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6日及4月23日,我们两次前往惠东县白盆珠镇横瑶村进行明清古窑址参观考察活动。此次活动缘起于惠东县安墩镇黄沙窑考察活动的延续,旨在了解惠东县域内,明清时期青花瓷窑口之间的工艺联系,以获得对惠州明清时期青花瓷器生产工艺的认识。
参与这次考察活动的成员有:钟土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惠东县文广新局副局长)、余小伦(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惠州市东平窑陶瓷艺术研究院院长)、蔡磊(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惠州市东平窑陶瓷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宏秋(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惠州市陶瓷艺术家协会秘书长)、巫剑山(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惠东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横瑶新颜藏旧貌
横窑似乎是座被遗忘了的古窑址。据1987年6月出版的《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介绍:“横窑在惠东县平山镇东北54公里处。属新庵乡。人口165。清代龚氏自该县大岭镇排岭迁此。以筑窑烧碗为业,地处大坑口,素称横坑窑。1951年后简称横窑。聚落呈混合状分布,建筑为平房或砖木结构。农产稻谷、番薯、花生等。平山至宝口公路经此。”除此之外,未见过该窑的相关材料。
曾广亿先生的《广东陶瓷窑址考古概要》发表于1991年4月,文中“九明代瓷窑”中:“广东烧青花的窑址范围很广,瓷窑分布在饶平、惠来、揭阳、博罗、惠东、海丰、廉江、罗定、始兴、高州、兴宁、大埔、平远、五华、新丰共15个县。”其中“惠东”是否指此还是另有所指,尚不可知。
来到横瑶村,仿佛置身“桃花源”。只见该村青山环抱,一水绕前。若不是见到路旁的车辆穿梭,人们现代着装、手机通话,还真有几分远离尘嚣似游仙境的感觉。我们得到白盆珠镇委委员刘金阳、现任村长龚玉桥、前任村长龚皇恩、前任村书记龚瑞芳、新庵中学老师龚兆林、村民龚坤帝、老窑工龚玉炳的热情接待,并为我们提供《广东省惠东县世显公世系龚氏族谱》资料,对考察活动提供了重要帮助。
横瑶村大致的地理分布为横坑河由西向东然后折向东南,往白盆珠水库流去。河对岸矗立着两座巍峨的峰峦,左边虎窝嶂,右边黄竹嶂也叫五指峰。它山势雄伟貌如五指,并蕴藏有锡、钨等矿脉,是莲花山脉主峰。
横瑶村后平宝公路由西向东横穿横瑶村,将原来的窑群切割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左边为碗窑山,右边为横瑶村;后部为窑尾顶山;碗窑山与窑尾顶山前后位置约呈“品”字型,均有大面积堆积层分布,覆盖着碗窑山及窑尾顶山数座山丘。在碗窑山所见个别处堆积层,已达五至六米厚度。山间数条阶级窑窑床遗址均约长30多米,呈“放射状”分布。在山坡排列开来。窑与窑之间间隔数米不等。窑壁个别处残留高度近1米,残留窑砖有些大致呈正方形,宽、高度均为13厘米,长约20厘米。窑壁多处“窑泪”清晰可见,挂着釉滴,仿佛昨日的存留物。它的成因或因窑室在高温焙烧过程中部分钵匣炸毁,其中瓷胎釉色脱离挥发,在四处飘散过程中粘附于窑壁所致。
现在的碗窑山与窑尾顶山,因上世纪80年代大面积地种植酸梅、泥竹及其它树种,使得山间林木茂盛藤蔓遮掩,进出很难找到路径,若独自进入必觉惊悚。
横瑶村碗窑山堆集层皆沿横坑河分布,有趣的是其间还筑有数间小庙宇。横瑶村窑户的后代依然是这里的主人,全村人都姓龚,现有45户人家。民居约有十多栋,多为新楼近靠河边,村中草木葱翠禽鸟飞鸣。临近水源古树垂枝,数十棵古榕树排列于河岸守护村落,其中老有三、四百岁的年轮,它们才是同证岁月沧桑的“古窑老人”。
横坑河成为横瑶村的点晴之笔,它位于横瑶村南面由西向东环抱整座村落,的确应了“得水为上”的风水之法。堪舆之术认为云水是山的血脉,旺地必然水足。寻水择地是古人选址设窑佳地的基本条件,充足的水源与流动的水脉,能使东家器成天下走钱源滚滚来。故风水学认为水要屈曲,横向水流要有环抱之势,流动之水要盘桓欲留,汇聚之水要清净悠扬的为吉。这就是风水先生以水源的形态的堪舆之说。《水龙经》“吉水格局图”其中弯型注文:“朱雀势萦回,蟠龙屈曲来;儿孙登甲第,清显到三台。”此正与横窑山形水势相吻合。
据2003年12月出版的《惠东县志》“第二编自然环境”中“第五节矿产资源”之“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产”记载:“高岭土、瓷土的主要分布,包括黄沙、白盆珠等地。《惠阳县志》林业第一章中,就森林分布情况写道:“民国14年(1925),《广东农业概况报告》记载惠阳森林主要分布在县东北部,深山茂林最多,林产品亦最丰富……树种主要以松树为主。”当时惠阳东北部正是现在惠东西枝江上游山区,也就是横瑶村方圆百里周边区域。
