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全是我的老街坊，从年龄和辈份上来讲，我应该叫他全叔。不过，他是不认识我这个小辈的，也许他也不甚认识左邻右舍，然而，左邻右舍都认识他，因为他是当年东新桥的守桥人。
当年，东新桥作为沟通惠州府城（古称水西，1964年始称桥西）与县城（古称水东，1964年始称桥东）的惟一通道，是惠州城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解放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东新桥一直由公安部门派员看管与守卫。
住在府城北门街中段老屋的阿全是个瘦高个子，有着洪亮的嗓门，一路走来快步如风。平日里阿全不苟言笑，瘦削的面庞上一双鹰一般深邃的眼睛，令人感到他有些威严和高傲。
我那人缘极好的母亲见到阿全都会与之打招呼，而阿全对母亲还算客气，有时会回应几句，这已经很不错了，我印象中的阿全是个话语不多的人。
想来阿全的寡言和高傲是有些来由的。能成为守桥人据说是经过公安部门严格政审。首先家庭出身必须是纯粹的穷苦人家，没有丝毫的剥削阶级成分；其次还要思想进步。同时，守桥者属公安局辖下人员并在公安部门受薪。这在当时是多么令人羡慕呀，难怪阿全有鹤立鸡群之感，也难怪他得到众人的关注和敬佩。
能让我开始意识到东新桥重要，需要有人来守卫，是1959年的春节。说来我孩童时对什么事都敏感和多思，虽然那时我还是个未入学的小童，但那个春节发生的一件事就像一枚钉子似地牢牢地钉在我脑海中。已记不得是年初几了，留在记忆这年春节是十分的寒冷，且不停地下雨。那时，惠州城的夜晚经常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声，让我胆战心惊。听大人们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有敌机飞来东南沿海骚扰。
尽管这样，人们仍然秩序井然地工作和生活，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念不会因此而改变。电影院就是一个充满生气、充满快乐的地方。
那晚，全家人在东江电影院看完电影，散场时雨仍下个不停。我们随人流顺着水东街的骑楼往回走，至金星酒家附近时，突然被成队的民警所阻拦。民警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告知大家：东新桥发现敌情，所有人暂停过桥。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骑楼的人鸦雀无声，我紧紧拉着父亲的手，不敢说一句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寂静中谁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在风雨中静静地等待。终于，人群中的小孩子耐不住了，一个两个地哭闹起来。我那只有１岁多的小弟弟也在母亲怀里哭个不停，母亲不停地拍着哄着，可是无济于事。母亲说小弟弟是饿了，眼下应该喂他吃些东西。
风继续刮着，雨不停地下，可以想象，人们心急如焚，但是没有办法，民警在耐心地劝说：等等，再等等。将近半夜，东新桥终于可以通行了。那晚，寒风夹着冷雨打湿了我的小辫子和花衣裳，也打湿了小皮鞋和花袜子，母亲回家后赶紧生起炭炉，给小弟弟煮米糊，又帮我烘干被雨打湿的头发……
后来，听母亲问起阿全那晚封桥之事，阿全只大略说怀疑敌特在桥底安放了炸药，公安的水上巡逻艇以及警犬都出动了，整座桥从上到下仔细检查了一番，最后排除了险情。到底敌特有无安放炸药这一悬念阿全始终没有细讲。自此，街坊中知道此事的人都视阿全为对敌斗争第一线的无名英雄，对阿全越发敬重起来。
我上小学后，出于好奇，有一天与几个同学还专门到桥头底下张望了一回。我们看见桥头底下有间小小的值班室，里面点着电灯，铺有一张小床和一张办公桌，想必那就是阿全值班守卫的地方。想想阿全也够辛苦的，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眼睛就盯着桥底下那几座死气沉沉的水泥桥墩，既枯燥又乏味。然而，阿全妻子说他非常热爱这个岗位，从未听他讲过厌倦之类的话。
没几年，“文革”爆发，东新桥西桥头北侧的县委办公楼和东新桥东桥头北侧的原太白茶楼（当年已改为“惠州旅店”）成了派别斗争的“桥头堡”。一派架起了机枪，另一派筑起了防御工事，之后冲突中还死了人。那是1967年夏天。那时，所谓的造反派已破坏了公检法机关，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秩序，惠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阿全值班守卫的地方正是两派斗争的核心地带，机枪扫射的子弹经常从阿全值班室上方飕飕飞过。阿全的妻子忧心忡忡，千叮万嘱阿全小心，叫他最好不要去上班了。阿全妻说，公安局都无法正常上班了，你一个守桥的还上什么班呢。可是已经把守桥当作神圣事业的阿全，全然不顾身边潜在的危险，他一天也没有耽误工作，每天仍然准时上下班，像勇敢的战士，忠实地履行守桥的职责。
