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培林，男，现年97岁。1918年出生，1940年1月参加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949年，历任村党支部组织委员，龙川县委交通员，中共东江特委交通员； 1949年9月起任登云乡党支部书记兼乡长；1950年5月～1952年任鹤市区委宣传委员、农协主席；1952年2月～1957年先后任通衡区委书记兼区长、东江专区粮食局粮食局局长；1958年～1959年任惠阳县政府办主任、财贸部副部长、潼湖畜牧场党委书记兼场长；1961年～1974年任惠州镇副镇长、惠州市副市长（镇改市后）、财办副主任；1974年～1978年任统战部长、林场副场长；1978年～1981年任惠州市副市长、惠州市人大副主任；1981年12月离休，现享受副处级干部待遇。

 

一

我的老家在龙川鹤市登云镇北山村。

龙川，不仅是广东最早建制的县份之一，也是中国革命史上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

1925年11月，随东征军抵龙川的龙川籍中共党员黄觉群在龙川县城（佗城）建立中共龙川县特别支部委员会，随后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龙川县特别支部。

1925年12月，在“龙川特支”的协助下，佗城、鹤市、车田等区农协会相继成立；1926年成立县农协会，举办农民讲习所；1927年4月，中共东江特委成立，张善鸣、彭拜等先后担任书记，领导龙川、兴宁、五华、紫金等10余县进行革命活动。11月，中共东江特委巡视员刘琴西从紫金来到龙川四甲，向龙川特支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部署龙川武装暴动。下旬，龙川特支在欧江建立龙川县第一个红色政权组织——“仙寨乡苏维埃政府”。

1927年12月底，龙川籍中共党员黄克自参加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受广东区委的派遣，从广州回到龙川，改选了龙川特支领导机构，由他担任特支书记。翌年2月，黄克率黄觉群、杨复生等人在佗城四甲成立龙川县苏维埃政府（又称县革命委员会），并将鹤市、通衢、登云、黄布等地的革命武装合编成立“东江工农革命军”。

在中共龙川特支、龙川县革委会的领导下，“东江工农革命军”积极筹备粮食，加紧军事训练，制订了配合东江武装大暴动的计划——举行鹤市武装暴动。3月10日，经周密部署之下，由总指挥黄克，副指挥黄亚辣率领的工农革命军400余人一举攻占鹤市街，缴获区警署枪械十余件，没收了数家资本家的财物分给地当农民。

鹤市武装暴动和县苏政权的建立，揭开了龙川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寻求真理，渴望自由，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篇章。从此，开创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先河。

为此，我的家乡龙川鹤市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1918年出生的我，此时已经10岁了，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有了革命的元素。

 

二

据丘氏老谱记载，我村在明万历年间兴建丘氏宗祠，祠堂的门前有一口大池塘，乡亲们都称为“鲤嫲塘”。

我的父亲丘昌鸣是单丁独苗，是饱受压迫剥削、在艰苦岁月里熬熬过来的人。父母生育了我们四兄弟和一个姐姐，幼小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祖父祖母，老人家仅留下了几间破旧房子给我们一家七口居住。

那时，北山丘氏宗祠兴办了一所学校，父老乡亲就取名北山小学。北山小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成为了培养青少年的重要阵地，并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因此，有人称此学校为“红色祠堂”。

我八岁时就在这间小学读书。十三岁初小毕业，十四岁在高小只读了半年书，下半年又停学了，十五六岁那两年都是上半年读书下半年做工。停学后，我就跟父亲去学车衣，十六岁下半年又开始跟母亲学车衣。

因为家庭困难，完全靠做车衣不能解决家庭生活，我就和父亲商量做烧石灰生意。有闲时又做车衣工作。我家就全靠做这两种活来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

我很早就听人讲红军的故事。在农村里，那些出过远门的人，讲红军的公道，讲红军打仗英勇，说红军能救穷人，那时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对红军的印象特别深刻。

后来，登云乡成立了农会，农会领导群众向地主作减租减息的激烈斗争，运动的浪潮波及到乡村各地。为此，我接受了革命浪潮的影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先来鹤市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五月间又到登云乡，并且在我们村里宿营。他们很接近农民，特别是我们村里的青年人，都接受了他们的宣传教育，这使得我们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认识更加深刻。因此，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就更加明白了，并且迫切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参加共产党，希望能为广大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事业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同志到我们村里活动，是北山小学的丘炳初同志联系的。丘炳初是北山小学的老师，中共党员。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斗争燃遍全国各地，在丘炳初老师的鼓动下，我们村的抗日热潮也很高涨。

