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三次串连亲历记（修订稿）

作者：周汉光（惠州民协会员）来源：日期：2017-08-31 23:44:46

记得有一位作家在著书中说过：“‘文革’中的大串连，给身临其境的老三届们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们人生历程中宝贵的一页。”对此，我深表认同。因为我也曾乘过那混沌年代的“东风”，夹带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朦胧和冒昧，经历了三次不平凡的大串连，去实践“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稚嫩夙愿,在人生阅历中留下了难于忘怀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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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串连队（网上转载）

初始串连——省城广州

（1966.11.8——1966.12.6）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掀起后，至当年8月，发展到打破地区界限，一些外地学生到北京上访，参观学习北京的经验；北京的一些学生也到外地去“煽风点火”，造地方各级党委的反，这种行为被称为大串连。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红卫兵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串连。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各地出现了大串连的高潮。在北京，毛泽东于1966年共8次接见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因此，“上北京，去见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成为当时亿万学生梦寐以求的夙愿。

这一期间，按照部署，惠阳高级中学红卫兵学生代表上北京的时间，被安排在10月10日左右，而上京代表遴选的宣传和启动工作于9月中旬就开始了。笔者至今保存的在9月16日的日记中也有记录：“今天，听到初中每班选四位代表上北京，我心情多么激动而又那么高兴啊！我无限热爱党和毛主席，我十二万分想上北京见毛主席。我听后日里夜里都在想着这件事,如果我被选上上北京的代表，我该多高兴啊......听说10月10（代表）才去（北京），所以选代表也推迟。如自己不够条件选不上(注：本人家庭成分为“小商”)，我也决不泄气。我决心诚心诚意听毛主席的话，在战斗的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而闪闪发光的螺丝钉！我盼望有这么一天——能上北京见到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当天，惠阳县工农兵中学（即惠阳高级中学改名）红卫兵总部张贴公布了《选举上北京革命串连代表条件》，全文如下：

选举上北京革命串连代表条件

一、必须是红五类子弟，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的子女。社会关系没有问题。

二、必须是毛泽东思想领先，立场坚定，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忠于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斗争性强，能真正代表全体革命群众的利益。

三、老师代表由革命老师选举，由红卫兵审查，然后再交上革命委员会审查。

——惠阳县工农兵中学红卫兵总部 1966年9月16日

9月24日，笔者参加了学校主席团成员会议，简单记录了上北京代表的条件（共4条）：1、毛泽东思想领先，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2、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五类子弟要占绝大多数，出身于中层阶级的表现好的可适当选一小部分人参加；3、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具有“五敢”精神；4、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当天，我还在日记中写道:“今天（24日）至27日都是学习、讨论和选举上北京的代表。我多么想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去，多么想到毛主席的身边去啊！但上北京代表的名额有限，我们班只有二个，我看自己是没希望的了。但是我想到上北京也是为了革命，留在学校也是为了革命，我更不能以此而有思想包袱。”

最终，经过全班选举和层层审查，确定徐寿如、李确新两位同学为我班的上京代表。惠阳高级中学高、初班共选定出15位学生红卫兵代表，于10月10日由黄学永老师带领，加入惠阳县上京代表行列，由县委派专人组织带队上北京。上京代表在北京共逗留了半个月，其间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参观了首都大专院校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回来后“传经送宝”，传递了首都学生红卫兵的“文革经验”。下图为笔者在日记本中记录的上京代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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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在选送代表上京之后，为响应中央关于积极参加大串连的号召，在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跨班跨年级自由组合，走出校门，投入到大串连的洪流中去。学生红卫兵的“大串连”，乘车坐船车船票一律免费，各地遍设“联络站”、“接待站”，以招待串连的学生红卫兵，食宿、搭乘车船乃至看病费用也一应概免。

11月8日，我和同班（初三班）同学王国威、叶树人及初二班黄汉光、高中班黄法明等一行10人，自行组织，按事先报名被安排于当天乘车到广州串连。我们10个全是男同学，4个初中的，6个高中的。当天我们每人带上简单行李，胸前别上一个像章，集中一起，从惠高走到位于东新桥对岸桥头的惠阳县委大门口，搭上了一辆开往广州的解放牌大卡车。不一会儿，车开动了，我们心情欢畅，不约而同地唱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歌曲。不知过了几个钟头，车速减慢。“到广州了！”车上传来了令人喜悦的欢呼声。

比起境内其他学校的同学，我们也算是较早较易到达广州。我的一位就读横沥中学初中的堂兄周佛良，他与结伴同学串连较迟，而且是从横沥徒步走路先到惠州，在惠高住了一晚，第二天搭上接待站安排的车辆，赶到樟木头乘火车才到了广州。我的另一位就读于梁化中学初中的堂弟周景坤，他与同班的林潭顺等30多位同学一道串连，也是稍晚徒步走路，从梁化中学出发一直走了5天半，行程170多公里才到达广州，被安排到南方大厦对面滨江路的接待站住宿。

汽车驶到越秀南汽车站停下，我们下了车，跟着领头的高中大哥到红卫兵总站报到，被安排入住的是广州市第十二中学。接待站派出一位向导，带着我们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挤满了人的车子晃荡了好久，才到达十二中。这所中学位于京广铁路边，走进校门，前面是一个大操场，对面和右边均为课室楼房，左边是饭堂兼礼堂，后面为厨房。我们4个初中生被安排在右边第四课室住宿，高中的同学住于篮球场边的二楼课室。我和王国威等4人住的课室，桌椅早已搬走，以作为外来串连学生的宿舍。课室的地面铺上了稻草垫子，原老师的讲台上整齐地放着一大堆红色的厚毛毯。我们走进课室，放下简易的行囊，靠着窗户选定自己的床位,垫上毯子，铺好床位，放下行李。晚餐开饭时间是5点50分。我们买了4天的饭票，每天3餐：早餐2两，1角2分钱，午、晚每餐4两，2角5分钱。还不到开饭时间，我和王国威决定先洗个澡。热水澡的水一桶3分钱，当时天气还不算冷，我俩便到大澡堂冲了个冷水凉。冲完凉赶上了开饭时间，晚饭每人领一砵米饭，菜是猪肉焖茄子，5人共一份，用搪瓷盆装了小半盆。饭堂中央的大陶缸，盛着青菜萝卜汤，要喝汤各自取用。回到宿舍，才知道同房住的还有两伙学生：其中有3个讲普通话，为北方人；有4个讲福佬话，估计来自福建或潮汕地方。当晚，我们很困，在飞机、火车的多次轰鸣声和同房个别室友的吵嚷声中酣然入睡。

