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兵，一生不改红旗本色。
父亲是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父亲是书，记录岁月的苦难历史。
父亲是诗，唱尽人生的悲欢离合。
学生时代，一双布鞋走天下，父亲凭着满腔热血从广东坐火车到北京觐见毛主席，在庄严的天安门前留下永远的红色回忆。那时那刻，理想的种子，在父亲年少的心田深深埋下。他稚气未脱的脸，在远处天安门毛主席崇高的肖像下，更添坚毅与勇敢。
父亲初中毕业后，参军到了武汉成为一名光荣的空军。作为地勤兵，父亲和战友们一天到晚挖洞，凿地，修路，修水库，修机场，为国防基础设施奉献着无怨无悔的青春。那时的军人，一颗红心，浑身是胆，挨饿危险都不怕。战友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不怕牺牲，总可攻克难关。父亲的一个同乡战友，在修涵洞时，被炸药炸伤，留下残疾。还有一个不同省的战友，在修水库时，被湍急的漩涡卷进水底闸口，再也没能回来。那些无名的战友，请安息吧，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你们血染的风采。
飞行员招考时，父亲跑了十公里赶到体检队，一量血压，高了，被刷下来。事后有战友告诉他，如果跑完步歇一会，慢慢擦些冷水，血压就不会高了。命运就是如此残酷，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父亲仍不灰心，他要和命运死磕。又赶上文工队招考，由于各方面表现优异，父亲幸运地被选上。最开始学二胡，把双手十指插入雪地里冻僵冻肿练硬度。无论日夜寒暑，他勤学苦练，终于练得一手好二胡，在文工队里谋得一席。练了二胡后，再学其他乐器就得心应手了，手风琴、口琴、扬琴、胡琴都信手拈来。父亲在文工队表现优秀，为繁荣部队文化工作，凝聚革命战斗力作出突出贡献。他留给战友们最经典的形象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胡司令”，以至于半个世纪后，战友重逢，都管他叫“胡司令”。
父亲也想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实现远大理想。人的意志能否逆转形式？他以为只要有技术，有能力，命运曙光就会青睐他身上。然而，人生的成功哪能一帆风顺与如人所愿？在提干严肃的关节点，部队派员回乡下考察，了解到老祖父当过保长，提干梦想从此破灭。根正苗红却被历史所累，这样的打击，需要一辈子才能释怀。但父亲是军人，拿得起，放得下，身体和意志的坚强让他不容许有任何怨气。父亲想起往昔战友有的残有的死，他能够活着完整地退伍已是万幸。
来不及和心仪的图书馆女兵告白，父亲匆匆回到南方乡下。对于倔强的父亲来说，他无法以一个失败者的身分面对纯洁而高贵的女孩，他把梦想和初恋永远留在武汉。
回来广东后，父亲由于才华出众，且是光荣的退伍兵，被乡村推举做了民办教师，同时也收获了乡村一枝花的爱情，那是我的母亲。白玫瑰在远方，是怀念祝福的。红玫瑰在身旁，是同甘共苦的。多年后，排行第四的我已出生，命运再次向父亲伸出橄榄枝。大学招考了。父亲和另一位同乡老师一边上课，一边耕田，一边复习，成了乡亲们眼中的骄子。而父亲并不被大多数看好，毕竟他已是几个孩子的男人，而那位同乡还没结婚，年富力胜。为了让父亲腾出更多时间看书，小身板的母亲几乎揽下所有家务和农活。父亲为了把食物分给孩子吃，一个大男人饿得荒，连观音土也吃上了。父亲脾气不好，母亲始终用宽容支持他，理解他，用温柔呵护着孩子们。
那年腊月，北风忽忽，老围屋阴冷彻骨。接生婆在破屋里忙活着照顾临产的母亲。我家外婆唐突地敲开吱吱丫丫的木门，兴奋地说“考上了！考上了！”。接生婆不紧不慢摔破一个碗，将碗锋利的裂口伸进被褥。“哇！”的一声，我弟出世了，那是一个营养不足的孩子，皮肤褶皱，小老头似的。接生婆说，“总算有个带把的，往后会长大。”外婆笑眯眯地抱着外婴儿，说“双喜临门”。
我老屋的破门能否承受住这浓重的喜悦？
父亲带着乡村的祝福与期望去城里读大学了，母亲一个人在家耕田带五个孩子更显吃力。弟弟憋红了小脸，也无法从母亲那干瘦的乳房，吸吮更多的奶汁。好心人给了母亲一条咸鱼。母亲把大眼鱼头放进锅里水煮，慢慢熬成乳白色的汤，弟弟才算吃上一口好奶。姐姐们上山采野果子，山稔、莲雾、桑葚、锥栗、柿子等等充当口粮。饥荒时，树叶、香蕉头都吃上了。劳力不足，孩子众多，欠了公社很多公分。日子拮据，姐弟们半饱一餐饿一餐，以至于成年后都长不高。
两年后，父亲不负重望，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县一中教书。那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事？全村人都来道贺，祝福母亲跟着父亲跳出农门，说母亲命好，嫁得好，守得云开见日出。一个贫困山村的农民，能够在县重点中学教书，在当时是许多人可望不可及的。
那时，水泥路还未通向村里，只有一条当年老祖宗逃难进山时留下来的弯弯曲曲，险象环生的小路，没有向导，外人进不去。父亲挑着担，母亲背着弟弟，姐姐牵着妹妹们的小手，肩并肩淌过小河，越过石头，穿过丛林，踩着花草，迎着阳光雨露，朝着唐僧取经的反方向一路向东，走向希望的县城，走向期望的乐园。
