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应嵩的家乡惠东县多祝镇蔡屋围。
蔡屋围里名叫“通奉第”的古建筑以蔡应嵩命名。
蔡应嵩的功名碑。 蔡应嵩，这是一个近年来被惠州人所熟悉的历史名人。他所在的家乡——— 惠东县多祝镇蔡屋围，其深具人文底蕴的古建筑群让世人惊叹不已。蔡屋围里有一座名叫“通奉第”的古建筑，就是以蔡应嵩命名的。 终清一代，归善县共产生10名进士，其中就有3名来自多祝；而蔡应嵩又是这3名多祝进士中品阶最高、成就最大的。他在曾国藩幕府里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筹办军饷。曾国藩的湘军之所以能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屡建奇功，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所耗费的巨额军饷，均靠幕僚们筹集。太平军被肃清后，曾国藩称幕僚“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实非夸大之词。 在《曾文正公全集》里，有关蔡应嵩的记载多不胜数，单单是曾国藩写给蔡应嵩的书牍就有19件之多。在这些书牍里，我们一方面能了解到蔡应嵩在曾国藩幕府里的显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能通过蔡应嵩的个人命运，窥探晚清大变局中惠州知识分子的大致面貌。 出身书香门第 中进士入仕途 蔡应嵩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字岳生，号少彭。关于蔡应嵩的生年，《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一书据《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会试庚戌拔贡履试齿录》（清抄本）认为蔡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本文以《蔡氏族谱》所记载的为准。 据《蔡氏族谱》记载，多祝蔡氏开基始祖为蔡馥友，清初一个人由陆丰大安军寨围迁至惠州府归善县三多祝(今惠东县多祝镇)东门开基。据说，蔡馥友略识地理易数，年青经商，往来于多祝与海陆丰之间，闲来属意山川地脉，见三多祝地处广汕咽喉，水陆交通便利，广汕商贾来往如鲫，又紧邻西枝江边，翠竹连绵，山清水秀，宜业宜居，于是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定居多祝岭岗头，是为多祝蔡氏开基始祖。蔡氏从陆丰徙迁多祝开基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馥友公作为惠东多祝蔡氏开基始祖，传世已13代，至今人数繁衍达2000多人。 蔡应嵩是馥友公的五世孙。乾隆年间，蔡氏家道中兴，开始重视家族教育。蔡应嵩的祖父蔡步蟾首创“养中书室”于东片蔡屋巷，为多祝蔡氏成为书香门第打下基础。蔡应嵩的祖父和父亲蔡维新都是例贡出身，“有隐德”。少年时“颖悟能问”。蔡应嵩受父辈的影响，积极仕进，于道光二十年（1840）考中举人，继而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第55名的成绩进士及第，走上仕途。 蔡屋围至今还流传着蔡家池塘“塘头蔡家，塘尾连陔沙”的感人故事：道光初年，连陔沙的一位农妇在蔡家池塘舀水浇田，蔡太祖母见她艰难，心生可怜，便将自家的缚斗给农女用。于是农妇很快就忙完农活并对蔡太祖母说：“老爷娘，您如此好心肠，将来你的孩子一定能够金榜题名啊!”蔡太祖母高兴地说：“若是应验了你的金言，我家的池塘尾，借给你用100年！”不久后，蔡应嵩果然金榜题名，进士及第，蔡家也爽快地将自家的池塘借给连陔沙的农民使用100年。这则故事，显示了蔡家太祖母一言九鼎、重诺守信的传统美德。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仍富有很大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扩建文山书院 人称少彭夫子 蔡应嵩的第一份官差是知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以知县分发江西安义县。据光绪《惠州府志》记载，他在安义“以德化民，不尚苛刻，新文山书院”。我们从同治十年刊本的《安义县志》能知道更多有关蔡应嵩的信息，他在安义热心教育事业，得到了当地人的敬仰和爱戴。咸丰元年（1851），蔡应嵩看到文山书院破烂不堪，遂通过捐银倡劝，让安义绅富重新鼎建文山书院，在书院原有的基础上加建了许多教育设施，如小讲堂、肄业所、传经堂、大厨房等，使得“讲堂书舍焕然重新”，又“增月课，立学规”，使得安义人文蔚起。