第二天，早餐吃的是两只馒头，配上一勺花生咸粥。吃完早饭，按照事先的安排，开展到广州后第一次“全天候”的活动：1、上午到北京路看大字报；2、中午到广东实验学校（即后来的省实验中学）吃饭；3、下午参观“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4、回住所吃晚饭后，再到烈士陵园门口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艺表演。当晚是广州军区文艺轻骑队的专门演出，表演精彩。此后各文艺宣传队也轮流举行专场表演，我们几乎每场必看，当时的十九路公共汽车也成为我们搭乘最多的交通工具。

说实在，串连到广州，不是目的地，当时我们惠高串连队的目标都是“上北京见毛主席”。到了广州，又传有分期分批组织学生红卫兵上北京的安排，我和王国威等也急盼着上面的通知，因此一边等着，一边参加广州当地的串连活动。几天后，又传上面没作这样的安排，大家才打消“等”的念头。不过，也有一些同学，到处找门路，弄来去北京的火车票，甚至有的没票也到火车站趁混乱中挤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我班的莫丁同学（部队家属子弟，属另一串连队）就是其中一个，他曾说过：“来广州主要是想办法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其他都是第二位的。”他与其他同学到了广州住进了中大接待站，很快认识了一位外地同学，并搞到了北京火车票，住没几天，就于11月5日上了火车，8日晚到了北京。不像我和王国威几个，来广州已过一个星期了，还在傻傻地等上面“派票”。

我虽然在惠州读书，但年纪小，没出过远门，以前从未到过大城市。首次到广州，乡巴小子也算第一次开了眼界：第一次见到了火车，12中学校的靠北不远处就有一条火车铁轨，火车不时就从我们眼前呼啸而过；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飞机从头顶的空中轰鸣掠过；第一次参观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烈士陵园、三元里抗英旧址陈列馆等革命场馆；第一次到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华工、华农等高等院校，为的是看抄大字报，学习“文革”经验，有时我还约上堂弟周景坤一起跑大学看大字报；第一次见到小时候父亲说过的南方大厦、爱群大厦（时被改名人民大厦）、海珠大铁桥、五羊塑像、越秀山五层楼、沙面洋楼、白云山公园等具有广州标志特色的建筑物或公共场所等等。北京路、中山四五路等热闹的街市，我们也去逛逛，买点小吃尝尝，印象最深的是广州的云吞面，便宜又好吃。期间,亦到过省委机关大院，参观了批判时任省委书记赵紫阳的图文实物展览，在展出反映“走资派”奢侈的实物中，有一辆崭新的红色大摩托车，特别耀眼，这也是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件“走资派”奢侈用品。同时，还看过不少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戏院、学校或广场、街头的表演，节目全都是歌颂毛主席丰功伟绩、反映革命历史和文革造反的内容，而且大都以歌舞为主的形式。

在广州，叶树人、黄汉光以及高中班黄法明等同学住了一段时间，先后离开了12中。剩下我和王国威仍一起住在12中，一住就是29天，直到12月6日离开广州。这期间，我和王国威没有束缚，就像两只小猴子似的跑遍了广州。各人还专门花3角2分钱买回一张广州市地图，方便查看要跑的地方。其中各大专院校也跑遍了，有的还跑了多次，摘抄大字报的笔记本也记满了一本。最后还跑出广州，花了2角钱搭乘运木材的火车去了佛山，看了祖庙，两人在门前的摊档各吃了碟拌酱猪肠粉，每碟1角5分钱。下午，又花上2角钱再坐上运木材的火车回到广州。

呆在广州，也发生不少有趣的事。串连期间，各处都出现“像章热”，大家都十分喜爱毛主席像章和其他各种形式的革命像章，同学间互相收集和经常交换。一天晚上，王国威洗完冷水澡，一个人在石条上洗衣服，一位北方的学生走了过去，他右手托着一条小方帕，方帕上扣满了五颜六色的像章。“看看，漂亮不?”他一边问一边手指着王国威胸前的像章，晃了晃手中的方帕巾：“我们来个交换，我三个换你一个，任你挑。”来人身材高大，身披半旧的军棉衣，一米七上下，十八九岁的样子，比我们大好几岁。王信以为真，就取下胸前的像章递给他交换。对方二话没说，把像章扣在方帕上迭好装进口袋，扬长而去。王国威追上前问道：“给我的像章呢?”“什么像章呀？呸！”那人瞪着眼睛喝道。两人为此一直争吵到了操场的沙池边，王硬是要讨回被骗走的像章，那人仗着牛高马大，首先用手直推王国威，见王不甘示弱，又抡起右拳向王挥去，步步进逼。王国威像小猴子似的左躲右闪，再猛然蹲下，双手抓起沙子甩去，并趁着对方双手捂脸之际，飞快地甩出第二、第三把沙子，随即又跳近他身旁，挥拳击中他的喉部和耳朵，打得他晕头转向，抱头求饶。王也因此拿回了自己的像章，后来这位东北学生也没敢再欺负王国威了。当时，我刚好离开学校在外面，回来后才听王国威说了这件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州串连期间，我还有幸被治好了眼病。原来我左眼球的眼白处，长有一颗小肉粒，如绿豆般大凸起来，已有好几年时间，平时不疼不痒，有时会因上火有点红，有说可能是翼状胬肉，也有的说是小息肉或麦粒肿。虽无大碍，但转动眼球或闭眼时会因摩擦而不舒服。在家在校时也给医生看过，母亲甚至也请过人家用民间的方法治过，但均不见好转。后来听说广州有间中山眼科医院很有名（中山医附属眼科医院），这次到广州，从地图查到这间医院刚好在中山二路附近，与我们住的接待站同一条路。一天早上，我和王国威同学一起去医院看眼科医生，医生检查后说可以动手术除掉，是个小手术。于是我怀揣又喜又怕的心情躺到手术床上，王国威同学在外面候诊厅凳子坐着等我。手术很简单，医生用一块手术布遮住我的脸，只露出长肉粒的左眼，我只感到眼珠被突起夹住，一会儿又觉得眼白处的肉粒被轻轻的挑刮，有点痒痒的，一点也不痛。不到半个钟头，小肉粒被摘除，消毒后整个左眼被药棉纱布贴好再用胶布粘住。手术完后医生嘱咐可以回去，但要步行不能坐公交车，以免伤眼被碰到，也别让眼睛沾上生水，最好也别洗凉水澡，而且每天要来检查换药一次，一个星期才摘除掉药棉。遵医嘱我跟着王国威从医院出来沿着中山路二路一直走到八路接待站。之后一连两天，王国威陪我到医院换药。第三天，我感到眼睛好多了，可以不让他再陪我去换药，没叫醒他，就自己一个人走。走前我放在铺上，为他打了一份早餐（粥和馒头），并写了张纸条放在他身旁告诉他。此后天天早上自己一个人步行来回于接待站和医院之间，直到一个星期后眼睛痊愈。这次治眼病不用花费一分钱，与坐车船、食宿接待站一样，凭串连证明和学生证，享受免费待遇。

