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曾翻阅“惠城文史”22期，那是专门介绍刘仑先生事迹的专辑，似乎都未提到本文的内容，包括可能是他本人提供材料写成的“刘仑大事年表”。当然他本人经历太丰富，就像吃烧饼掉芝麻，难免忽略，但我觉得可惜……

——题记

今年是红军长征85周年，不断听到传承红军长征情精神的声音。回想30周年前也就是1964年，我在北京。那时纸媒相当发达，有一本杂志叫《中国青年》，历史悠久，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大，青年人几乎人手一册，也很受其他年龄段的读者欢迎。这本杂志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立论精辟，每期又有精彩画页名作，印刷也相当精美。为了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一些名画往往还有文字说明。

当时我拿到杂志后，随手一翻，一幅16开精美的油画就把我吸引住了。画面那种恢宏磅礴的气势让人眼前一亮；红军经过一片广袤荒凉的沼泽草地，虽然恶劣的处境有损他们的容颜，但那昂扬自信和不可战胜的意志是骨子里冒出来的，令我肃然。这幅油画叫“红军过草地”，是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画作，再看看作者，是刘仑。我一下愣住了，一股热血由脚下直冲头顶。是他，是他，肯定是他！

相信换上别人或许不会如此激动。刘仑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而且有年近乎销声匿迹（对我来说），而今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打从我学龄前就念叨过这个名字。他家是我家的邻居。虽然他家住姚屋巷，我家在大菜园，分属两个街道，但我家对着惠州监仑的西门，他家傍监仑东北门。两门相隔不远，如果沿着高墙走，只需几分钟，中间又没有其它住家，其实是毗邻。正因如此，大人也常有来往。我长大念书后又知道他是我小学和中学（昌明小学和惠中）的忘年校友。惠州城不大，惠州人爱才，说到家乡人的成就都十分自豪，如果谁出了名，保险传得家喻户晓。当时惠州绘画名人不多，薛秀亭、李长天，再就是刘仑，刘仑在惠州又多次举办过画展，惠州人谁能不知道？但他大多在外，又有年龄的差距，我是否与他有过谋面，印象十分模糊，因此我的记忆里也就无法拼凑出他的容颜相貌。

刘仑的画作我倒不是第一次见。我小时候听我的兄长他们谈论过，那时刘仑在惠州举办过画展，展出的是国画，还有版画。1949年初，刘仑回惠期间，在惠州中山公园西侧文化馆举办了一次画展。那时我在昌明念五年级，饶有兴趣地前往参观。这次展出的全是东洋画，有不少是东洋人的生活画面，这些画多少让我有些陌生，也让我有些不解。不是说刘仑擅长于国画和版画吗，怎么是东洋画？事实上那时我并不懂画，只是看看热闹而已。后来知道刘仑曾留学日本，这也就很自然了。

现在这样一幅得奖、通过期刊传播到全国影响广泛的名画，作者竟然是刘仑，极有可能就是我熟悉的一个故人，我怎能不想亲眼目睹一下他的原作呢？我甚至也想一探它的究竟。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来到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与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不远，是庆祝国庆十周年建造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十分辉煌宏伟，是共和国专门研究、收藏、展示顶级画作的最高殿堂。当我踏进美术馆一楼大堂就看见东面大墙围了一圈人在观看一幅画，并有人在小声议论。我知道那正是饕餮一席美术的盛宴，一定有“好也”，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真巧！是“红军过草地＂的真迹原作。于是我贪婪地把眼光在这画幅上仔细睃巡。我说过我对画是门外汉，我只能说更加清晰更加感人，气势更加宏伟，也令我更加兴奋。这幅画大概有1.5×0.9米左右，在诸多展品中，画幅是较大的一幅，我的眼睛搜索到画的右下角，画作者署名：“总政少校绘画员刘仑”。这使我得知刘仑是军人，在解放军顶级机关工作。但我也觉得有点怪，刘仑他只会按葫芦画葫芦的绘画员吗？肯定不是。想想也不奇怪，大概是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1964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早已风满楼了，那时大讲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知识分子要夹着尾巴做人……也不许成名成家，要做人民勤务员等等。如果推后两三年，更不许突出个人，通常都是以“三结合小组”或者“集体创作组”署名。

在这次美展上，我还看到刘仑的其他作品，有国画也有油画，他是样样在行的绘画多面手，各种画法都很出色。在美术馆的另一次画展上我还看到过被总理称赞过刘仑的国画《奴隶翻身图》。也许跟西藏平叛胜利五周年有关，能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在全国最具影响的杂志刋登，对每一个画家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奢望。显然这一时期刘仑的画作，已达到了他个人的艺术巅峰。

在这次画展上，我也看到了其他画家长征路上的作品，显然是“总政”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卅周年，为了弘扬长征精神，组织画家重走长征路的一次创作活动。我认为这是刘仑画创作生涯的重要时段。总政组织的这次活动、以及红军长征路上惊天骇世的英雄事迹，都有力助推了刘仑的画作走向峰顶，而刘仑优秀画作通过杂志的刊载、通过国家级的展览传播到广大群众中而广受欢迎，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大大鼓舞了那时的一代人。好的作品是永恒的，事隔55年，它的精神力量依然强大。今天习近平主席号召我们不忘初心，窂记使命，为两个一百年，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进行新的长征。刘仑长征路上的画作，无疑也为传承当年红军长征的基因，为这一代人新的长征仍然起到鼓风扬帆，擂鼓吹号作用。

我当时不但有看刘仑原作的欲望，还有拜访这位家乡名人的愿想，都在一个城市里，应该不是梦想。我还设想过晤面时一句乡音俚语，几句家长里短或许就能彻底消除彼此的隔膜；我也想象过他乡遇故知（当然这“知”并不是知己的“知”）是多么令人激动和美好。但卑微浅薄的我，刘仑在我面前就是一座巍峨的大山，是云泥的距离，是心灵的距离，距离和反差产生内心的阻滞；大师级人物工作和生活也一定十分繁忙，前去打搅也有点莽撞无礼；如果此刘仑并非彼刘仑，那种尴尬，更是自找难堪！……“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我被打发去了大西北，一去廿年，西出阳关无故人，我才真真觉得，在北京时我的思前顾后，踟蹰不前，错失了机会，那真是人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