据《安义县志》记载，文山书院西偏堂里有一匾，颜曰“蔡少彭夫子讲堂”，同治年间又改名为“蔡侯讲堂”，楹联为“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设为庠序学校，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除此之外，书院的东偏小讲堂还在堂里奉祀着蔡应嵩的神位，可见安义人对蔡应嵩的尊崇与敬仰。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在安义任职的蔡应嵩敏锐地感受到“发逆”（清政府对太平军的蔑称）的威胁，积极进行团练，未雨绸缪。后来在与太平军的屡次交锋中，蔡应嵩都能“择险驻守，上下一心，绸缪于未雨之先”（曾国荃语），已经展现出他在军事上的才华。 咸丰三年（1853），蔡应嵩迁临川知县。这时太平军已攻克武昌，人数增至50万，“陷江右数十郡县，直逼省垣”南昌。临川距离南昌仅有50多公里，蔡应嵩临危不乱，抓紧练兵防守，使得太平军“无敢犯其境者”。除此之外，蔡应嵩还制造火器以接济南昌，此举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上级官员的赏识。事态平息后，蔡应嵩加同知衔，赏戴蓝翎，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蔡应嵩在临川的任职时间仅仅一年，但他所作的政绩一点也不少。当时湖南、江西在与太平军对抗时已凸显缺少战舰的尴尬，于是蔡应嵩奉命仿造粤东战舰式样监造出大批战船，还亲手绘制式样图，“指授群匠制成，悉协于用”。这时候，能文能武的蔡应嵩开始被曾国藩所注意。 咸丰四年（1854），蔡应嵩迁丰城知县，次年以丁忧返乡守制，5年的宦游生涯暂时告一段落。 起授袁州知府 成为曾党红人 咸丰八年（1858），守制结束的蔡应嵩受曾国藩的保荐，起授江西袁州知府。这时的蔡应嵩虽然还没有正式加入曾国藩幕府，但已是曾党红人。咸丰九年，曾国藩弟弟曾国荃取道袁州，就受到了蔡应嵩的热情款待。曾国荃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蔡少彭是党人，竟率同城文武郊迎五里，弟深愧悚。”曾国荃用“愧悚”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可见蔡应嵩在曾党中的地位。这也难怪。曾国藩幕僚是中国近代史中著名的政治群体，人数数以千计。众幕僚入曾幕之初，官阶最高者为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 咸丰十年（1860），蔡应嵩署赣州府事，从此与赣州结缘。纵观蔡应嵩一生，他在赣州呆的时间最长，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同治三年（1864）他在赣州卒于任上时，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特别上奏朝廷要“请照军营病故例议恤”，并将蔡应嵩崇祀于赣州怀棠祠，永享江西百姓的祀奉。 据同治十二年刊本的《赣州府志》记载，蔡应嵩“履任期年，平反二十余案，士民悦服”，“剔除厘卡积弊，上宪咸倚重之”。蔡应嵩在厘务上的出色，使得他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更容易得到曾国藩、沈葆桢等大吏的青睐。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有意将蔡应嵩简放（谓经选择放出任道府以上外官）山东登州知府继续锻炼，将来必委以重任。但是以爱才著称的曾国藩深知蔡应嵩的价值，不愿放他离开江西，遂上《克复休宁黟县及徽州府城三案并保摺》：“江西候补知府新授山东登州府知府蔡应嵩，请以道员尽先补用。”为了确保蔡应嵩能留下，曾国藩又写信给沈葆桢，称“蔡少彭兄必应留于江省”。经曾国藩和沈葆桢的轮流上疏挽留，蔡应嵩最终得以署理赣州知府兼委办赣州厘务，正式加入曾国藩幕府，开始了他短暂而不平庸的筹饷生涯。曾国荃得知蔡留赣的消息，也喜于颜色，在《复李小泉（即李瀚章）》一信中也称：“南赣以蔡少彭任之，最为相宜。” 蔡应嵩入曾幕后，开始和曾国藩有了频繁的通信。目前所能考据到的曾国藩写给蔡应嵩的第一封信是作于咸丰 蔡应嵩能够进入曾国藩幕府，沈葆桢一直从中推荐也是重要原因。蔡应嵩与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等政治明星是同年进士，而他们早与曾国藩熟悉并受到器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曾国藩幕僚中不乏道光二十七年考取进士的人员，除了蔡应嵩外还有李宗羲、何璟、陈鼐、祝垲、张韶南、姚体备等，皆被委以重任。 赴粤开办厘务 接济湘军军饷 蔡应嵩入幕后，他的首要工作就是筹办厘务。同治元年（1862）六月，蔡应嵩和李瀚章奉命前往广东韶关开办厘金，以接济湘军军饷。在详细展开蔡应嵩的筹饷生涯前，我们有必要对当时广东厘金的重要性进行了解。 咸丰三年扬州首创厘金，各省纷纷仿效，广东当然也没有例外。但由于当地绅商民众的坚决反对，广东厘金并没有坚持下来。