第一次串连，由于串连起步时间较迟，我们惠高这批串连的同学也和横沥中学、梁化中学同学一样，在广州住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后，都回到各自的学校。据横沥中学的周佛良说，该校同学把推迟串连时间迁怨于学校，回校后红卫兵还把时任惠阳县教育局局长的吕平拉来批斗一番。

徒步串连——瑞金、井冈山、韶山等革命圣地

（1966.12.17——1967.2.6）

学生红卫兵的“大串连”起初主要是乘车串连，车船票一律免费，由于交通拥挤，车船超负荷运行，中央号召徒步串连。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在中央的倡导下，徒步串连成了一时的风尚。

才别穗城游，又走长征路。我和王国威于当年12月6日离开广州结束第一次串连时，全国各地已纷纷掀起徒步长征大串连的高潮，惠高也有不少同学早已各自迈上了徒步串连的长征之路。我们回到学校，一边参加学校的文革运动，与高中部同学张德鉴、陈坤德等一起成立了“孺子牛”兵团；一边筹划以“徒步长征的形式”进行第二次串连。并为徒步串连作准备：成立了由张德鉴、陈坤德、王国威和我4人组成的“海燕轻骑队”、办好徒步串连证明、做好队旗和红卫兵袖章等。一切准备就绪后，大家各自回家作好个人的准备，备好简单行李，统一于12月17日出发。串连队还作了分工，张德鉴为领头，陈坤德擎举队旗，王国威和我分发宣传传单。

1966年12月17日，张德鉴、陈坤德和王国威3人按时从惠州步行出发，当晚住进小金接待站。我因事耽误了一天，18日才从梁化赶到惠州，进了惠高我班宿舍，看到一木架床显眼处贴有一张串连队写给我的留言纸条，意思是说他们已在昨天出发，在小金口接待站等我，叫我看到字条后即刻赶去小金会合。当天我背上从家里带来的简单行装，头戴绿军帽（帽子是在校时我的一位在广西当兵的堂兄周雄特意寄给我的），急冲冲一个人徒步赶到小金。到了接待站见到了他们，我一进站时，大家都高兴地把我抱起来，我更加兴奋，因为终于赶上了队伍。19日天蒙蒙亮，我们这支由4人组成的串连队，擎着用黄绸布剪贴“海燕轻骑队”五个大字的队旗，臂带红卫兵袖章，背着用被子和几件衣服折叠打成的背包（手巾串住口盅别在背包一边），俨然一副“小红军长征”的样子，从小金起程，直奔经我们第一个目的地——黄山洞。刚走出小金，王国威激情澎湃，顺口就朗声一首口头诗：“雾气漫漫天欲晓，海燕轻骑出发了；红旗直指井冈山，立志接好革命班。”离开小金后，我们走上往博罗、河源的路，途经泰美（19日）、杨村（19日）、石坝（20日），于21日到达黄山洞。

时黄山洞大队是全国闻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单位，是广东省的一面红旗，大队书记田华贵更是远近闻名，全国许多红卫兵学生都慕名来到这里串连，学习他们活学活用“毛著”的经验。我们在黄山洞听了学毛著积极分子的经验介绍，参观了一些有关展览。记得在黄山洞吃饭时，有很多外地红卫兵学生，乱哄哄的挤在接待站中央的一个晒谷场里吃饭，晒谷场约有七八百平方，场边围有矮篱笆，吃饭的人有五六百人之多。我领到一砵大锅煮的米饭，半碗椰菜，走到篱笆处，把盛菜的碗套在篱笆的一条木桩顶端，站着吃饭。此时王国威来到我跟前，他还没吃饭，我用筷子指了指，叫他赶快去领饭。王刚一转身，他那根斜插在背包边的手杖，把我的菜碗扫了一下，“叭”的一声菜碗掉在地上破了，菜散了一地。“嗨！你这家伙，我才吃了几口！”王不好意思笑了笑，说了声“对不起！”就快步走去领饭吃。我记得在场旁边有几个“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卫兵，他们以为是我摔坏的，还严厉批评了我。我赶快蹲了下去，收拾好破碗块，并到厨房再领了一份菜。

12月22日，我们串连队到达河源，住了两天，24日离开河源，一直往北走，赶到灯塔，歇了一晚，天刚亮，我们拿到了接待站油印的徒步串连路线指示图后又出发。走出灯塔，经过上楼村，来到村西北的山下。山下有一个温泉，大家在温泉边刷牙洗脸。这里有一条小道上山，翻过山就是大湖镇。我们抄这条小路当天就走到了大湖，比走山下的环山路近了十多里路。在大湖住了一晚，于12月26日抵达和平县，在和平县城住了一晚。记得到和平县城已经很冷了，只见城里很多人不论大人小孩，个个胸前挂一个小炭火炉，用来烤火暖手。我穿了件旧“波术”衫，外套一件旧棉袄，这件旧棉袄是母亲跟舅父借来的，棉袄是过去乡下人穿的旧式“袄婆”，前面有两排圆圆大大的纽扣，面布陈旧，又厚又重，但也好在有了它的伴随，才能完成这次冬天的徒步串连之旅。

27日，离开和平县城前往上陵公社，上陵与江西省交界，也是我们在广东的最后一站，和平县城到上陵并不远，这天我们很早就到了上陵并住了一晚。第二天（28日），我们吃完早餐后便上路了，目的地是江西省定南县城。上陵公社的桃园大队离江西省最近，我们顺着公路走，沿路可见两边的小水沟已结有小冰块。走过桃园大队，来到一座桥头，只见桥头边竖起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对面是江西省。第一次跨出省界出省，大家非常激动，走到桥中央，4人一个个作蛙跳，振臂高呼：“我出省了！”“江西，我来了！”