瓷土、松柴、水源等客观条件具备了,适宜“以造陶营生”的大环境便由此形成,碗窑的“机遇”最终等来了有准备的“异乡人”。
阅过2017年2月出版《广东省惠东县显公世系龚氏族谱》后,仍未觅得陶瓷的踪迹。据村民告知,老族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上缴烧毁。从新族谱透露的信息获知,龚氏先祖龚开于明洪武三十一年升广东都司惠州卫前千户所,实授万户世袭而从湖南常德迁此,已有六百多年历史。此外就是宗祠神龛对联:“百世衣冠长振秀,千年山水永朝宗。”宗祠顶梁对联:“祠筑排岭,祖德扬名承渤海;绪循惠邑,孙枝衍庆接武陵”及各房世系。
风水佳地自然引得文脉绵延。旧时碗窑有“十八担书笼”的名声,意为读书人多,得功名者众。现在全村400多人中,在外有正式工作吃公粮的人就有93位,几乎达到四比一的比例,的确不简单。
接待我们的村委负责人还讲了这些情况:泥垅窝是个瓷泥矿洞,瓷土都是从那里采挖的。横坑河源头距此约8公里,上游因流经横坑,故名横坑河,流经此处,又叫大湾河。这里又是上窑,以前叫永保围,村民都姓龚;禅寺那边是下窑,叫永兴围,村民都姓钟,也是做碗的。经此一说,我们想起当时经过村子东边前往横坑河大桥查看落碗潭码头时,正好路经朝东禅院,只见立在桥头西面的石碑“芳名榜”写有:朝东禅院,始建于北宋时期,观音菩萨大显威灵,显身立庙,神通广大,有求必应。各界人士,热心乐捐,修桥造路,留传美名……”“朝东禅院筹建小组二零一零年立”。
烧窑这件苦差事不是谁都能做好的。前期投入多,过程风险大,自古以来它都是一般的手艺活无法比拟的。就拿烧窑过程的守窑来说,外人看来是体力活,吃这行饭的匠人们才懂得那是件技术活,是老天赏的饭。你瞧瞧,烧窑前堆得满天满地的瓷胎、匣钵被装入窑身,柴垛被投入火堂后,窑场顿时像是经过了一场大扫除,被清理得空荡荡的。三天不间断地投柴入窑,一条窑就将消耗掉自身容量四五倍的柴草,方能满足窑口所需温度。当火焰聚于窑室,烟尘化于无形,时光终于凝固了它的轮回,这便是陶瓷的宿命。
百年之前的百年,依山傍水的碗窑即如今的横瑶村,除去农事,村民还兼做窑工,只干陶瓷行当别无它业。用如今的话,该村明清时期便已成为了“特色乡村”。
以我们对惠州大部分古窑址实地考察所见所闻感到,罗浮山显岗窑以悠远胜,白盆珠白马窑以险峻名,而此处清幽绝尘,当以脱俗观。均可名列惠州古窑风景三甲。
采访碗窑老窑工
现任村长龚玉桥等负责人对此次考察活动给予了充分的协作,尤其是为我们找到了今年已有92岁高龄的龚玉炳老人家。这位老人曾经是70年前的老窑工,现在依然精神矍铄,记忆清晰。对于我们有问必答,为采访活动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对于揭示“碗窑”历史之谜发挥了作用。
龚玉炳老人家告诉我们:小时候这里就是窑场,窑很多都是长长的,大约有50多米。解放前这里叫碗窑,窑场由潮州师傅负责管理。
玉炳老人的父亲有一个潮州师傅,是龙岗来的,名叫刘远。这刘远是窑场师傅们的头头,他们约有5、6个人。除了潮州师傅外,本村也有10多人长年在窑上做事。民国年间,大约在抗战前,村里总人口只有70—80人,大都耕田兼做陶瓷。3—6月种地,耕“两造”;烧窑在春季烧不到,湿气重,8—9月才做窑,当时还有10条窑在烧。每窑一年烧3—4次。烧窑的柴草都是本地采的,没有牛车、独轮车等运输工具,都靠人挑肩扛,烧窑前单挑柴草就要很多人工。窑里烧的东西多是碗、碟,有八角碗、汤盆大碗公,比较大的竹节碗,碗有4寸2,碗上多画有双喜、花草,都是白色画青的。还有杯仔、汤匙。
玉炳老人平时的农活是掌牛,20岁后,走日本(躲避日本仔)回来才开始做碗,最早的活计是做坯。干了2—3年,腰骨痛就改学画碗,又干了2—3年没干了,去开小客栈。以前这里是“高马宝”(当地地名:高潭、马山、宝口)通海丰的主要通道,来往的人不少。就连紫金蓝塘那边的人去海丰,也要经过这里。所以开间小客栈做生意,虽在店里帮忙照看,但有空也会挑碗过海丰卖。装碗是用竹子做的碗笼,每笼装50个碗,一担挑两笼。村里能出劳力的人家都会去挑,要走30公里路,一天就能走到海丰。解放后还挑碗去过黄姜、石头坪、萝斜,碗卖给了姓钟人家。
我们知道,除了“皆山峻峰叠峙,又为惠潮孔道”的“羊蹄古道”外,惠东与海丰之间的“通平古道”也位于此,但龚玉炳老人家所说是否就是通平古道尚不明确,当时未及细问。
龚玉炳老人在我们的提问下继续回忆道:当年做陶瓷的作坊都建在河边,河边还有4、5架水车,每个水车配有6个石碓,用水车转动石碓舂碎瓷土。因1966年发洪水,冲毁了这些设备,窑场就再没做了。
关于这场水灾,我们也适当地做了些功课。据《惠东县志》“大事记”中“1966年”载:“6月20—22日,一连三天,西枝江流域普降大暴雨。”“高潭公社、新庵公社山洪暴发,”“平山出现最高洪峰水位22.15米。”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水,给地处下游的惠州市区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惠州市民政志》“大事记”亦载:“1966年6月8日,东江、西江开始涨水。24日,惠州东江水位16.9米,西江水位比东江水位高3.5米。”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有载:“凡河滨有制筒车者。堰陂障流。绕于车下。激轮使转。挽水入筒。”“凡水碓。山国之人居河滨者之所为也。攻稻之法省人力十倍。人乐为之。引水成功即筒车灌田同一制度也。设臼。多寡不一。值流水少而地窄者或两三臼。流水洪而地室宽者。即并列十臼无忧也。”宋应星后面的论述如同“点穴”,直指自该书问世330年之后,横瑶村这场毁灭性大洪水水车的缩命:“盖水碓所愁者。埋臼之地卑则洪潦为患。”