丘炳初老师和我的关系很密切，对我的一举一动和成长都很关心，他还经常给我讲许许多多的革命道理。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离开我们村后，鹤市随即被沦为“国统区”。在日寇遮天蔽日的轰炸声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只能暂时转入地下。

丘炳初老师问我：“你愿不愿意参加抗日？”

“我已经是20岁的中国青年” 我对丘炳初老师说“有热血的中国人都会参加抗日！”

“难道你不怕死？”丘炳初老师又问：“如果被日本鬼子抓到了是要杀头的！”

在丘炳初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我毫不犹豫地向他表达了自己要求进步，加入党组织的意愿。过了一段时间，丘炳初老师又对我进行了严格的考验。

1938年8月，丘炳初代表组织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年秋天，丘氏宗祠前的稻田里，已是沉甸甸的一片金黄。祠堂教室的正墙上，端端正正的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我在杨观林同志的领誓下，举起右手向党旗庄重承诺：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据地下工作的保密性，丘炳初同志和我只是过着单线的组织生活。平时，我都是按照丘炳初同志交给的任务努力去完成的。

如今，被誉为“红色祠堂”的北山丘氏宗祠的史册上，还清晰地记载着我入党的经过和入党介绍人丘炳初等共产党员的名字。

 

三

1938年7月，日本鬼子开始派飞机轰炸河源地区，先后共派出七架次飞机轰炸停在河源东埔石角河边的电船和柴船、山羌水公路桥梁、盐埠巷（黄屋巷）邮政局、上城北直街西街和县政府，致使机船中弹燃烧、桥梁摧毁、房屋倒塌，一批老百姓伤亡。

1938年10月中旬，日本飞机轰炸龙川大江桥、老隆师范及老隆镇等地方。同年11月，日本飞机再次轰炸龙川县城、老隆等地方，炸死炸伤当地老百姓20余人。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1937年至1945年，仅河源县城遭受日寇飞机54架次轰炸，投弹253枚，炸死120人（其中男84人，女36人），炸伤116人。共造成河源民众伤亡15825人。

我的家乡鹤市登云镇，全镇被坡度在30度左右的山峦所围绕，中间是大面积的平地，俨然是一个“大口袋”。 再加上镇东南有扼守粤东北的广东七大名关之一的蓝关，日本鬼子望而却步，不敢进犯。有人说日本鬼子曾经在鹤市驻了一个小队，但我们始终没有见到过一丝踪影。只是远远地听到日寇的轰炸机在县城的上空，传来一阵又一阵惨无人道的爆炸声。

抗日的高潮，在同仇敌忾中蓬勃发展。党组织的抗日救亡斗争，却要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可想而知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惊险。

当时上级党组织决定：以北山小学为基础，采取扩大办学的方法，把原来有群众基础的柳田、田心等几个村联合起来，动员各村比较进步的人分别做好各方群众的思想工作。

1940年夏，在联村主要负责人会议上，确定了本地党员黄中杰为学校校长，并聘请了陈国龙同志为下学期老师（党员、区委）；同时于1940年冬，登云北山党支部在北山小学成立，决定由黄中杰任党支部书记，曾庆萍任宣传委员和我担任组织委员的组织机构。由于形势需要，上级决定由我负责去附近的梅花洋、洋塘村开展活动。

1941年，刚过完春节，我就以一个裁缝师傅的身份，开始在洋塘村开展有关活动了。

为进一步加强北山小学抗日宣传重要阵地的领导，原区委陈国友同志去了邻村的通德小学，龙川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蔡梓培同志到来北山小学主持工作，同样以小学教师身份进行领导党的工作。当时，北山小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龙川县委机关的所在地。

1941年下半年，我一方面在洋塘村开展活动，另一方面还担任了当时县委的交通员。那年12月间，我正式把自己的衣车搬到了老隆城皇庙交通站，当时是和钟鸿翔同志在一起。钟鸿翔同志对老隆镇情况比较熟悉，组织上还叫他把老隆镇中心小学的校服领了回来加工。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一些经济费用，同时对交通站的工作，还起到明显的掩护作用。