12月28日，我们到达江西定南县，我因上楼时不小心崴伤了脚，在定南住了三天至月底。定南县城分有新、老城两座，我们住在新城。平常饭菜照样是糙米饭加上椰菜等青菜，早餐是每人白粥一砵，馒头一个，咸萝卜条半小碟。在定南，我们还和定南学校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起吃饭、交谈、联欢，其中王国威跟他们谈得更拢更欢。脚伤好了，我得继续赶路。离开定南前，张德鉴带着一张红纸写的感谢信到接待站办理手续，还领回来4双草鞋（每人一双）和8角8分钱的伙食补助（每人2角2分，因去安远途中没接待站而作吃午饭补助）。31日一早，我们就出发，傍晚时分抵达安远县城接待站。记得这天的晚餐很难吃，米饭很松散，没一点黏性，原因是他们煮饭时先把米倒入水锅中，沸腾一阵再把米捞起，放入竹箩中蒸熟，锅中的米汤用来喂猪。菜是水煮的小方块的白萝卜，加盐调味，再加些切成小段的红辣椒（我们都不爱吃辣）。第二天，便是1967年1月1日元旦，为庆祝新年元旦，接待站特别安排为串连红卫兵学生的午餐加菜：每人一砵米饭，一勺黄焖猪肉，半碗萝卜垫底，我们6天来没吃过一块肉了！这一顿，我们吃得很开心。在安远共住了两天，其间我们到天心圩参观了“红军之父”朱德的整军旧址。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陈毅带领一部分起义队伍来到天心圩，开会整顿，重组革命力量。具体地点在天心圩的一间祠堂，这是当年革命先辈们整军集会的场所。

1967年1月2日，我们离开安远，直奔革命圣地瑞金。一路上走走停停，经过几天，于1月5日，我们到了会昌县。我记得上会昌山时，看见有几个人正在筑塑毛主席手书体诗词《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几近完工，我们驻足观看，一起诵读。

1月7日，我们到了革命圣地——红都瑞金。我们在瑞金共住了4天。瑞金当时也叫象湖镇，东3公里上下是叶坪乡，北4公里度是黄柏乡，南3公里是泽潭乡，西2公里是沙洲坝。在瑞金，我印象最深的是参观了沙洲坝那口红井。红井颇有来历：1933年4月，临时中共中央政府机关从叶坪迁到沙洲坝。毛主席看到乡亲们在洗衣、洗菜的池塘里挑水吃，深感百姓饮水不卫生，决心帮助老百姓挖口井。他亲自勘察水源，选择井位，带领战士们一起挖好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沙洲坝人从此吃上了干净的水。以后人们在井旁竖起一块碑，上面写有十四个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我小学时也学过“红军井”的课文，其中“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语句更是牢记在心，这次亲眼所见，无比欢心！当时，红井也围有很多串连来的学生，都在排着队边参观边打井水喝，我也照样打起井水喝了几口，并用一个瓶子灌满专门随身带好，心里想能够带回家让家人也尝一口多好啊。我们还瞻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是一座大礼堂式的砖瓦建筑，黄色的墙，东西墙开了很多门窗，南墙开大门，门上书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字样，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红五角星。大门前是一个广场，当年的红军战士就是在这广场上开大会。礼堂内放置有很多红军使用过的陈列品，每件陈列品上都配有一块说明牌子。

1月12日，我们离开瑞金。离开时，我们每人穿戴从接待站领来的“红军草鞋”“红军斗笠”“八角红军帽”等，俨然一副“红军长征”样子，往另一个革命圣地井冈山进发。经过两天的路程，14日抵到于都县城。在于都，我们参观了于都何屋毛主席长征前夕旧居，住了1天后，又往赣州方向赶路。在通往赣州的路上，我们翻过一座山头，下山后我们在山脚下坐着休息。这里是一个山弯，偶尔有汽车通过。由于一路来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走累了也有点走厌了。陈坤德和王国威想看看能否搭上开往赣州是汽车。而张德鉴和我却还是坚持要继续徒步走路到赣州。不久，刚好一辆载着串连红卫兵的解放牌大卡车来到这山弯处停住，司机让红卫兵下车小便。好机会！陈坤德把队旗交给了张德鉴，和王国威一起快步走到车尾，把背包往车上一扔，随小便完的红卫兵一起爬上了车。我和张德鉴没上，依旧靠脚徒步。车开走了，张德鉴照样打着红旗，我背着行囊紧跟着。陈、王俩坐车先到达赣州，我和张一直走路也随后赶到了赣州。这天是1月16日，我们在赣州又聚在一起。

我记得一到赣州，接待站的人就为我们每人滴鼻子，说是预防脑膜炎传染病。这里串连的学生很多，有准备去井冈山的，也有刚从井冈山下来的，上山下山的汇聚在一起。听下山的学生说，井冈山上已有些串连学生染上脑膜炎，有的发病身亡，赣州城里的学生也有染上这种病。当时赣州城里的气氛有点紧张，我们心里也很害怕。所以不敢乱走，也不敢久留，我们在赣州呆了2天，看看风声不是很紧，就又出发了。

离开赣州后，我们19日到遂川，又住了2天，当晚住遂川县城，第二晚住下七乡。在遂川逛街时见有卖皮帽的，每顶2元3角钱，也有卖皮夹袄，每件6元。我对王国威说，我想买回一顶给父亲，给父亲冬天早晚拾粪捡肥戴用。于是我和王国威各买了一顶，我买的是一顶带紫色的皮帽，王买的是一顶长毛灰褐色的皮帽，式样跟猎户戴的差不多。在遂川，我们还听说，前些日子，井冈山上断粮，直升飞机运粮到山顶，飞机停在地坪中央，大群红卫兵围上去看，有人被被旋转的机叶削倒。当时听了真吓人，不知是真是假。

从遂川到井冈山，我们又走了2天的路程，经过黄坳乡，直奔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的朱砂冲。当时走在我们前面的还有5位其他地方的学生，3男2女，我们赶了上去，大家合在一起，直上朱砂冲。朱砂冲是井冈山最为险峻的五大哨口之一。哨口一段的小路是从悬崖峭壁上凿出来的，高2米上下，宽1米左右，右边是万丈深渊，迷雾弥漫。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家一个跟着一个，贴着左边的石壁，弯腰低头、小心翼翼地前行。走了一段，路没那么狭险，大家才敢直立行走。就这样约莫走了3个钟头左右，进入一片松树林，林间的泥路被人踩得更宽了，我们轻松第叫喊起来，有人还情不自禁地唱起“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歌曲来。

