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东江，源于赣南。奔腾呼啸，终归珠江。年深日久，文明育也；木鹅渡江，别名传焉。古国“缚娄”，秦设“傅罗”，隋唐制“循”，南汉称“祯”；北宋天禧，始名为“惠”。”这段出自惠州学院李靖国教授的《百城赋•惠州赋》中的赋文，寥寥数语，道出了古今惠州数千年的沧海桑田和历史变迁。

惠州是岭南历史文化名城，在古代即有“岭南名郡”、“粤东门户”之称。她地处亚热带，日照时间长，气温高，雨量充足，河流纵横，疾病以“瘴疠病毒”为多。

由此上朔到距今二千二百多年前，源远流长的罗浮山中医药文化，是惠州乃至岭南地区中医药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罗浮山既是一座集道、佛、儒三教合一的宗教名山，也是岭南医药活动肇始之宝地。罗浮山药用植物达1200多种，有天然中草花库之说。早在秦代，罗浮山就开始有人采药治病。据光绪《广州府志》卷二十九记载：“秦，安期生，琅琊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始皇异之，赐以金璧值数千万……安期生在罗浮时尝采涧中菖蒲服之，至今故指菖蒲涧为飞升处。”

1647年前的东晋时代，葛洪至罗浮山炼丹采药，悬壶济世，其广泛搜集和整理民间的各种验方秘方，著成《肘后备急方》。其书中记载了民间一些常用方剂，主治诸如疟疾、脚气、瘴疠、肺结核、恙虫病之类的常见病症。这些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幅不大，可藏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受到历代百姓的欢迎。

又有北宋文学巨匠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被贬惠州，对惠州的文明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东坡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还是著名的医学家，所著《苏沈良方》流传百世。在宋代，当时的惠州除了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外，影响百姓生活最大的问题就是瘴毒流行，缺医少药。苏东坡被贬惠州后不久，看到瘴毒流行，民间苦不堪言，即搜购药物，施药救人。如“治瘴只用羌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乞为致三石，得作豉散饮疾者，不罪，不罪，”就是他在惠州施药救人的真实写照。此外，东坡还教当时百姓种植常常服用的补药，如地黄、枸杞、甘菊和薏苡等。对于枸杞，苏东坡甚为赞赏，认为它全身都是宝，不仅可以当蔬菜吃，而且药用效果好，久服能令人轻身，能延年益寿。

清代，岭南中医药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惠州因此名医辈出。惠阳刘渊，少年时曾习武，后弃武从医，成为岭南名医，著《医学纂要》，全书六卷，按《周易》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吉”顺列，体现了用药如用兵、行方布阵的用药风格，广东布政司王恕为之作序曰：“其所诊治喜用温补峻厉之剂，始或怪而笑之，久未见其失一也。”又如惠阳陈复正，所著《幼幼集成》乃儿科专著，学术影响所及不仅是惠州岭南一带，而且编辑国内外，日本《皇汉医学丛书•医藉著》亦有所论及。

到了近代，尽管国医受到了冲击，仍有鹅岭裘觐颜弃儒从医，以医济世，行医50载，悬壶鹅城，以其精湛的医术名誉东江，并昌医育才，集资创办惠阳国医养成所，成为惠阳地区历史上第一间中医育才学校，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还有余道元、夏伯宽、文介峰、汪少云、谭雪若等一批名医，使国医国术得到传承和发扬。

当今，一大批以秦允江、刘英杰、黎佛保、何立耀、廖承建、陈洪为代表的现代名中医，他们以传承、发扬中医为己任，致力于中医中药的现代化研究。由此回忆起四十五年前，惠州中医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枝繁叶茂，乃至从新生到遭遇扼杀再到复活苏醒，惠州国医从此摆脱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遇。

自新世纪的钟声浑然敲响，以惠州市中医医院廖承建为首的中医学专家、学者以及从事国医研究和为之奉献的医务工作者，他们与时俱进，信守科学发展观。惠州的中医学研究和中医事业之发展，从此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一部《罗浮医话》，她是惠州国医发展的史书，更是一部名郡惠州承上启下的文明之志。她详实以真地记载了惠州从一个南蛮古国，抑或当今俗称的历史上文化欠发达地区，历经沧海桑田的岁月变迁，饱受战争或政治或人祸或时俗的无尽洗礼，傲然成为岭南名镇甚或全国文明城市的整个过程。

她是一部中医学专著，亦是惠州文明和谐之中医学发展之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