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共产党人各人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942年春节期间，我们用醒狮团之名，把一些比较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用舞狮拜年的形式到各村进行抗日宣传。

我到洋塘村开展工作期间，首先落实了在大革命时期，因为历史方面的原因，组织上有一段时间与郑美林同志失去了联系的的问题。通过调查核实，同意恢复了郑美林同志的组织关系。

从此以后，党在洋塘村就更加有了凝聚力。洋塘和磜下几个村，经过宣传教育和深入具休了解做细致工作后，培养了部分积极分子和正式吸收了一些党员。同时，郑美林同志还创办了洋塘村小学，为党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抗日宣传阵地。

1942年春节前夕，后东区委梁威林同志在洋塘村郑美林同志家，举办了一期各县县委干部参加的学习班。当时要办这样重要的学习班，这在敌占区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四

1942年春节后，我又调到后东交通站工作了，那时主要是和梁威林同志接头，然后去完成他交给我的各项工作任务。

在铁场坑刘屋亚刘伯那里，组织上在老隆镇鱼行街庆泰行租了二层楼并挂上了“裕泰公司”的牌子。我以老板聘用伙计的身份住在公司里，平时以做山货名义，主要是贩卖一些和平雨伞、草纸和背岭笋干等等。这样既可以掩护地下工作。同时，又可以做一些生意糊口度日，这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的脚印所到之处，耳畔呼啸着日寇的枪炮声，头顶是日寇的军机肆虐地扔着炸弹，身前身后都弥漫着弹火和硝烟。更可气的是每次执行任务时，总要左顾右盼，还要看看身后有没有奸细的跟踪。那时，我24岁，血气方刚，我真想真刀真枪和敌人面对面地痛痛快快干上一场！每当这时，我总是按一按腰上党的机密文件，忍辱负重地把屈辱和怒火强压心间。

梁威林同志开导我：培林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懂得什么是革命的大局，你不是一枝枪一个人的普通战士，更不要有宰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个人英雄情结，你的身前身后都关乎着党和敌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你的每一份情报，都是党制定国统区抗日决策的重要依据！

在“裕泰公司”伙计身份的掩护下，我走遍了紫金、五华、河源、龙川、和平等地的山山水水。在跋山涉水和处处艰险的敌后抗战里，因为我护送的情报，地下党组织免受挫折，也因为我护送的情报，战士们抓住时机，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打击了日寇，更重要地是因为我护送的情报，及时地把党的指示传达到了每一位敌后抗日的同志，也把敌后抗日的每一个战争态势反馈到了党的决策之中……

1942年5、6月间，曲江事件又发生了。

国民党破坏了中共南委和粤北省委机关，南委秘书长郭潜被捕。随之，其他主要领导和粤北少委领导也前后被捕，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果断地电令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治委员尹林平同志：“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暂停活动，等待时机，已暴露的干部转移到游击区”当时上级组织立即向下传达并执行了这次决定。

我因病回家治疗，加之交通隔断，我没有接到组织指令。因此，一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只有在老家一边治病，一边做一些简单的缝衣手工活度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时，党一面忙于搞接收日本鬼子投降的工作，一边又在全面恢复党的组织工作。

上级组织派郑国英同志回到龙川县，和黄民同志他们一起，开展党组织的全面恢复工作。几经辗转，1945年冬天，郑国英同志回来联络我后，恢复了登云的党组织和我们的组织关系。

我感到特别自豪的是：在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几年时局里，我始终坚守着党的信仰不动摇，革命意志不减退。

回忆在国统区的敌后抗日，我对总有人觉得不如大会战来得宏伟壮观付诸一笑。作为一名坚守敌后抗日的老战士，我感受到了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毛主席未雨绸缪的英明伟大！

所以我很骄傲地说：我们在国统区所做的抗日救亡工作，为全中国赢得了民心，也为在日寇投降后，中国共产党摧枯拉朽地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基础。作为在国统区浴血奋斗的地下工作者，我为我的付出自豪！

日寇滚回老家后，我在尹林平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在敌后工作的第一线，并积极为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竭尽全力、矢志不移……（本文已经丘培林同志审阅）

 

 

图为丘培林同志所获勋章以及其党徽

 

 

参加采访者：李华生、练和平、黄造红

执笔、整理者：李华生

采访时间：2015年4月13日

采访地点：惠城区南坛丘培林同志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