越过了朱砂冲哨口，我们于当天（22日）下午5点左右赶到井冈山的茨坪。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万众景仰，也是我这次串连向往的第二个革命圣地。井冈山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我们到达井冈山时，虽然也听到原先这里串连的学生感染过脑膜炎的传闻，但没过多的恐惧，况且当地的接待站也为我们做足了防御措施，因此我们在此住了5天。茨坪属山间盆地，四周是建筑群落，中间是一个圆形的小平原，直径有1公里多，一条小河自西南向东北流去，一看就是耕作的好地方。茨坪又是井冈山革命遗址最为集中的地方，西面有一列大楼，高五六层，那是革命博物馆。盆地中央靠北有一座小山，那里矗立有革命烈士纪念碑。第二天（23日），我们在茨坪瞻仰了革命博物馆、革命烈士纪念碑、红军学校、红军被服厂、红军医院等革命遗址。那时茨坪天气很冷，阴冻冻的，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串连学生，大部分的人都口戴白口罩。记得进入博物馆时，防疫站义务人员叫我们用台上放着的黄色药水滴鼻子，说是预防脑膜炎。第三天（24日），我们参观了双马石哨口，第三天（25日）参观了黄洋界哨口。井冈山有著名五大哨口，均位于茨坪的四周，其中朱砂冲哨口，我们上山时已登越过，八面山、桐木岭哨口距茨坪较远没去。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参观黄洋界时，在离黄洋界哨口不远处，遇到有人卖竹扁担、竹笠等竹制品，还听其说起当年“朱德扁担的故事”，并说朱德带领红军战士用扁担挑粮常走这条路，还常在这棵大树下歇脚拭汗。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我读小学时就学过这篇课文。我当即买了一条，价钱是五分钱，我们还特地参观了朱德带领战士们挑粮常歇脚休息的地方。我本来想把这条扁担带回家，可惜都是，在一次坐大卡车时由于人太多，都站着挤在一起，我把扁担放在脚下，到点时被挤推而下，扁担留在车上忘了拿。

在井冈山期间，我们串连队的张德鉴、陈坤德两人有意要再上北京串连，我和王国威却坚持要参观井冈山五井，看看八角楼，两两意见不同。第四天（26日），张、陈离开了井冈山，我和王国威留下没走，4人就此分道扬镳。当天，我和王国威参观了大井，瞻仰了毛主席的旧居，在大井观看了宣传队的文艺表演，还依稀记得他们演唱的“八角楼的灯光哎，是黎明的曙光哎......”和“穿过绿竹林跨过青溪水，永新城外摆战场......”两首歌。

1月27日，我和王国威离开井冈山。经安排，我们和其他串连学生一起坐上开往吉安的解放牌汽车，这也是我这次徒步串连第一次乘车（王为二次）。下山时，山路颠簸，汽车飞驰，王国威晕车呕吐，身体严重不适，我没那么厉害，还算挺得住。到了吉安办完入住手续，王软瘫在床上，我到街上买回一小包彩色麦豆糖给他吃。吉安城很大，当天，我俩一起上街逛了一回，便找了个摊档坐下，这是一间小酒店。店主给我们倒的是水酒，盛酒用的是很浅的陶碗，每碗5分钱。水酒很谈，我虽不会喝酒，却一连喝了3碗，王更不会喝酒，只喝了两小口。当天晚上，我与王国威商量，明天不如离开吉安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故乡，王说到吉安还没有好好走走看看，不愿走。次日（28日）一早，经接待站一位高个子姑娘的热情介绍和安排，我们可以乘车到新余再转乘火车到长沙。于是我赶紧叫醒王国威，催他一块走，那位高个子姑娘也来劝说。王国威说身体不舒服，决意不走，我只好与王国威分手，一个人离开接待站，在高个子姑娘的引带下，搭上了一辆开往新余的汽车。后来知道王国威也在第三天离开了吉安，也是高个子姑娘送他上车。

当日到新余后，照着吉安接待站那位热情姑娘嘱咐的做法，我再转坐火车抵到长沙。29日住长沙，食宿介绍信为中共湖南省委、中共长沙市委文化革命小组联合接待办公室开给长沙市建设局，住宿地点为开慧路接待站。由于“身在长沙，心到韶山”，所以在长沙没久留。第二天，就随其他串连队抄小路步行去韶山。长沙到韶山的路程，刚好要走2天。30日当天徒步到了道林，路上恰遇下起鹅毛大雪，雪花漫天飘舞，气温并不太冷，我脚穿旧布鞋踏雪前行，感到很高兴：一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下雪，二是越走韶山越近了。当走到道林镇一乡村时，天快要黑，路两旁站了很多从村中家里出来的人，男女老少都有。只见路旁的当地村民在挥手打招呼，并自我介绍家庭成分、住家位置，欢迎徒步串连学生到其家食宿。哦，我明白了，是半路上的家庭接待站！于是，我跟另一位这次徒步路上临时结伴的学生，住进了一个农民老伯的家。吃饭交费一餐是四两粮票五分钱，吃的是赤糙米饭，土瓷钵头蒸饭，大锅里还有好几钵，估计是专门为接待串连学生而备的。菜是咸腌萝卜叶茎，没油水，干咸干咸的。晚饭后，洗了脚我们就睡觉。记得睡的是一张老式木架床，蚊帐是旧时黑蓝色的粗麻帐，棉被单薄破旧，我用穿来的棉袄加盖，也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一早醒来，我们就又赶路。就这样走了2天，于31日到了韶山，这天已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了。

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是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劳动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也是我这次串连向往的第三个革命圣地。毛主席故居位于韶山乡韶山村土地冲上屋场，坐南朝北，为南方农宅形式，土木结构，泥砖墙，青瓦顶。由于年近心急，到韶山后我只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并在周围转了一下，在韶山停留了一天。2月1日，便离开韶山，坐车到湘潭县的七里铺，再转车到株洲，然后从株洲乘往广州的火车，3日抵达广州。

到了广州，由设在荔湾大塘基31号的接待站安排住宿，住了2天。5日离开广州,在大沙头排队上船时，又恰巧碰到王国威，他也排队搭这班船。见面问起时才知道，王国威因头晕呕吐在吉安再住了一天，他也是坐车到新余，走的路线是新余——株洲——北京——内蒙乌兰察布——石家庄，然后再回广州。我走的路线却是新余——长沙——韶山——株洲，然后再回广州。我俩在吉安分手后，各自串连、各地辗转已有9天，现却在广州船站不约而见，真是天赐缘分，令人喜出望外！我和王国威共搭这班船，于6日（年二十七）回到惠州，当晚由惠阳县接待委员会办公室安排到惠阳县粮食局接待站住宿。春节就到，年气逼人。7日一早，我和王国威急就匆匆步行赶路回家，走到平潭独石两人再分路走，他回良井，我回梁化。多好啊，终于赶到家过春节了！

