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大姐已经出嫁。她大我整整20岁。九兄妹排行里，她最大，我最小。

大姐出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从小天资聪颖，懂事贤惠。母亲告诉我，她初中毕业时，因考试得了头名，学校敲锣打鼓一路放鞭炮用轿子抬着大姐到家里来送喜报，父母高兴之余，却无力再送她继续读书，因下面还有七八个弟妹要吃饭读书，实在供她不起，比起当时都是文盲的女孩子来说，大姐算是知识分子了。大姐20岁时，父母给她做主嫁到离家15公里远的一个村子。父母觉得帮女儿找了一门好亲事，丈夫是独子，还是公派教师，公婆健在，婚后能帮忙带孙子。只是后来这如意算盘落空了。

从我记事起，一年只有两次能见到大姐，一次是春节，一次是端午，准确地说是父亲的生日。母亲盼她回，我也盼。母亲想念女儿，我想念大姐送的粽子。

据史料记载：“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出嫁女亦各归宁，呼为女儿节。”我老家就有这个习俗，出嫁的女儿端午这天必须夫妻双双回娘家送“节”。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一周后是端午。所以，每年大姐就把父亲的生日和端午节一并过了，即使大姐夫家再怎样不高兴，也不能违背习俗。记忆中，姐夫不回，大姐一定会回。

我清晰地记得，那时大姐经常是我们刚刚吃完早饭不久她就进了家门，肩挑手提很多“美食”回来，让我馋得流口水的是大姐亲手包的糯米碱水粽，糯性好，碱味浓，沾点白砂糖。那美味，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

大姐回娘家，母亲总是喜极而泣，拉着大姐的手问个不停，姐夫、公公婆婆对你好不好？是坐汽车回来还是走路回来？公婆是否帮忙带孩子？等等。大姐总是报喜不报忧。母亲一见她提这么多东西回来，又爱怜地谴责大姐，不要把好东西往娘家拿，这样会被夫家瞧不起。母亲心疼一年难见两次的女儿，总是想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做给大姐吃。那时家里条件艰苦，最好的菜无非就是几个荷包蛋。大姐拦着不肯，说留给下面长身体的弟妹吃，母亲就把荷包蛋压在大姐的碗底，上面盖着白饭和咸菜，大姐不吭声，把荷包蛋悄悄夹出来，藏到碗柜或者锅里，用碗盖起来，记得有一次，母亲没及时发现，放久馊掉了，母亲心疼得直掉泪，那眼泪里更多的是心疼女儿。

大姐每年回来，吃完午饭就急忙往回赶。每次母亲都想留大姐在家住一晚，大姐都说家里孩子小无人看管，生产队又要出工，必须当天赶回，拒绝母亲挽留她在家留宿的心愿。母亲牵着我的手去送大姐，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看不见大姐背影，还在抹着眼泪叹息，后悔当初不该把大姐嫁这么远，婆家不体谅、不帮忙，回一趟娘家这么艰难。大姐挑着担子一天往返30公里，沿着公路步行，没有近路可走。母亲说为做这些粽子，大姐要提前好久做准备，摘洗粽叶、煮糯米，包、煮、蒸，为了能让我们吃上新鲜的粽子，大姐上半夜做好，次日天不亮就上路，走三个多小时送回娘家，下午再走三四个小时回去。母亲担心大姐在路上遇到危险，总是提心吊胆几晚睡不好觉。

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艰辛的年代，大姐要省吃俭用半年，才能积攒起一点点钱粮，趁着过节送回娘家来接济。每每想到这些，父母总是自责不该草率把大姐出嫁。

父亲在离家15公里的区供销社上班，生日时不能回，要等到端午节才回来，母亲总是想把大姐送回来的糯米碱水粽留到父亲回来才吃。可我们兄弟小不懂事，看到家里有粽子吃，哪管得了父亲回不回来，早就偷吃光了。真到了端午节那天，只剩下棕叶了，父亲不责怪我们，母亲只能给父亲汇报大姐送回的一片孝心。

我们兄弟陆续长大成家后，生活条件好转，父亲过世后，母亲随我们到外地生活，大姐无“娘家”可回，我们也很难吃到大姐亲手包的粽子了。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如今大姐已是耄耋老人，跟我“唠叨”起来如同逝去的母亲。几十年过去，无论端午节粽子品种如何创新，惟有大姐亲手包的糯米碱水粽的香味始终氤氲在我的记忆中，久久回味，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