偏居一隅的横坑碗窑,伴随着横坑河的哗哗声与水车下碓舂的咚咚响,躲过了几百年的兵灾匪劫、躲过了台风洪涝,也躲过了大炼钢铁的噩运。但终究躲不过的,还是宋应星所指的“洪潦为患”。
这位属兔的老人家堪称横瑶村的“村志”。或许是及少有人向他问起过去这些事,讲到兴头上的龚玉炳老人继续打开他的“话匣子”。“听父亲亲口跟我讲,我爷爷说这里有99条窑。清朝时期有2条窑烧出了琉璃碗,窑工们怕这些漂亮的琉璃碗进贡皇帝,被皇帝看上后就要不断进贡。窑工们害怕此后再也烧不出来这么好的贡品而招致砍头杀身之祸,便一起合谋封了这条能烧出琉璃碗的窑。”
明代至今600年未曾断烧的佛山石湾“南风古灶”,也有“一窑一宝”类似于“琉璃碗”的传说。而且这一类似的传说在惠东稔山也有过,并曾见诸于媒体报道。现在看来,所谓“琉璃碗”只是烧窑过程中温度与釉色的相互作用导致化学变化的釉色窑变现象,因为其非人为可为,故无论碗烧出来是美是丑,这类“窑宝”在柴窑时期均不可复制。我们认为老人家所讲述的故事是岭南民间窑场普遍的文化现象,故事折射出陶瓷工匠们面对生存环境的无情与精神压力的无解,这种双重痛苦所做出的无奈之举。
龚玉炳老人的讲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隽永的画卷。试想那当年碗窑:成排的龙窑,成片的作坊,成栋的水车,忙碌的窑工们在“潮州师傅”熟练安排下,各道工序在不同的“车间”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这种“流水线”式的作业与今天现代化工厂生产线,在形态上无疑是相似的。
标本多见青花瓷
瓷器标本的采集点主要在碗窑山陶神庙遗址、玄武庙遗址周边地带。标本种类大约为青釉瓷、青花瓷、窑具和匣钵四种,其中以青花瓷标本为多见。
一、青釉瓷碗部分:(1)青釉白胎薄碗标本,均为一匣一碗,而另一件青釉灰胎碗则是一匣二碗,碗底沙足,其它粘连匣钵的青花碗均如此。通过比对,我们感到该处青釉白胎薄碗标本与早先在安墩镇黄沙窑见到的青釉白胎薄碗标本,有着较高的相似度。(2)青釉灰胎碗残件:直径11㎝,4.5㎝,足5㎝。
二、青花瓷碗碟部分:
1、青花敞口碗:
(1)高5㎝,口径11㎝,底足4.7㎝。该器型更近似于盏,约与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同款:高5.4㎝;口径9.1㎝;底足3.9㎝。碗心画有简笔花草,外施两处缠枝纹,纹式类似于卷草龙纹。碗内壁敞口处施有一圈弦纹,及至碗心三分之一处又施双圈弦纹,碗底沙足。青花发色深幽,釉水莹洁,胎白瓷润。盈盈掌中,令人爱不释手。可视作该窑标准器及重要的断代标本。明文震享《长物志》云:“红花青花者。俱鲜彩夺目。堆垛可爱”或可谓此器矣。
(2)该器同款亦有青花发色晕染,釉色灰暗的标本。粗细瓷碗均有,它们之间特征差别明显。
2、青花大碗:高6.5㎝,底足6㎝,口径16㎝。碗内壁底足及碗口各施弦纹一圈,碗外壁碗口处施弦纹一圈,并写有潦草的数个“草书”大字,其中一字,初步辨识为“酒”。胎体施化装土,红色胎质且疏松,看似生烧。
3、青花碗Ⅰ:
(1)高5㎝,口径(半径)14㎝,底足5㎝;
(2)高6㎝,口径(半径)14㎝,底足。
4、青花碗Ⅱ:
(1)浅口、灰胎,高4㎝,口径(半径)6.5㎝,底足4.5㎝。碗内壁及底部施有弦纹,其中碗心以草书书写 “福”字。但该碗釉色灰青,青花发色也显灰绿。
(2)高4.5㎝,底足5㎝,口径(半径)6.5㎝。以上标本均为在残损的钵匣中粘连一处二件的标本。有些瓷片露出明显的修刮胎体痕迹。
5、青花碗Ⅲ:
(1)外壁印纹,纹样较为模糊,它即不像花草也不似文字,更近似于道家“符”的图案,碗心施青花釉点纹。高5㎝,口径(半径)6.5㎝,底足5.2㎝;
(2)底足65,碗心施“点”,釉色偏灰,胎质较松,此有见三件叠装碗,碗外壁施花草、竹木纹,底足5.5㎝——6㎝不等,碗高5.5,青花发色偏暗,口径13㎝,胎质较为坚硬;
(3)青花碗,底足5㎝,高4.5㎝,口径11㎝,内外皆施青釉。
(4)底足6.5㎝,高6㎝,口径12.5㎝。底足露胎,胎质坚白,外壁画以“个字竹”纹式,突显美观大方。6、青花碟:高2.5㎝,口径(半径)8㎝,底足(半径)3.5㎝,釉色灰暗,胎质较松,碟底施数滴点状“花卉”纹。
三、窑具部分
火照:又称试片,中间口径1.5㎝,该标本呈梯形,上宽2.8㎝,下宽4.7㎝,高4.5㎝。胎质偏土黄色,施有化装土,釉色近白或以敞口碗壁制成。
四、匣钵部分
陶质匣钵有二款,表面施有一层较薄的褐釉,较为疏松甚至细微开裂,多数表面出现颗粒状况。(1)高5.5㎝,宽14.5,钵深4.5㎝。(2)高5㎝,宽15㎝,钵深4.5㎝。从碗窑一匣一碗及一匣二碗的工艺特征来看,其所用耗的匣钵数量是巨大的。该窑每年还需专烧数窑比瓷窑窑温较低的匣钵,以满足烧瓷数量的增加与正常耗损。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标本仅是此次考察活动期间在窑址地表所能采集到的瓷器残损标本,而非窑址遗存的全部。从瓷器实物标本的特征推断,它们应属明清时期产品,窑口因此属于明清时期。