这次徒步长征串连，横跨3个月，历时51天,大部分路程由“徒步”完成，徒步行程近900公里，其中惠州—瑞金—井冈山约800公里，长沙—韶山约80公里。也就是说，从惠州始经瑞金直到井冈山整段路，还有从长沙到韶山这段路，均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俨然一次“革命长征”。所到之处，除食宿免费、热情接待外，接待站还发给我们景点纪念像章或毛主席像章，串连中的“像章热”随处可见。同时，每到一个景点，都为我们在本子或证明介绍信和学生证上盖个景点印戳，如“参观革命摇篮井冈山纪念”、“参观毛主席长征前夕于都何屋纪念”等等。我至今还保存有部分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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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专区革命学生徒步大串连接待站示意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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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乘车（船）证（19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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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乘车证（196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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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连景点印戳（1966.12——1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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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介绍信（196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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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荔湾北大塘基接待站住宿证（196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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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县接待办介绍信（19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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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与王国威（右）探望原惠高老师李国泰（中）（2012.11.3）

上访串连——武汉、北京、上海等大都市

（1967.7.13——1967.10.2）

两次串连，“上京”未竟，于心不甘。1967年春节后，虽然全国性的大串连被叫停，但仍出现了一种上访式的串连，于是，我把未了的心愿寄托于“上访串连”中。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4月20日中央再次发布《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然而此之后，仍有大批外地学生和群众以告状为名，来京串连，来京上访串连的学生和群众突然猛增。4月底，北京市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委员会撤销，成立了接待工作清理办公室。接待外地上访串连人员的工作，统一由中央机关接待委员会负责。

春节过后一段时间，我回到学校时，学生中亦有一些人出外串连。到5、6月间，串连的的学生多了起来。我一打听，才知道虽然停止大串连，但不少人是以到北京“上访”为名搞继续串连。又听说这种上访串连目的地也有安排接待，市内交通及回程坐车照样免费，只是启程车票要自己买。这个信息又重新萌发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同学上北京的欲念。于是在7月上旬，我与初三（1）班的黄志明同学因志趣相同走到一块，一起商量结伴上北京，进行第三次的串连。初步决定于7月13日启程，并在启程前各自回家做准备。父母听说我又要去串连，坚决不同意。当时我躺在家里巷道的板凳上，对母亲说，这次给我去北京，以后我做什么都没意见。并闹了一通，然后闷闷不乐。母亲见我主意已决，没柰何，偷偷地把卖了一担稻谷的钱给我。

7月13日上午，我和黄志明一起去惠州船站搭船，当走到水东街时，突然见到我母亲急匆匆地从后面赶来，哭着拦住我不让我走。因为我是独子，她又听父亲说外面很乱，很可能是父亲催着她来。她几次哭倒在地上，我也很心痛。当时我反复劝母亲，说是到省内其他地方走走就回来，不出省，黄志明同学也帮着劝，母亲不信，但我还是要走。母亲没办法，就这样哭着一直跟着我们到了船站，泪眼相送。

很久以后，每当想起当时“儿行千里慈母泪”这一幕，我心里就酸痛和愧疚交加，由于年少任性，愧对似海的母爱和如天的父爱！

1967年7月13日，我和黄志明两人从惠州坐船，14日到广州。我俩原也听说过，有些同学沿着京广铁路线，靠“爬乘”载货火车到了北京，加上我俩所带钱很少，这次北上我们也想碰碰“爬乘”的运气，当一回“铁道游击队小队员”。于是我与黄志明去到广州北站货运站即京广线的始发站，爬上了一列往北开的运货火车。这列火车凡到县城以上城市都停留一阵子，记得出了广东，在衡阳停留时，我们下车到一食店吃面条，汤面刚端到桌上，就围来一群要饭乞丐，其中有好几个要饭的姑娘，衣着褴楼，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当时我心里就想，我们广东很少有这种现象，虽然我们也穷，但却比这些地方好多了。

7月15日傍晚我们到了武汉，一进入市区，我就感到武汉空气有点凝重，街上行人很少，不时有神色威严像造反派模样的小队伍走过。我们首先去的，就是要看一看闻名的武汉长江大桥。这时已夜幕降临，我们心怀忐忑，一路急步走去，夜深时才到达长江大桥。刚走到桥基时，就凭着灯光看见大桥桥面两边站着很多人，个个人高马大，手持齐人高的钢铁长矛。我们刚上桥面时，其中两个手持长矛的大个子迎面快步走来，气汹汹地喝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我俩战战兢兢地作了回答，并拿出去北京上访串连证明信和学生证给他们看。他们看到我们是外地学生，年纪又小，稍为放下紧绷的脸，但也不客气地告诉我们，他们是“百万雄师”革命派，奉命守卫大桥，并说近几天这里形势很紧张，昨晚华工等院校还有“暴徒”在冲突中使用手榴弹，叫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我和黄志明听了捏了一把汗，匆匆走过桥面，赶到火车站，在候车室住了一宿。第二天（16日），虽感到城里气氛还有点紧张，但街上似乎平静了些。我和黄志明又第一时间赶到长江大桥，参观后走到桥底下的照相小摊处，让照相师傅为我们各人照了一张相，并写上家里地址，等相片冲晒好让其寄到我家去。记得当时照相时天气酷热，我打赤脚站在地板上，烫得直跺脚。接着，我们又坐上公共汽车到在汉阳、汉口、武昌转了一回。在街上，看到有一处人群攘攘，我们走上前去，原来是人们临时集中在那里买卖和“对换”像章，当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人们手中捧着交易的像章样式繁多，琳琅满目。我也挤进人群，把我去年徒步串连获得的一枚“井冈山”像章拿出来，想对换几枚我心仪的“长江大桥”等像章，想不到一下子被几位本地人看中，其中一人把像章放在巴掌中边看边讨价还价，突然间像章不见了，他翻了翻掌面，也显得莫名其妙的样子。当时我就知道像章是被他们合伙耍了占了，因为我那枚像章在交易人群中，算是少见的上等品，但却奈何不了他们，只好忍痛割爱退出了现场。