乡下孩子进城感到无比新鲜，电影院海报上的阿姨那么美丽，电视报上的济公那么滑稽。姐姐们穿上蓝白相间的海军水手校服那么可爱。那时候，县城流行一首歌《卖汤圆》，我听了嚷着要买来吃。父亲省吃俭用，每个星期都带孩子们去吃一次汤圆。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母亲承包了学校的公厕，她负责打扫卫生，然后将尿卖给收购肥料的人赚一点点钱。人们戏称母亲是卖肥西施，父亲一脸憨笑。
父亲在县一中只知做事，不谈交际，认真上课，辛勤教学。有一次，一位教育局官员听父亲讲课，无心和旁人说了一句话“这个人教学水平很高，以后大有前途。”没多久，父亲就被通知调下乡镇中学。
我命由天不由我！无论父亲多么努力，他始终没有在县城站住脚。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不懂奉迎口味的人。父亲本来已经跳出农门，又被下放回乡镇，这岂不是打回原形？他没有太多时间耗费在人情世故中，他还要养家糊口，他没有本钱去赌前程。父亲头一回认命，到哪里还不是一样教书。拖家带口，我们又回到乡镇，命运来了一个玩味的轮转。姐姐们再也没能穿上蓝白相间的可爱水手校服，姐妹之间一级一级往上捡旧衣服穿。尽管这样，在县城培养的朴素审美观，已经影响我们一生。在以后的成长历程，无论遇到多少困境，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孩子，都始终保持着举止的优雅和生命的尊严。
就这样，父亲兢兢业业在普通岗位上当了几十年教书匠，几乎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基层教育，奉献给乡镇中学，一路走来，波澜不惊，平平淡淡，清清贫贫。我们姐弟在父母的微薄收入支撑下快乐地成长起来。姐姐当年师范毕业被保送读大学，由于家庭贫困，她自愿放弃，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妹妹弟弟。父亲为此很后悔痛苦。姐姐的牺牲精神与父亲一脉相承，是我们家族不可改变的基因。
父亲退休那年，他一个下海经商的同学聘请他到深圳的民办学校当校长。那时，深圳号称几百万外来人口，公办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民办学校异军突起，正是大量需要人才之时。命运真会开玩笑，父亲一把年纪还背起行囊跟着一群南下寻梦的年轻人来到深圳，过一把打工瘾。父亲的才华在民办学校终于得以伸展，他和年轻人相处得很好，在他带领下，民办学校年年考核名列前茅。父亲的吹拉弹唱在深圳的民办学校汇演中很能派上用场。年轻人就喜欢这样和时代接轨的老头子。由于官方对民办学校越来越严格，尤其对安全校车、校舍抓得很严，父亲压力越来越大，身体也吃不消，在他当民办学校校长的第八个年头，他终于退休，彻底告别教书事业。
不知不觉，父亲的人生过了花甲，到了知天命。母亲总是埋怨他不教孙子读书写字，只知和朋友吹拉弹唱。其实，我能理解父亲。他太累了，一生都在三尺讲台经纬天地，谈古论今，他想好好休息。
父亲和一帮老年朋友成立了一个音乐团，每逢区里搞活动，音乐团都会受到组委会的邀请，每个老人会收到一百或二百不等的红包，父亲每次都会把红包上交给母亲，作风一生不变。没有母亲当家，就没有这个家的幸福。
由于精通的乐器种类繁多，父亲很受朋友欢迎，一些大妈经常让父亲伴奏。大妈们年轻时辛苦打拼，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完全牺牲个人空间，到了老年都希望找回自己的兴趣爱好。她们很喜欢登台表演，逢年过节，舞台基本被大妈包场。她们比年轻女孩更花枝招展，更多姿多样。母亲从不过问，她对父亲的信任是这个家的基石。中秋节时，几位优雅的大妈用俄文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父亲用手风琴倾情伴奏。深情的歌声，饱含着对岁月的无限怀念与真诚。悠扬的手风琴声仿佛牵领观众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老一辈的情怀，老一辈的梦想，老一辈的奋斗，都凝聚在歌声中，萦绕在记忆的长河，难散去，难忘却。
父亲桃李满天下，学生常常开车接父亲去近处旅游，吃饭，谈心。有学生问父亲有无到过外国，父亲说没有。学生问他想到外国走走么？父亲憨笑说中国挺好。学生这才说，去了外国才知中国好。父亲就说，国家人口多地方大难管理，能和平发展到如今，很知足，人民安居乐业，不像外国某些国家战乱动荡，朝夕难保。父亲一直教育我们爱国，不要受金钱名利诱惑。
父亲很惜命，他看到太多战友，同学离世，心有余悸，所以努力锻炼身体，用道家的方法养生。每天早起，他必口喷三大盅水，谓之吐故纳新。正餐只吃粗粮蔬菜，从不抽烟，喝点小酒。我知道父亲的用心良苦。他朴素地希望保住健康，多领几年退休金，减轻孩子们后顾之忧。他从不写下任何文字，回忆对他来说太伤身心。写文章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苦旅，异常煎熬，他宁愿余生在音乐、山水、花草中度过，忘却这一生的苦难。他一直打理着自己家里的楼顶花园，闲暇时和几个朋友在楼顶邀月赏花，对酒当歌，不亦乐乎。
前些年，适逢我们当地旅游区升级为国家5A景区，父亲和朋友们被邀请去演奏道教古乐。父亲着一袭白衣道袍，银发满头，仙风道骨，已然是山中高人，壁立千仞，无欲而刚。
我的父亲，一辈子命运坎坷却毫无怨言。他默默耕耘，用坚强与隐忍对待岁月的苦难；他云淡风轻，用乐观与豁达包容人生的风雨。仅以此文，为退伍老兵的父亲立言。愿天下所有父亲身体健康，愿所有老兵精神爽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