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第二章第一节有载:“明代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是由宋代的百花争艳,经由元代的过渡,变成了几乎由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是釉下彩发展到最高阶段。”“明代民间的中、上阶层居民,几乎普遍使用景德镇民窑所产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明代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最主要的产品,但其他各类品种也都十分出色的。”对于明代官窑瓷的研究,我们的前辈们曾做了不少工作……惟关于民窑瓷的详情,却缺少有系统的整理研究,特别是有关明代外销瓷的历史,几乎所知更少。”
“青花瓷遂以其胎釉洁润,彩色鲜艳而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青花瓷的生产在明清两代长达600年间盛行不衰。御器厂所烧造的官窑青花瓷器,固然精细优美,而民窑的产品,除供民间一般百姓使用的日用器外,也有极精致的陈设瓷。”
冯先铭先生主编《中国陶瓷》“第二章 明代景德镇瓷器生产概说”“第三节永乐窑瓷器”载:“永乐青花绘画笔法的主要特征是其图案花纹多为双勾填色,但其填色的方法并非用大笔一笔涂抹,而是用小笔填绘,往往出现深淡的笔触,这也是从永乐开始到成化前期明代青花细瓷最具共性的一个特征。”标本中提及的青花敞口碗因与该叙述相符,有可能是明代后期仿永乐官窑器制作出的“富贵佳器”。它的用途或者为照本“官样”订制的庙宇供器,就地处岭南粤东区域的惠州而言,惠东白盆珠横瑶窑这件精致青花敞口碗之精巧、莹润,从传统民窑器的认知度来看已达到“备极工巧”的程度,想必售价定然不菲。它已能够代表惠州已知青花窑口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潮州师傅”开窑坊
在前述中,我们曾经从龚玉炳老人回顾中得知“我父亲的潮州师傅是龙岗来的,名叫刘远。”在陶神庙遗址新建成的庙宇供奉神位的对联中,我们读到“道著龙岗施骏名”。这两个“龙岗”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在此不做深究。但“潮州师傅”一说则是该窑出处及所属的关键所在。
1984年12月间,曾广亿先生曾发表《广东出土古陶瓷及有关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虽然“明代青花瓷窑的调查发掘材料发表不多,在对比研究上存在一定困难。”但是“明代广东瓷业又有了空前的发展,瓷窑分布在潮州、澄海、揭西、饶平、平远、梅州、梅县、大埔、龙川、河源、惠东、惠州、惠阳、博罗、佛山、中山、深圳、遂溪、廉江、海康、始兴等二十多个县市。当时采用龙窑和馒头窑烧瓷。”
据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九章 明代的陶瓷”“第三节 明代景德镇以外的民营陶瓷业”,其中“5.景德镇以外生产青花瓷器的窑场”之“博罗、揭阳和澄迈窑”载:“广东地区明代烧造青花的窑口应该是较多的,特别是在明代后期,大量青花瓷器的出口贸易,必然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外销瓷中的‘汕头器’主要指广东生产的青花瓷器。但习惯称为潮州青花瓷的,目前还没有弄清它的产地。已发现的广东地区明代青花瓷窑,除了东兴外,材料已发表的有博罗、揭阳和澄迈窑。”“博罗、揭阳窑出产的青花器,比景德镇的胎和釉都粗,有的是青白釉下绘青花,效果就更差一些。器物有碗、碟、杯、瓶、壶等。青花图案主要是花草……揭阳出土的青花器,往往在碗心书写‘福’‘禄’‘寿’‘魁’‘元等吉语字,这是整个明代晚期民间青花瓷器的共同特征。”
申家仁先生著《岭南陶瓷史》“第六章 明代岭南陶瓷的繁盛与工艺的进步”中载:“明代岭南已有很多窑口生产青花瓷,是景德镇之外重要的青花瓷产地。”“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所知,岭南明代烧制青花瓷的窑址分布很广,粤东的饶平、惠来、揭西、大埔、海丰、五华,丰顺、平远、兴宁;粤中的博罗、惠东、新丰……等地都有烧制青花瓷的窑场。其中以饶平的九村窑、大埔窑、揭西窑和博罗窑为代表。”
以上“潮州青花瓷”、“博罗”及更为具体的“饶平九村窑”及“惠东”字样推理,“潮州师傅”来源的范围首选应该是饶平九村窑师傅。
