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说：“往事如烟”，不无道理。但有的往事并非如此，随着个人史识的加深，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反而越来越清晰。我对六十年前的往事大多褪色、淡忘，唯独对日寇投降前后的往事却历历在目。个中原因大概如此。

1945年1月14日，惠州城第四次沦陷。那年我10岁，随家人逃难于南津(现在的龙津)乡间祖叔家,一住就是半年多，直至8月下旬才回惠州城。

喜讯传来

8月中旬，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南津乡间秘传：“萝卜头(指日寇)打败了，向我们求和投降了!”当时大家不知这消息是真是假，只是三五亲朋夜间的窃窃私语，我们小孩围上去偷听，都被大人赶走，还叮咛不能乱传。可是没几天消息就公开化了。

消息传开后，一些胆壮的乡民和城里来避难的男人(我大哥就是其中之一)就潜入城中打探。消息得到证实后，每天傍晚时分妇女们借“酬神”、“还愿”放炮竹来庆祝；男人们边喝酒边纵论天下大事，话题当然是“萝卜头”如何吃败仗，日本天皇如何宣布无条件投降；一群群小孩则放开歌喉唱半年多不敢大声唱的“打倒日本，打倒日本……”等抗战歌曲，当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用禾草扎的“鬼子”就在孩子们的“竹刀”下一个个地倒下。

女人们眉锁解开──欢心，男人们郁闷散去──豪放，孩子们找到宣泄──解恨。小小的南津叶屋，十来户的乡亲大事庆贺苦尽甘来。

回城路上

大哥返城后回来，对我们说：“市面虽然还很冷淡，但日本鬼只占住县城的学宫(今惠阳高中初中部)、府城的中山公园，以及府县两城的一些大屋，如县城的东湖酒店，府城的黄屋怡园等处，很少上街”。停了一会，他又说：“听说国军返城是迟早的事”。大哥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主张全家回城。

8月下旬，我随家人告别了祖叔，离别住了大半年的南津回城了。路上，回城的人很多，形成一条人龙。个个虽是衣衫褴褛，但神情舒畅，一路欢声笑语。

从南津回城，当年走的是东江边，当时江水很涨，滔滔滚滚，回城人的胜利喜悦也如江水一样欢畅。

走了不久，过了翟屋，望见了东新桥，望见了皇宫大酒店(当年惠州最高的四层建筑)，大家不约而同停住脚步，一位上了年纪的大伯说：“快到家了!不知皇宫酒店现在有没有开业呢?”大伯的猜疑道出了同行人的心思——回到城中不知是凶是吉？刚才的笑语欢声戛然而止。为了打破沉默，大哥高声地说“快了!一个月内，皇宫保证开张!”大家循声找人，发现皇宫的少东家也在回城的人流中。

妈怪大哥直白多事，我却为大哥感到自豪。

过了东江沙看见惠安医院（今惠州医院）有“萝卜头”的军哨，大家像看见一个烂柿子一样不舒服，默默地从便门仔入城。人龙分流各自归家，互相话别时，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敌人投降快两个星期了，为什么还不见‘国军’的踪影?”

两则故事

拱北桥(俗称五眼桥)是当时府城北门与下廓唯一的通道，也是东江与西湖的交汇处。东江水枯时，桥下只是一个小水塘，水涨时桥北边与东江连成一片，俨似汪洋。

九月初，连下暴雨。我家住北门，这些天夜间总听到暴雨声中夹着隆隆的汽车声。原来，“萝卜头”以为拱北桥旁是深潭，夜里借风雨交加掩人耳目，把军用物资一车一车的运往桥边倒掉。

可是，三五日后，江水退去，所倒物资多数沉积在小水塘里。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到桥下水塘里摸鱼，捞起了不少钢盔、防毒面具、枪支零件、子弹等物。

其实，惠城附近的东江，．到处都有敌人销毁的军用物资。往后几年，人们在东江游泳，常常发现日本钢盔和防毒面具。
这则故事，引起我们一批小伙伴的谈论，虽然议论各异，但大家都认为敌人不死心，国军受降来得迟。而我所惋惜的是：这些本应缴给我们的“械”被销毁了，为此耿耿于怀。

可是，不久一件令我解恨的事发生了。

北门直街有一间小杂货店叫荣记。老板叫阿添，儿子叫阿尧。阿尧是位高中生，因战乱停学在店中帮做买卖。

一天，住在街尾李屋的一个“萝卜头”跑到荣记来，见货架上有个“日字钟”，他想要，但又深知“今时不同往日”，不敢硬抢，就打着不咸不淡的腔调说要借钟。阿尧不给，二话没说，把钟甩进柜下。这举动表明：宁把钟甩坏也不给!周围人一阵喝彩。“萝卜头”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带着一串嘘声灰溜溜地离去。我的“嘘──”最长，把“萝卜头”送到五十米外。

国恨家仇

日寇侵华，所到之处都变成人间地狱。他们烧杀抢掠，屠村毁城。8年间，中国数千万人死于非命，无数城乡建筑变成废墟。惠州在第一、二次沦陷，就被焚烧了9街18巷。第三次沦陷，仅在沙下就有300余人被杀害。我家在抗战中被焚店铺三间，大屋一所(福昌栈、兰馨堂、玉诚和北门街38号三进大屋);三哥渭松在南京抗战牺牲，二嫂饿死在逃往韶关的路上。

