型”部分曾论道：“青釉瓷砚，平面为圆形，边有榫套，直口浅身，砚面向上凸起，平底边附八蹄足，圆径约四十厘米左右，造型美观，釉色晶莹。这是梅县水车窑的产品，其制作之精、砚面之大，在国内均极罕见。”

作者积数年关注追寻，并对观赏过的惠州公私收藏部分水车窑陶瓷进行研究分析，曾怀疑唐代循州辖域内，是否存在与水车窑“千年不变湖水绿”制作工艺相当接近的窑口。但单凭陶瓷器物种类的丰富和数量的不菲为依据，论点显然较难成立，只能妄自“叹今不古”了。

唐人季南得诗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瓷杯”。唐人皮日休诗句：“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魂起。”甚至战国时楚人宋子渊《风赋》中：“夫风生于池，起于青频之末”。皆可比喻对水车窑尊为岭南“唐器之首”之至尊地位的向往与吟赞。

恰蓬龙骧盛世，幸遇金凤玉露。佑吾非神灵，而乃古物也！

惠州东江出水瓷珍——唐代水车窑辟雍砚。

惠州东江出水唐代水车窑瓷罐残件——“绿蕴琳瑯。

惠州东江出水唐代水车窑瓷碗残件——“荷叶初展。

惠州东江出水唐代水车窑瓷碗残件——“桃花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