再让我们阅读以下两篇更加具体的论述:一是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其“第七章 明代广东布政使司的设置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之“第四节 手工业生产的高度发展”,“一、冶铁业与陶瓷业”部分有载:“明代,广东的陶瓷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窑址遍及全省各地,程乡、惠州、潮州、饶平、揭阳、阳江、东莞、石湾都是陶瓷主要产地,且都属民窑。饶平九村窑的瓷器,嘉靖前多为青釉瓷器,属叠烧。嘉靖后,开始烧制青花瓷器,改用匣钵单件烧,器形制作精巧。”二是何纪生、彭加策、邱立诚先生著文《广东饶平九村青花窑址调查记》。其中写道:“明代前期,这里用叠烧法制青釉瓷器,嘉靖后用匣钵装烧青花器,在九村附近的郑屋坷发现两件用匣钵装烧的青花碗,器满釉,为防止搭釉胶粘,圈足底垫细砂形成“砂足”。九村青花瓷胎骨洁白,薄而坚致,釉面光洁润泽,少量器物开冰裂纹片,青花色调较深,呈普蓝色。花纹先钩线,后平涂,笔法自然流畅,风格简朴奔放。花纹主要绘于器物内底心和外壁,内沿下,底和足边多画一道圈线。主要器形有盘、碗、碟等数种。”
广东已发现的明清窑址已有520处之多,惠州青花瓷窑遗址也约有10处。据了解青花瓷窑口有:惠城区肖屋岭窑;惠东安墩的黄沙窑、和洞窑;惠东白盆珠的横瑶窑、三官坑窑;博罗罗阳角洞窑;惠阳秋长碗坑窑;龙门龙城三洞窑。通过比对标本,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这些出品青花瓷器的窑口,就工艺水准达到的精湛程度而谈,横瑶村碗窑青花器最为精致。广东俗语云:“不是猛龙不过江”。我们此前甚少提及的这座明清窑址,曾在潮州师傅们的主导下,可谓开创了惠州东江流域青花瓷器制作的鼎盛时期。
归善亦产“汕头器”
“汕头器”这一概念是1600年11月法国人莫尼克•科里克所著《界定汕头器的年代》提出的。“汕头器”泛指明清时期汕头沿海瓷器诸窑的统称,而非指窑口。据称“在江西、福建、粤东等地生产,明中末至清初期,通过汕头沿海一带港口出口,足底沾沙的陶瓷制品”,俗称“汕头器”。汕头地区虽是我国外销瓷的重要出口地之一,但“汕头器”称谓定义是否准确在学术上仍有争议,而其重要特征:“沙足”、“沙底足”是一致的认识。
明代田艺蘅撰《留青日札》有曰:“陶辨器足。永乐压手杯。滑底沙足……凡陶器出窑。底足可验火法。”汕头器“足底沾沙”的重要特征是否延自永乐窑器,我们不得而知,但冯先铭先生所著的《中国陶瓷》中,得确提及了“汕头器”与“惠阳”的关系。在该书“第二章 明代景德镇瓷器生产概说”“第一节 概说”中载有:“南北各地很多古老瓷窑在明代以前已经停烧……当时,值得一提的有福建德化的白瓷,宜兴的紫砂,山西的琉璃和法华器以及广东潮安、惠阳的所谓汕头器,福建泉州一带的外销陶瓷器等。”
何纪生、彭加策、邱立诚先生的《广东饶平九村青花窑址调查记》写道:“明代前期,这里用叠烧法制青釉瓷器,嘉靖后用匣钵装烧的青花器,在九村附近的郑屋坷发现两件用匣钵装烧的青花碗,器满釉,为防止搭釉胶粘,圈足底垫细砂形成‘砂足’。”横瑶村“碗窑”之“青釉碗”及“青花敞口碗”均具有“沙足器”的特征,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
冯先铭先生主编《中国陶瓷》“第二章 明代景德镇瓷器生产概说”中说:“嘉靖青花器形较成化、弘治、正德为多。”“嘉靖民窑青花瓷。由于不用回青料,青花偏灰暗,制作亦较粗糙,琢器接痕明显,釉面发青而无肥润光泽感。”“嘉靖皇帝崇信道教,疏于朝纲。上有所崇,下必从焉。世宗所好促及当世黄老之学尤盛。道教求仙长生的观念,成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层面。即在日用品的纹样与文字内涵中,无不显露其中,渐成习俗。文字‘福’、‘寿’居多。”“万历瓷。从万历年开始,民窑青花瓷器的生产质量和数量各方面都是惊人的。由于外销的大量需要,从万历开始经过天启、崇祯到清朝的顺治和康熙前期,青花瓷器形成了一种亲的风格,国外有些学者称之为转变期。”《广东饶平九村青花窑址调查记》也提到:“九村青花瓷胎骨洁白,薄而坚致,釉面光洁润泽,少量器物开冰裂纹片,青花色调较深,呈普蓝色。花纹先钩线,后平涂,笔法自然流畅,风格简朴奔放。花纹主要绘于器物内底心和外壁,内沿下,底和足边多画一道圈线。”
横瑶村瓷器无论从器型与陶瓷制作的工艺特征包括窑炉、器型等均可与以上窑址标本进行比较,单从叙述上看,我们也认为惠东横瑶窑与饶平九村窑的工艺有着较高的相似度。
横瑶窑属于“汕头器”的“定性”,是继白马窑青釉瓷之后,明代惠州府区域内又一具有“外销瓷”性质的生产窑址浮出水面。当然,由于该窑瓷器款式配套细粗兼制,因此还可推论其具有内外销两项功能、适应市场不同需求的明显特征。
明代民间青花瓷窑制作技术不断成熟,使其技艺易于掌握和推广,窑口遍及东南沿海,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海外贸易的活跃,并嬴得了可观的利润。明代万历年间是中国商业贸易使用银币之始,西班牙“本洋”与墨西哥“鹰洋“是当时流通的外国银元。饶平九村窑、归善横坑窑等窑场“价同白银”的瓷器或许因为挂上“汕头器”的招牌而飘洋过海,与银等值。
“碗窑”之名说由来
横窑、横坑窑、横江窑、碗窑,是围绕“白盆珠水库”周边,阅览不同版别地图获得不尽相同的标识,这让人一时摸不着边际而陷入困顿。以大胆假设而论,“碗窑”极有可能是古代当地人士对陶瓷生产窑场的泛称。无论是原来的惠东县新庵镇,还是现在的白盆珠镇辖区,以及相邻的海丰县赤石镇均见“碗窑”地名。即便“碗窑”是泛称,它对古窑址生产年代的推断依然重要。因此,我们查阅历代方志,从中寻找“碗窑”线索,并以此为断代依据,推断横瑶村“碗窑”的上限年代。
