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亡故的师友中间，一提起梁永泰的遭遇就使我特别难过。假如他不死，今年也刚过古稀之年，比我还小十四岁。然而，呜呼哀哉，他已经死了三十六年了。他死时只有三十五岁，时为1956年，正是创作力量最旺盛的时候。这是多大的损失啊!

梁永泰，惠州桥东惠新西街人，1921年生。家贫，靠母亲在广州做杂工维持生活。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中学还没有念完，他就辍学谋生。当时我刚从沦陷的上海回到广东，参加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和他在同一个办公室。抗战开始，政治部的负责人延揽了一些比较进步的爱国人士。大家坐在一起，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梁永泰听着这些老大哥的谈论，好象有些开了窍。大家也把他当成小弟弟。总的来说，他完全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伙子，一边工作，一边唱歌。因为我和他同是惠州人，我久离家乡，一见面就特感亲切。他那时已经开始搞木刻，而且出手不凡，我为此写了两首七绝诗给他：

丹青古有绘流民，梨枣今雕战士身。

四万万人齐奋起，旧邦会见命维新。

刘郎不敢题糕字，小子将如木刻何?

雅正未闻凭复古，榛芜剪辟莫蹉跎。

他是勤奋的，他非常重视鲁迅关于木刻的指示。鲁迅对麦绥莱尔的木刻技巧的分析：“作者的手腕是很好的，但我以为学之恐有害，因其刀法简略而黑白分明，非基础极好者不能到此境界。偶一不慎，即流于粗陋也。惟作为参考，则当然无所不可，而开手之际，似以取法子工细平稳者为佳耳。”说到中国木刻家的病根和补救方法，鲁迅认为“现在中国的木刻家，最不擅长的是木刻人物，其病根就在缺少基本工夫，因为木刻究竟是绘画，所以要学好素描。”又如鲁迅特别欣赏克拉甫兼珂“注意于背景和细致的表现，也将使观者得到裨益。……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尔建造》是惊起这种懒惰的空想的警钟。”凡此种种都是他身体力行并常常引述的名言。说来也真巧，鲁迅特别向我国木刻学徒推荐克拉甫兼珂工细平稳的风格使梁永泰铭记在心，就在抗战期间国际邮路非常阻滞的时候，他居然找到一篇德文的研究克拉甫兼珂的艺术的文章。他激动而又略带羞怯地要我帮他译出来，好让他细心揣摩。我当然乐意立刻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是这样苦心孤诣地随时注意丰富他的知识的。

他既注意当前的美术动态，也重视美术的历史的演进。除了苏联的作品之外，他也博览西欧的作品。即以德国而论，珂勒惠支的作品藏在他的身边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也钻研丢勒的艺术。这就不能不使我惊叹了。

按照通常的习惯，美术家大都喜欢在他所作的画面的一角签上自己的名字或者依照他的名字的外文拼音的开头字母排在一起或者交织成图案。梁永泰也不例外，但他别出心裁，请一位从苏联中山大学回来的同事用俄文把他的名字拼出来，然后将永泰两个字的起首字母“1O”和“T”排在一起，把“T”这个字母上头的一横延长到10的直线上，形成一座牌楼的样子。这种用俄文字母拼音签名的办法，恕我孤陋寡闻，我还没有看见过第二个。梁永泰却一直是这样签下去，不怕别人骂他亲，苏或者拿卢布。   

初到政治部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小伙子，他职务的等级是少尉。后来他从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转到第四战区政治部，又转到铁道部门?做一些文教工作，后来又再回到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木刻已经在各地报刊上连续发表，而且得到了好评，各方面都认为应该、破格提拔。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被越级任命为少校。这是少有的提拔，说明他是名副其实的拔尖的新秀。

1943年春天他在曲江举行个人展览会。有木刻、有炭画、有粉画，有许多是到工矿体验生活的收获。展出之前，他夹着一大摞大大小小的作品给我看，要我写一篇介绍的文章。我看到一幅煤矿工人劳动的炭画。我原以为工人劳动总是使劲地抡起大锤的，可是画中的工人却是平稳地敲打。我向他提出画中的工人好像是不太卖力似的。他说工人劳动正是这样实实在在地一锤一锤地敲打的，不可能长时间地猛力抡大锤。这就是细水长流的道理，亦即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注脚。可见没有实际生活的体验，是搞不好创作的。这也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说到写文章，我本来是坚决不在那些官办报纸上发表什么东西的，可是看到他那热切希望的样子，我实在不能加以拒绝，同时我也不愿意无原则地捧场，于是引用鲁迅的一段话做结束：“但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

不久，我离开曲江，先去了桂林，后到了重庆。没有多久，他也来了。凭他那副木刻刀，他倒是到处都找到了知己。他是一个人来重庆的，家小留在曲江。有一回，他托回广东的同乡带一笔钱回曲江给他的妻子。后来陈原从广东写信来，说他家里并没有收到他的钱。他还叹息道，战争把人的心也打黑了。   

1946年我在南京国立音乐院工作。承他不远千里给我寄来一幅他新刻的苏联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像。签名还是那个牌楼一样的俄文缩写字母。这幅佳作一直保留着陪我从江南走到华北，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同我其他画册一道被抄走了。

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那幅《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的木刻，刻划了那原始丛林中的飞禽走兽对隆隆开来的火车表示惊奇的情景。这使我又一次看到他那自强不息的意志和出色的成就。

1956年外文出版社就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版画部的作品选出古元、李桦、力群、张漾芬等二十七人的四十幅木刻汇成一册，题为《新中国的木刻》，用多种外文出版，其中赫然就有梁永泰的一幅套色木刻《小渔港》。我当时正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外文出版社给翻译处每人赠送一册。我一看见梁永泰的名字真是欣喜若狂：“泰仔啊泰仔，你真是好样的!”我不禁想起孔夫子赞美颜渊的话：“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用在他的身上非常恰当。然而万万没有料到，孔夫子另一句关于颜渊的话“不幸短命死矣”也同样无情地应在永泰身上!

1956年为了准备参加全国举办的建军三十周年展览，他与部队画家柯华一道去外伶仃岛写生，以便提供新作。他们一到驻地，目睹祖国壮丽的景观，心情无比激动。还没有与部队负责同志订出具体的计划，与各方面做好联系工作，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到处观赏，甚至于动起笔来。海防哨兵的警惕性是非常之高的，又都是神枪手，看见他们口讲指划的样子，怀疑他们是偷绘地形的间谍，于是瞄准他们扳动枪机，两人应声倒地。及至弄清他们身分的时候，已经返魂无术了。后经总政治部查明真相，追认二人为烈士，子女教育由政府负责到大学毕业。

1961年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编印一本《梁永泰画集》，算是他留给后人的遗产。要是他能够多活一些年月，即使不能像齐白石那样活到九十多岁，只要能活到克拉甫兼珂(1889—1940)那样的年纪，他也一定会给我们贡献更多更好的作品。然而这一损失终究是无可补偿的了。   

(作者是惠州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