7月17日，我们离开武汉，爬上一列货运火车继续往北进发。后来才知道，武汉原先派性斗争就十分严重，到5、6月份，两大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注：“百万雄狮”——前身为武汉市职工联合会，1967年5月16日成立，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百万雄师；“三钢三新”—— 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有武斗发生，导致流血事件。据说在7月14日，毛主席、周总理亲临武汉指导解决湖北文革问题。15日白天，两派还发生武斗，我和黄志明刚好当晚到达武汉，呆了一天两夜，那时武汉两派对立已剑拔弩张，局势十分危急，就在我俩离开武汉的第3天，武汉就爆发了举国震惊的“七二零事件”。

在武汉到北京的路程中，我们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7月19日白天，我们终于到达首都北京的边缘——保定。

从广州到保定共走了5天，一路上，我俩全是靠“爬火车（货车）”一车转一车，一站转一站，一程一程地走过来，俨然一对“铁道游击队员”，驰骋在京广铁道线上。这次的“爬车”经历，既艰辛又有趣，甚至有些危险。我记得在河南坐上一列运煤的货车，车上堆满了煤炭，我和黄志明还躺在煤堆上睡觉，弄得满身黑乎乎的，列车到了河南的一个小站停下（地名记不起），刚好是上午时分。我俩赶紧下车跳到附近一个池塘洗刷干净，搞完后找点点心吃，然后再“爬”上另一列火车继续北上。有时赶到停靠的货运火车旁时，火车刚好启动行驶，我们就看准车厢边上下登用的固定铁梯，顺势一跃用手抓住一节车厢的梯架子，用脚踩稳，攀登而上。火车行走时，如果遇到所在一节车厢不方便时，我们又冒险越过车厢间的空隙，从这节车厢爬到另一节车厢。还有一次，记不起是在石家庄还是保定，我们在火车上被人发现追赶拦截，情急之中，两人就好像“铁道游击队员”一样，跳火车逃走，黄志明跳车时摔了一下，摔伤了膝盖，至今还留下了一块伤疤。爬车北上时，我们所碰到过爬乘的火车，有载煤炭的，有载矿石的，有载活禽畜的，有载西瓜的（车厢里有人看管），也有空车的。但不管什么车，只要认定了，就“照爬不误”。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到达保定时也遇到了一些麻烦。由于那段时间全国上访去北京的人员越来越多，加上武斗气氛日趋紧张，为减缓北京的压力，在保定设了一道卡，阻止串连和上访人员进北京。我和黄志明到保定时就被拦下了车，与同样是上访串连的其他人一起，被带到一个办公室，当时人很多，其中大都被劝说并安排坐上了免费的回程车。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离北京只有咫尺之近，想到“上北京”就要功亏一篑，我和黄志明于心不甘。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极力陈说理由，并拿出学生证和上访证明给他们看。也许是看到我俩是初中红卫兵，年纪小，或是我们说的话有点道理，保定的工作人员对我俩的态度也平和了许多。最终，我俩避免了于此被拦而回的遭遇，从保定坐上一列载客列车直达北京，终于实现了“串连到北京”的美好愿望！

我们在19日晚抵达北京火车站，到站时，旋即坐公共汽车赶到天安门广场。此时已是夜深，我们实在太困，随便找个地方，在离天安门城楼不远的路灯旁地板上，用小行李袋垫头，躺下便睡。第二天清晨，头顶上人来人往的脚步声把我俩吵醒，我一咕噜爬起来，拉着黄志明的手走近天安门城楼。啊！真的到了北京！我俩都为身处其境感到万分高兴。接下来，就是要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其时，北京办理外地上访串连人员的接待站，就设在天安门旁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我们进去时，就有不少人在排队等待办理住宿手续，我俩也跟着排队。肚子饿了，我就在里面的小摊子买了两个卤鸡蛋和一个大馒头吃，记得当时一个鸡蛋4分钱，一个馒头也是4分钱。大概经过几个钟头我们就办好手续，被安排住宿地点为：东郊纺织科学研究院接待站311号。我们住进接待站时，该站还发给我们临时出入证，住宿编号为311，落款为纺织工业部接待站。当时接待站住宿免费，吃饭自己掏钱买票，出外坐公交车也要买票。记得住上接待站当晚，我们到澡堂洗澡回来时，发现所带行李袋里的衣服和不多的钱全被人偷走了，狼狈而又无奈，第只好马上写信回家叫家人寄钱寄衣服来。

到北京后，我们也感到这里的气氛有点紧张。武汉的事件也惊动了首都。7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关于武汉局势的严正声明》，声讨武汉的“百万雄师”，全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倾城出动，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

7月25日，首都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和声讨“百万雄师”、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大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和中央文革领导出席大会，首都“五大学生领袖”(即北京大学的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等也参加了大会。我们所在接待站的外地人员也被安排坐上一辆大卡车，往天安门广场驶去，并在靠近天安门的东长安街下车，步行走进广场。当时人多拥挤，我穿的人字拖鞋被后面的人踩坏了，我赤着脚挤到城楼前的华表下面，清楚地看到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和“学生领袖”。但唯一遗憾的是，这次没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我们住在东郊接待站，基本上每天都往外跑：一是跑学校，分别到过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学校，逛校园，看大字报。二是跑景点，去过颐和园、动物园、圆明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天坛公园等，天安门广场更是去了多次，还于7月27日和8月14日先后在天安门广场照了两张相。其时，故宫、博物馆等关闭，没进过参观。三是跑商场逛大街，逛过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西单商场等。记得我还在西单商场一个门店刻了一枚个人私章，字体为隶书体，印章至今留存；在王府井一间百货店花2毛钱买了一双旧解放鞋。当然，也跑了其他很多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因为在北京足足呆了39天，几乎天天出外跑，走过的地方很多也记不清了。为了节省外出来回的时间和餐费，我每天一早在接待站吃完早餐后，再买几个大馒头（馍馍），装进书包大的一个“挎包”，用自带的“军用水壶”灌满了开水，作为一天的食物，就开始出发，到晚上才回来睡觉。为节省坐公共汽车的钱，我们各自还搞来一张当地学生的公交车月票，方便出门使用。有时我在外面跑，也顺带搞点北京小吃尝一尝，记得有一次，逛街时走到一间小吃店，看到里面不少人饮啤酒吃小菜，我好奇地走进去买了一杯啤酒和几小块香肠片吃，当时觉得啤酒很苦难喝，香肠片味道也怪怪的，喝完回去后，我又呕又吐，这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喝啤酒的感受。