然而广东历来是商业发达的富庶之区，是抽厘筹饷的理想之地。在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中，曾国藩倍感筹饷艰难，早就对广东厘金垂涎欲滴。同治元年三月，江西厘金日渐减少让曾国藩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好不容易等到朝廷统筹东南大局的战略，马上奏请派钦差大臣赴粤办厘，以济浙、苏、皖之饷。从三月开始，曾国藩开始陆续派人进驻韶关开办广东厘金，蔡应嵩就在这些人的名单当中。 蔡应嵩在广东有何成绩？据光绪《惠州府志》记载，他“二年之间，转饷江南数逾百万”。有研究成果指出，自咸丰十年六月至同治三年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1600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成为湘军的动力源泉。曾国藩在近代史的成功，可以说离不开蔡应嵩等幕僚的鼎力支持。 从曾国藩复蔡应嵩的书牍中我们可以发现，蔡应嵩确实是曾国藩在筹饷上当仁不让的左右手。同治元年四月，湘军已欠饷九个月，食米不继，无法添募新勇。蔡应嵩抵粤后，首先就处理这一“急务”，支韶关厘税四个月以济湘军。曾国藩对此大为满意，说：“阁下能迅速差竣赶办此事，尤为感泐。”还称赞蔡“条分缕晰，详明精密”。 事实上，尽管曾国藩在当时如日中天，但他在开办广东厘金的过程中，由于各自的立场与利害不同，与广东地方官员乃至钦差大臣都曾发生过冲突。蔡应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开展厘务，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诚如曾国藩所说，“粤厘甫经创始，官民皆未浃洽，又素多毁卡滋事之案”，但蔡应嵩顶住种种压力，“不吐不茹，苦心维持”，与李瀚章一起“韦弦互佩，游刃恢恢”。 同治二年（1863），广东厘金虽然丰盈，但经过四省瓜分，落入曾国藩口袋的实际上并不能达到解困救贫的效果。对此，心急如焚的曾国藩一方面通过给朝廷施压，更换从中作梗的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一方面授意蔡应嵩竭力经营，从中斡旋利害双方的关系。他在 买枪壮大湘军 督办团防毙贼 曾国藩多管齐下，终于使广东厘金在同治二年六月之后开始收入转旺，每月总额渐渐超过14万两。早在五月时，蔡应嵩就有意请调江西，专门负责省局厘务，但是由于广东厘务的复杂性，才不得已一缓再缓；直到八月下旬，切切实实感受到“江省厘务，赣局尚有起色，省局尚无头绪”的曾国藩终于下定决心，将“竭力经营，源源济饷”的蔡应嵩从韶关召回，仍署赣州知府并兼理赣州牙厘局。 在返回江西之前，蔡应嵩做了一件让研究曾国藩的学者屡屡提起的事情，那就是不顾及曾国藩的感受，帮曾国荃购买大量洋枪。早在同治元年十二月，得知蔡应嵩应曾国荃之嘱购买洋枪后，曾国藩特地写信给蔡应嵩：“鄙意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器，每戒舍弟（即曾国荃）不必多用洋枪。而少荃（即李鸿章）到上海后，盛称洋枪之利，舍弟亦难免习俗之见，开此风气，殊非所愿。”又说 “以管见所及，附陈左右。”言外之意似乎不喜欢蔡应嵩插手买枪一事。但事实上蔡应嵩已经办妥了此事，用去粤厘数千两买了1500杆洋枪，悉数交给曾国荃。不料曾国藩日后意识到洋枪的威力后，又想将这批洋枪截留一半分给湘军各营。这下子曾国荃就不干了，他在《与伯兄》一信中表示出对曾国藩的不满：粤东解来的洋枪，是弟“写多少信，讲多少好话，求晏（端书）、李（瀚章）、蔡（应嵩）办来者”，“兄何不多买数千杆，赏与别军？” 曾国藩不屑洋枪的观念改变后，蔡应嵩在同治二年的上半年更加自由地购买洋枪，有记载称七月时他与丁日昌“购双响洋枪千杆，大小洋颗各百万颗”，大大加强了湘军的战斗力。 蔡应嵩之所以被调回江西赣州，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军事上有未雨绸缪的天赋。据《赣州府志》记载，力主召回蔡应嵩的是江西巡抚沈葆桢，“以南赣一带团防紧急奏调回江，督办南赣团防事务”。同治三年，蔡应嵩署吉赣南宁道，是时太平军已经攻入江西，他“招募壮男二千人，分为四军，复添造战船二十余号，驻防水路要地为各处援，赣城赖以安堵。宁都州三次被围，竟得无恙”。曾国藩手下水师大将杨岳斌在其《杨勇悫公遗集》记载有蔡应嵩的“调度援兵之功”：“ 蔡应嵩与太平军的交锋记录并不鲜见，据掌握的史料来看都是防守的多。他的团防功夫让曾国荃赞叹不已：“赣水得豸节（道员的尊称）扼镇，风鹤无惊，列郡士民倚柏府如长城矣。” 积劳病卒赣州 入祀配食香火 同治三年，战功累累的蔡应嵩又得以简放广饶九南道，加三级，诰授 “通奉大夫”，事业更上一层楼。然而，此时的蔡应嵩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同治三年（186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