三哥原是书生，“9·18”事变后，他投笔从戎，入广东燕塘军校，“7·7”事变后，他升任团长，首批赴南京抗战，壮烈牺牲在紫金山下。

渭松兄的牺牲，留下孤女寡妇，当然是我们家族中的痛。但记录在我们家史上，却闪烁着为国为民的光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时，四哥镜浓曾赋诗祭奠：

文弱书生为报国，弃文习武上燕塘，

身先士卒腾京甸，马革裹尸警寇狂。

四哥是黄埔16期毕业生。此诗曾在《黄埔师生抗战诗词集》发表。与此诗同时发表的还有他的《胜利纪念日感怀》：

忆昔少年征战日，抚今两鬓傅霜时，

欢欣国共同携手，应信神州不可欺。

与我同代的人的浓烈爱国思想情怀，多是从抗日战争的国恨家仇中培养出来的，至今仍未减退。前几日几个小青年说：“今天还有谁忧国忧民呢?”听后我很震惊，难道60年前的国恨家仇，在新一代中真的成为如烟往事?

受降见闻

9月初，日军在一艘军舰向盟军签字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惠州。9月中旬(9月16日)，日本南支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国军何应钦签字投降的消息也在惠州传开了。自此，国军要从河源下惠州受降的消息天天在传，人们翘首以待。不久，终于让惠州人盼到了这一天。9月尾的一个早上，我来到水东街包公巷码头左侧我家的叶兰馨堂二楼，等待从河源开来的受降船。当日天气晴和，包公巷码头人山人海。中午时分，日军排成左右两列，站在码头的台阶上守候，军佐戎装佩剑，士兵有的擎着军旗，旁边地上放着少许枪支。整个场面，人虽然多，但都很静默地等待。日军多是垂头丧气，也有“死鸡撑硬颈”的。

我在日军头目中看见一个熟悉的脸孔，此人驻扎在北门街黄惠波的洋楼上。往日我见过此人多次，所以认出了他。他大概是个中级官佐，平时戴着眼镜，相貌很凶。今天我见他站在投降的队列里垂着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下午三时左右，一艘小汽船从上游“哒哒”地驶来，后面还有好几艘拖驳。船过了白鹤峰下的石矶头，沐范湖那边的群众已欢呼放炮仗了。

江水很涨，船行很快，不久就到了包公巷码头。汽船靠了岸，首先出现在船头的，是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军官，后面跟着几个荷枪的士兵。这时，岸上的日军有人喊了一个口令，“膏药旗”当即倒下，枪剑唰唰落地，群众高呼“胜利！”“万岁！”随后炮仗齐鸣，几个绅士模样的欢迎者把毡帽扔上半天。

一会，一个日军头目被叫下船去，有人说是去签字，有人说是去受训。

不久，国军的军官在下船的日军头目陪同下上了岸，穿过投降日军的行列，踏着日军的降旗……，欢呼声此起彼伏，包公巷码头沸腾了。

事后有人说，受降的国军是缪佩南的一个参谋长，也有人说是一个团长……。

缪佩南是一个什么人?受降的那军官是什么长?我当时都不感兴趣。这一幕在我幼稚的心灵只有一个字──爽!

可惜当时三嫂不在场，如果她亲历这一幕，一定会告慰三哥在天之灵。

几年后，我才知道缪佩南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河源人。

提灯游行

10月初，复学了。当时我在鹅岭镇第一小学(即旧两等小学)读五年级。复学不几天就庆祝胜利大游行。胜利游行定在晚上，所以要提灯。所谓提灯，参加游行的人有的手持灯笼，有的拿缆支火把。灯笼各式各样，有圆有方，有飞机型、枪炮型，五光十色，缆支火很耀眼，还不时发出啪啪声。我和同班同学是拿缆支火把游行的。参加游行的工农兵学商都有，学生的人数最多。

下午6点，游行队伍在中山公园集合，从公园正门出发，沿中山北过“十字亭”到中山南；从榕树头下过浮桥，到晒布场，经咸鱼街抵达水东街平一坊、平二坊；从西门口折向上塘街、下塘街后，学校宣布游行结束。我由大哥接回家，家里人都在三哥灵前祭奠，祷告胜利。大哥上香时说：“我们胜利了，三弟，你的血没有白流！”

游行所经的街路搭了好几处彩牌楼。中山公园的牌楼最大，两边有邑人吴仕端撰写的庆祝抗战胜利的对联。水东街的几个牌楼最华丽，绿榕、鲜花，生气盎然。两边也有对联，据说是商会会长请陈仕煦所撰。

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夹道欢迎的群众大放炮仗欢迎。水东街的炮仗放得最多，满街的炮仗纸足有一尺厚，人从上面走过，如履厚棉。

游行当夜，万人空巷。全城的酒卖光了，炮仗卖光了。游行的人喊着口号，声音叫哑了。开路的醒狮队给炮仗包围了，锣鼓声震动全城。郁闷了八年的惠州苏醒了。

往事不尽如烟，我写着上文，往事历历在目。如果这些事也如烟散去，记忆里还储存什么呢?我想，即使在只讲利益交换的脆弱社会，不忘国耻，忧国忧民，还是大有人在的。

注：文中提到的兄长，都是我的堂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