从广州起程到北京经过了5天时间，期间虽也牵挂家里父母，但一路上的站点停留时间短，无法与家里联系。一到北京，我就马上写信给父母和家乡梁化的朋友。从家乡亲人和朋友的回信中，知道母亲为我担惊受怕几次哭倒在地。后来因为收到我的信，在墟里戏院看了几场放映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以为我也在红卫兵人群之中，她比较放心一点。当然，亲朋的来信，除了说些家长里短的话外，也谈及家乡梁化文革的情况。梁化“红旗”派知道后，也写信给我，委托我们顺带拜访首都有关接待上访的部门，反映本地“文革”情况。当时中央联合接待室实行来信工作与来访工作分开。来信工作分别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信访部门办理；来访工作统一集中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由中央联合接待室办理，全国按大区划分负责接待。记得接待我们的是中南组值班的两位同志，在听取我们反映后，他们也说了些偏袒广东“红旗”的话（注：据传武汉“7.20事件”后，在广东解放军“支左”曾一度表态支持“红旗”派）。接谈完后还在我们的《证明信》条子和学生证上盖上“中南组”的印章，原件我至今还保存完好。回到接待站，我把这次接谈情况简单罗列一下寄回梁化，后来听说梁化红旗派还以“北京来信”为题，把这消息写上小字报贴到街上。当这次串连结束我回到梁化时，他们还专门在梁化中心小学操场召开欢迎大会，并让我介绍上京情况。此乃后话。

在京期间，文革气焰正盛。街上除了到处张挂有“打倒刘邓陶”的标语外，还贴有批斗彭德怀、贺龙、陈毅的小字报，其中有的标语称贺龙为“大土匪”，称朱德为“大军阀”，甚至出现张贴反对周总理的传单和标语，据说是“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所为。反周的标语我们没看过，当时听人家说，“五•一六”的人晚上一张贴，没到天亮就被撕掉了。同时，“揪军内一小撮”的标语和小字报也随处可见。文革乱象甚至延伸到涉外领域，一些院校和单位召开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发生了冲击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武斗事件也时有听闻，不时听到“某某院校、某某工厂、某某单位两派又打起来了！”还听说过安徽上京的两派，在天安门相遇时也打了起来。我亲眼所见的武斗，发生在我们住宿的东郊纺织研究院，院里就发生过两派连续多天武斗的现象，不知是研究院的两派还是外地的两派，武斗现场在一栋小楼，一派固守在一座紧闭的小楼内，另一派用钢钎、铁锤等猛敲猛砸钢筋水泥楼面，相互对立，场面激烈。

8月24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来京上访串连人员大会，周总理、江青、戚本禹等出席大会，我和黄志明也随同接待站的其他上访串连人员，一起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周总理再次动员和要求上访串连人员回去搞好学习和生产。回到接待站后，大家都着手办理回程车票（免费）。当时，很多人都想利用回程车票免费优待的机会，通过对换车票的办法，再跑一些地方。一些同住宿的“站友”（上访人员）都很想跟我们换票去广州，其中有回哈尔滨和回乌鲁木齐的“站友”要和我们对换广州车票，我和黄志明起初也很想，但考虑到太远，加上当时天气逐渐变凉，没换成。最后，与两个回上海的“站友”对换了车票，开始从北京南下上海。

至8月26日离开北京，我和黄志明在北京共住了39天。当日，我俩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运火车，当火车行到南京浦口轮渡码头时，我们下了车，改乘渡船过江，到了对面的下关轮渡码头再上火车。当时我看到远处在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显现了两端已建好的部分，中间尚未合拢。

8月27日，我们到了上海。经安排，我俩先进住了长宁区镇宁路405弄的接待站。几天后，移住长宁区愚园路910弄7号一旧式楼房，据说此楼原是资本家的楼房，接待站出入证编号为46号。

上海的文革，也经历了暴风骤雨的洗礼。据说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他们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并发生了武斗流血事件，在全国打响了武斗的第一枪。1967年1月，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刮起了“一月风暴”。这年8月4日，听说为消除上海与“工总司”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王洪文调动10万造反派，近千辆卡车、吊车、消防车包围了上海柴油机厂，还在黄浦江上调集炮艇、运输船、打捞船等20余艘，实现水陆包围，用武力消灭“上柴联司”。这是上海地区在文革中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事件，被称为“八四武斗”事件。

我们到上海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其时我感到上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乱象不多，比较平静。也许是因为“工总司”等一派组织势力强大，其对立面“赤卫队”等一派组织很快被瓦解，派别势力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在上海我们没见过两派武斗场面，也很少听说。二是关心外地文革。我们到上海一下火车，就有人上前打听北京的文革情况，在上海停留期间，也经常听到上海人在议论北京和其他地方的文革事件。街上或院校的标语和大字报，除了继续批判本市被揪出来的当权派外，不少是反映北京的情况以及对重大事件表示支持或反对的内容。

在上海，我和黄志明几乎也天天跑出接待站，出外浏览。到中共一大会址瞻仰，去复旦、上交等院校看大字报，到外滩溜达照相，去动物园参观，到南京路等热闹街市逛逛等。平时还跑跑以全国各地命名的其他街道，串串里面的里弄，其中特意到“广东路”走走，但却感到这条“家乡路”没多大的新奇。期间，我还喜欢经常到街上半导体元件商店看看，购买一点较便宜的二级管、三级管、扬声器和磁棒线圈等元件，以便回去后自己安装收音机。因那时刚兴起“收音机热”，不少人到处找元件自己装收音机，我也有此爱好，上海开有很多专卖半导体收音机元件的商店，上门的顾客也很多，其中不少是串连的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毕业离校在家，我还因此为自装收音机着了迷，从上海买回的元件派上了用场，自装的简单收音机受到不少人的羡慕。直到下乡后，黄志明还介绍镇隆另一位同班同学谢卫东转买我的收音机元件。此是后话。

上在北京期间，我带来不多的零用钱已花完，家里寄过一次钱给我零用，记不清是多少，好像是几十块。到上海后，钱已快用完，只好靠“借支”解决平时用餐问题，当时上海接待站对串连学生有预借粮、款用餐优待。所以外出时，我也尽量节省，偶尔买点当地风味小吃，也浅尝辄止。我觉得上海吃的东西较合口味，不管是接待站用餐还是外面小吃，味道很好，尤其是饭堂里的煎炸带鱼及街上的酸辣凉拌面食，给我印象最深。

196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规定在北京串连的学生和上访人员,要迅速返回原单位,坚持就地闹革命，北京和各地的接待站从9月28日起,一律停止招待上访串连人员。到9月28日，我和黄志明在上海共住了33天，当晚我俩离开上海坐上回程的列车。10月1日到樟木头再转坐汽车抵惠州，回到学校停留几天，10月5日到家。至此，结束了第三次的上访串连。这次串连，时间横跨4个月，共8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