由此,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古藉资料中,通过抽丝剥茧的办法寻找“碗窑”答案。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和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本《惠州府志》,在《归善县境总图》中,无“碗窑”地名标注;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刻本《惠州府志》其《归善县境之图》中,在现横瑶村大致位置,隔着西江标有“碗窑”地名。
清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归善县志》中《归善县境之图》标注有“碗窑”地名。其上相隔西江为“小沥”,其下为“小金”,其右为“亢鸭”; 清雍正二年(1724)刻本《归善县志》中《归善县境之图》标注有“碗窑”地名。其上相隔西江为“小沥”,其下为“小金”,其右为“亢鸭”;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归善县志》中《疆域图》标注有“碗窑”地名。并有 “小金”,“亢鸭”地名标注,还见“小沥”;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惠州府志》地图佚失。
《惠阳县志》“第一篇建置、区划”中“第二章区划”之《1963年惠阳县各公社规模情况表》中“新庵公社”管辖范围:“双金、横江、汤坑、石简、甘元、漳塘、白沙塘、高布、布心、横瑶、横坑、坑屯。”这是我们能够查阅到的最早出现的“横瑶”地名。1988年10月出版的《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在《惠东县地图》中,大概是现在横瑶村大致位置,标注有“横窑”地名。2005年12月,新庵镇被撤销,并入白盆珠镇,横瑶村也随之发生变化。
“碗窑”地名的确认对于本次考察活动的意义尤显重要。在采访中,龚玉炳老人家肯定地告诉我们,解放前这里就叫碗窑,开客栈的阿爷有枚印章“碗窑龚发兴”,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印章被烧掉了。碗窑地名的明确,无疑与下面这段古籍记载产生对应关系。
同样是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刻本《惠州府志》卷六“山川纪上”载:“海丰境。曰逃军坑之山。山有矿出银。又南入归善境。曰马头之山。是为西江之源。多木。岁出以供郡人之用。未尝乏绝。又南二十里。曰白马之山。又南十五里。曰小迳之山。昔盗窟。曰碗窑者。循此径入。”
在这段记载中,我们认为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明代“万历”年号,二个是“碗窑”地名。时间不差,地点吻合,标本相似。这些元素足以构成一条自我身分证明的“信息链”。此外,古代官府对边远地名确定的工作效率令人怀疑,通常它总会滞后许多时日或年分。加之修纂志书基本间隔均在二、三十年以上,故根据志书修纂时间上推年代是合理的。按这条古籍载录推论,横瑶村陶瓷烧制上限年代致少不迟于明万历年间。由此判断,横瑶村仅在明代其窑火也燃烧了大约有百年之久,并早于安墩镇黄沙、和洞诸窑。
诸神信奉有讲究
近年来,惠州市东平窑陶瓷研究院研究人员曾去过惠城区、惠阳区、博罗县、惠东县多处古代窑址参观考察。就人文信息链的完整程度,尤其是涉及古窑址中,民间信仰的内容信息可谓少之又少,难得一见。《礼祀 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客家地区本就有“多神崇拜”的习俗,而在山区这一现象更加突显。此次横瑶村考察期间,我们通过对周边环境及民间民俗的观察,发现该处村头路口庙宇众多,所供奉的神灵有陶神庙遗址、玄武庙、伯公神位,它们直接间接地或都与陶瓷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陶神庙遗址位于碗窑山南坡,面临横坑河。现在新建了一座庙宇,供奉的神牌为:“玉封真君医灵大帝之神位”;神位对联横披:“恩光普照”,左联:“道著龙岗施骏名”右联:“恩施陶谷节鸿寿”;庙内对联:“道迹著龙岗妙法常施光盒境”,“君恩布陶谷威灵显赦耀通乡”。
联中提到的人物陶谷,大概是指那位五代后周大臣。《宋史。陶谷传》曰:“初。太祖将受禅。谷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陈当兵变,陶谷袖中出劝进表。这是非常戏剧性的历史一幕。后来这位北宋翰林学士怎么就成了“真君医灵大帝”,在下不表。
北宋年代,耀州“德应侯碑”亦是为祭祀“窑神”所立。昔日景德镇的陶神庙,祠内的风火仙师童宾也并非“孤家寡人”,庙外左右两侧尚有拉坯、托坯、收兜脚、打杂小扶手、二扶手等各脚窑工师傅塑像。明清时期潮州枫溪龙窑点火时,也会办三牲祭窑神。