也许，周围没有多少人理解阿全守卫东新桥的这份忠诚，人们只是觉得他古板、不开窍：公安机关都不能正常办公了，没有人来管阿全，阿全凭什么还那样地忠于职守？“文革”整整10年时间，也是阿全忠实地守卫东新桥10年时间。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东新桥不再设守卫，阿全才真正从守桥岗位上退了下来。长年累月在桥底下工作的阿全，这时候常常咳嗽，他已经很消瘦了。80年代中期，我搬离老街后就没有再看见阿全。
从知青回城后的我，结束了农村艰苦的生活，终于有时间在我家的老宅里继续听着长辈们讲述老惠州城的故事，也因此知道一些有关东新桥的历史。
原来，惠州历代都是以西枝江流入东江的出口河段划分地域的，以西是惠州府的府城（府城之称始自明洪武初年惠州设府治时），以东是归善县的县城。这府县两城隔江相望，百姓过去仅靠渡船过江，十分不便。后来苏东坡被朝廷贬谪到惠州，这个百姓眼中的好官目睹两城民众出行受阻之苦，于是动员各方力量，集思广益，筹集银两，最后采纳了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建议，并由邓道士主持，在大东门渡口，用40只小船为20舫（每舫2船）船面铺板贯通，“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两桥诗引》）。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东新桥建成，峻工之日，惠州百姓欢呼雀跃，扶老携幼前来庆贺“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父老有不识，喜笑争攀跻。”（《两桥诗•东新桥》。）
原来，东新桥的名字已经历过九百多年的风雨。
九百多年前的苏东坡怎么也难以预见，他筹建的东新桥随着时代变迁所发生的故事。
到了清代末期，商人陈芸甫捐募徙桥稍北，仍是浮桥。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后，就是走过这道浮桥，分三路向梅县、潮州、汕头进军直至全歼陈军取得东征胜利的。东新桥见证了封建王朝的灭亡和民国时代的革命风云。
1935至1938年，惠州工商界人士在张友仁、饶静环、李谔一诸君倡议下筹款建成钢筋混凝土悬臂挂梁式的东新桥，但不到半年就被侵华日军所炸断，刚刚诞生又被战火无情摧毁的东新桥见证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和人民的悲伤。此后多年，惠州人民只能用竹木架接，临时恢复使用此桥。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惠州，东新桥走过了人民子弟兵的队伍。1951年9月，省政府拨款、惠州各界捐助修复了东新桥，东新桥真正迎来了新生。
我的四伯父告诉我一段往事。1938年日军侵入惠州城，烧杀抢掳，民众纷纷逃难而去，四伯父与家人逃到水口青边亲戚家，数日返回发现东新桥被炸断，当时心头宛如刀子割肉般疼痛，他目睹许多民众拥至桥边，捶胸顿足。他说，那是个令所有惠州人心痛的日子。
我这时突然有些理解守桥人阿全了。与伯父同一个年代走过来的阿全将一生都献给了守桥事业，那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这座桥，他爱这座桥，他像心疼人一样心疼这座桥。
时光转入2000年，这时我已调到惠城区委统战部工作，有一天在罗浮山黄龙观遇见统战部的老朋友、香港金城营造路灯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锦辉先生并与之同席共餐。已是耄耋之年的黄先生是位爱国爱港的实业家，曾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银紫荆勋章。席间他竟也提起东新桥。原来1937年惠州工商界人士筹款建设东新桥的牵头人，其中就有黄先生的伯父！那时黄氏家族在水东街开有一间规模较大的商行。“可惜伯父当年与惠州商界精英的一番心血被日本鬼子所炸毁，这成了黄氏家族心中永远的痛！”黄锦辉先生叹道。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许多老惠州人都有东新桥情结。东新桥，在惠州人心目中多么重要啊。
后来我在香港又拜见了黄锦辉先生，那时惠州市规划建设委员会2004年第四次会议已经决定拆除东新桥，在原址上重建，我告诉他，新桥仍沿用老名字─东新桥。
如今，这座广泛采纳惠州百姓意见和建议建成的东新桥宽24米，设有4车道，足足比过去宽一倍。人行道由防滑的浅色花岗岩石铺成，还设有盲人道。护栏也是浅色的花岗岩，有浮雕，显得古朴典雅和大方。新桥设计车流量最高峰为每小时7200辆，这大大缓解了府县两城交通的压力。
夜晚，我站在新的东新桥边，灯光工程清晰勾勒出这座城市沿江建筑物的轮廓。我的眸子掠过西边文笔塔挺拔秀巧的身影，又掠过东边气势恢弘的合江楼，这相得益彰的衬托，使得东新桥的夜景更加璀璨，更加别有韵味。
东新桥留下阿全30年工作的足迹，我始终相信，也留下阿全的灵魂。其实，东新桥还留下惠州父老乡亲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与阿全不同的是，他们是用心灵守桥。东新桥，不仅有阿全这样的守桥人用一生实际行动守护着它，还有许许多多人用一生心灵守护着它。
守护这座走过千年的东新桥，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