清朝乾隆时期,著名督陶官唐英在乾隆八年(1743年)二月二十日奏折中道:“所造之器出自窑火神。不能保其件件全美。每岁每窑均有选落之件。”官窑尚若如此,民窑所处环境与条件更加不确定,到“佑陶灵祠”祭祀窑神保佑,便成为古代窑坊中屡见不鲜的民俗信仰。除了“春秋二祭”外,每窑必祭、每烧必拜更是不可怠慢的“规矩”。在一些古代窑室的复原图中,至今我们还可以窥视到窑口门旁便砌有陶神的龛位。据闻,惠东安墩黄沙窑旧俗有祭窑仪式不仅敬香鞠躬,尚需杀狗放血绕窑一周,以求避邪除凶。
另外,考察中我们得知,在陶神庙遗址左侧不远处,尚有个凡公爷神位,据称也是做陶瓷的,因时间关系未及实地查看。
玄武庙位置在陶神庙遗址左侧约一百米处,同样面对横坑河。玄武庙即便在惠东其它地方也较少见,故其在此必有“特殊”原因。
《礼记•曲礼》曰:“玄武龟也。龟有甲。能御侮用也。”在民间传说中,玄武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灵之一,它代表北方。据称明代初期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的夺位之战中多得号称“北方之神”的真武大帝相助而登临大统。明成祖为感谢这位神灵护佑册封其号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不仅在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衙门建有真武庙,还在武当山修建“金殿”,奉祀真武大帝神像。据称真武大帝不仅劝善,而且惩恶,在某种意义上更受民众尊崇,由此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
但这一解释对本题较为空泛,不足以针对横瑶村的情况。直至查阅清人仇巨川纂《羊城古钞》,我们才见到了“具体答案”。《羊城古钞》卷三“真武庙”有载:“吾粤多真武宫。神像披发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剑竖前。一龟一蛇蟠结左右。盖《天官书》所称北宫黑帝。其精玄武者也……粤人祀赤帝。并祀黑帝。盖以黑帝位居北极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于北极。北极之源。而南溟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
横坑河发源于距此不远海拔1170米的五指峰下,每年雨季,山洪肆虐为害尤频。乡人祈于玄武真君,祷其“司水之源”,自然合情合理。
伯公神位亦在碗窑山南坡,位于玄武庙右侧,横瑶村左侧。此外,村后窑尾顶山入口处也立有伯公神位。伯公庙神坛对联:“公恩法雨沐万户,婆德甘露润千家”。伯公就是土地爷,它客家人普遍信奉的神祇。在山区村落的山水之间,主要的出入口在都被设置伯公神坛,方便村民祭拜。而祭拜时间也不限于初一或十五,可以即来即拜。日常祭拜活动以简便为易,敬上三柱香即可。拜“伯公”是明清延袭至今的东江流域民间信仰,当年驻留于此的陶工瓷匠,也应有多得“伯公”护佑的吧。
水路之险最为要
我们大都知道,自古以来烧窑就是烧银子,它投入多、风险大,自然利润也高。陶瓷的烧制是生产环节中最后一道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道工序,它甚至被称为“三分人工,七分天意。”在古代尚未掌握较为成熟的烧制工艺时,这是普遍情况。而在逐渐掌握烧制规律后,情况则有很大的改观,“七分人工,三分天意”也会变得可能。而对大多数深藏山野远离县乡的古代窑场而言,安全运送瓷器货物即成了最难之事。
横坑河俗称泥潭河,它发源于惠东白盆珠与海丰县交界处海拔1170米的五指嶂,从上坪至下坪河窄底深,经坑坝打斗角、八多祝、中心段抵达横瑶。《惠东县志》“第二篇自然环境”之“二.暴雨洪涝”介绍:“县域5—10月降雨集中,易造成暴雨洪涝灾害。”每临汛期及台风季节,横坑河洪峰倾泻,河水猛涨,水流湍急。虽然河面开阔,但也不适宜行船。从横瑶村此去白盆珠镇,过去水路的行程约30公里。现已建成水库,水源保护地区已禁航。
今年已有92岁高龄的龚玉炳老人并未坐船行过这条水路,新中国成立前他去过平山圩,那时要行二日。他告诉我们,“昔日碗窑村运出去的碗都从村子左边的落碗潭码头上船。但大船转不到弯来不了,来落碗潭的都是小船。行2华里至渡船头才有大船。渡船头是李坑屯圩的码头,就在离此三公里的大河埔,那里有五兜蓬、三兜蓬船,大船很多。我细个时从就常跑过去玩,常见大船都有十几条,载碗、载柴、载炭、载山货都有。码头七八月份船较多,都是行多祝走平山,下广州、下惠州的。”
在我们的提问下,龚玉炳老人家还告诉我们,那时这里也有拉纤放缆的民工,10人左右一组的较多,也有3到4人一组的。因为要过大双、小双几处最难行的水路险滩,船家都要请纤夫帮忙。上滩是逆水,下滩水急,人手要多,放缆下滩也一样。绳缆一松,船就两节。船上来要顺水拉,船下去要慢慢放缆。俗话说“行船到此身两段,不拜阿公不过滩。”过滩自然都是大船,小船受不起流急滩险,但大船吃水深也有搁浅的风险。每条船过这段最险的河滩,船家至此便与货主双双靠岸下船,登临龙水林四爷庙上香祭拜林公仙圣,以求水路平安,百事称心。
东晋葛洪著《抱朴子。登涉》有载:“涉江渡海。避蛟龙之道。需佩剑。使蛟龙、巨鱼、水兽不敢近人。”难怪在岭南古代神话传说中,水神总是影响最大的神祇。据古籍记载,江河湖海甚至水井水潭,凡是见水之处,无不有不同司职的水神。水神信仰的多元化,也直接体现在明清朝代归善东北山区的陶瓷行业当中。获取山泽之利的水路行程有多艰险,此处不妨阅读两段书籍以便加深概念。
祝勇先生著《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第十章南渡北归”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赣江上有十八滩,是公认的事故多发地段。水流弯急,落差较大,礁石多。河水在暗礁中奔涌,势同奔马,让人望而生畏。我们都会背文天祥……我都不知道这惶恐滩在赣江上,是赣江十八滩的最后一滩,也是最凶杀险的一滩。江水急速流转,只有当地的滩师能够洞悉江流的每一处变化。知道江水的纹路所暗示的风险,所以船行到这里,须交给此地的滩师掌舵,行人货物全部上岸,从旱路过了十八滩,再与滩师会师,重新回到船上。到20世纪50年代,赣江上还有滩师,只是换了一个具有时代感的名字:引水员。”
沈扬先生著《乐昌风物与古文化遗存》中“泷水与韩泷祠”载有:乐昌的泷水上游,高山深壑,多有险阻。其中暗滩巨礁,无计其数。船家为顺利运行,每到临龙寺前的‘切肉滩’,都与货主一道登至庙中祀拜神明,以期保佑险途平安。”
“一条缆绳长又长,几人同命被它绑。崎岖荆棘江边岸,踩踏惊心把命忘。
一条缆绳长又长,长年累月踩船上。船篷作被床船板,望天望水望家乡。”
这首《纤夫歌》载录于《惠州志 艺文卷》。该首歌凄惨悲凉,它何以流传于东江、西枝江流域?只因道出了纤夫的痛苦与辛酸。
从2003年12月出版的《惠东县志》中一幅1977年制的“惠东县地图”中,依惜尚能辨识出白盆珠水库未筑坝前这条被山谷扭成弯转九曲的西枝江“模样”。今天陆路通道的快速便捷,让易于简单思维的我们无法想象昔日先人处处面对的艰险与时时面临的艰难。如果说每窑的“生死”由把桩师捏在手里的话,那么每船的“生死”又拽在滩师的手里。尤其在汛期或台风季节,每走进一趟船货,无论上下都要承受一定的风险,而总有不畏惧困难的人。
据《惠东县志》记载:30年代末(指20世纪),境内西枝江沿岸多祝、新庵、安墩等地也有私人合股办厂,建造10吨以下的木船,主要用作西枝江航线的商业运输。《惠东县志》“第十二章 交通”“第二节 水路”之“航道”又载:“境内西枝江是东江的第二大支流,主河道全长186公里,原可通航112公里,经平山、多祝、新庵、安墩、宝口。河道多为沙质,上游为卵石及盘石结构。1956年起,县水上运输联社组建扒沙队负责通航河道的炸礁、扒沙等维护工作,可通航10吨以下船舶,竹木排筏。60年代初,由于上鉴陂水电站建设时所敷设过船施不合使用要求,造成上游断航,使境内航道缩短为65公里……至80年代末,县内河航运已完全停止,内河水运船舶亦全部取消。”
龚玉炳老人回忆道:70年代初,因修建水库移民,行船的大河埔村民安家到了惠城区小金口。
时光留下的是落碗潭老码头几块巨大的岩石,以及“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迷人春色。岁月留下的是“小心驶得万年船”、“逆水行船好过湾”、“行船走水三分命”饱含艰辛的俗话。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一路神灵护佑,总归有云帆济沧海之日。
结束语
白云既开,远山齐出;清风所至,碧水相蓬。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可比不上我们眼中横瑶村“桃花源”美。乡亲们的淳朴热情与有问必答让我们几位“武陵人”扫去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隐忧。只是时间匆忙,未能踏足梵钟悠扬的下窑一睹原貌。权当横瑶为我们留下的念想,且待来日去实现吧。
回首横瑶,的确是片“水融旺则内气聚”的灵光宝地。恍然觉得,陶瓷的精美,唯有在这等山水间生息涵养,方可成其为精华。
让我们再次回到“横瑶”名称问题上来,前面说道,在《1963年惠阳县各公社规模情况表》我们查到当时的新庵公社中已出现“横瑶”大队名称。这说明横瑶村当时便不以陶瓷生产为主了,“窑”的称呼或被认为名不符实因而更改为“瑶”。直至1966年那场大洪水将沿横坑河边矗立的窑坊水车一起冲毁,地表建筑不复存在。从今天重视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横窑”改名为“横瑶”,虽然字体发音相同,但意思完全变化了。虽然当时改名的出发点是出于善意的,但这么一改,几乎等于把这座深藏山中的手工业古村落最值得称道的历史湮灭了,这是最令人惋惜的。好在古窑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在格外重视历史遗产与传统文化的今天,一切会变得皆有可能。
春季的白盆珠水库,水位低于正常年份,弯曲的水岸裸露出橙红色的土层,在浅绿色的湖水与深绿色的植被之间,显现出格外抢眼的浓色重彩来。2017年夏季,钟土清老师曾作诗《游白盆珠水库》:“舟中更觉白盆妍,鲤跃鸥翔共漪涟。古刹西来当羡汝,红裙绿嶂碧云天。”如今真是应了“红裙绿嶂碧云天”。而这“绿嶂碧云天”可真会赶巧,它成就了我们心中对横瑶村未来的祝福!
由于实物和古籍史料的缺乏,对于涉及惠州陶瓷文化之惠东部分史实诸种,我们多以推论或采用概括性叙述方式,这势必存在客观不足的缺陷。在此抛砖引玉,敬请知者指正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