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在寻找惠州城已经远去的记忆。我这生于和平年代的人，想清楚了解70多年前，我身居的这座如诗似画的水城遭受了四次沦陷的涂炭，是怎样的腥风血雨？那古街老巷的柔弱百姓，小桥流水的人家，是如何在炼狱里煎熬，在苦海里磨练。
一
年长我18岁、与我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兄苗广益告诉我。第四次沦陷时（1945年1月14日），他已经记事。他清楚地记得，他与母亲去省城寻找父亲，船头上是拿着枪押着他们的日本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惠州人出行多选择走水路。“百里流源千里势，惠州城下有江南。”东江，这条滋养惠州百姓的母亲河，这条贯通粤东流域的黄金水道，每日有无数船只穿梭往来。那本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在整个抗战期间，这道风景泼染了一层又一层鲜红的血！
读过历史的我知道，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而失去自由时，接踵而来就是殒身碎首，就沦为敌人的刀俎之肉。堂兄说，每只进出东江的船都站着穷凶极恶的日本仔，堂哥扯着母亲的衣角，惊恐万分盯着敌人寒光闪闪的刺刀，因为这刺刀可以随心所欲刺向每个中国人！长辈已经告诉他，这些日本仔不是人，他们是魔鬼，魔鬼！堂哥幼小的心灵记住祖屋二房的苗文经伯父，在第一次沦陷时（1938年10月），因逃跑不及，被日本仔五花大绑吊在百花洲埠头边的合欢树上，丧尽天良的日本仔把他当成活靶子，用刺刀一刀刀捅死。与他一同被抓的还有北门街数十位街坊，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有的被捅死，有的在五眼桥（即拱北桥）东桥头河边被活埋、杀戮，现场惨不忍睹。苗文经妻子当即精神错乱，此后疯了几十年。在苗氏祖屋长大的我，自然记得这个可怜的老妇人，她每晚跺床，把床跺得嘭嘭响，总是反来复去咒骂同一句话：“天收日本仔啊，叫他们不得好死！”人们早已不记得她姓甚名谁，只称她“懵（疯）娘”。
不仅堂哥的讲述让我胆战心惊，还有让我深铭脑际的是晚婆黄焕嫦曾亲口告诉我的痛苦往事。晚婆2013年去世，享年97岁。这个识文断字的老人，生前无数次向儿孙后辈讲述她的家翁苗怀兴（我应该叫太伯公的人）惨死的一幕。
那是惠州城第三次沦陷（1942年2月5日），北方的寒流袭击了这座古城。之前，贤惠的黄焕嫦为老人缝制了新棉衣，老人快过生日了，家人准备给老人庆80大寿。日本仔进城抓走了所有逃跑不及的男丁，连耄耋老人也不放过。苗怀兴与众人被铁线穿掌捆绑押到水门沙下（今滨江公园西段、水门大桥西桥头一带），那里是日军的屠场。他们在这里以枪杀、刀捅、刀割、挖心等残暴手段，集体屠杀惠州平民百姓600余人，对反抗者，日军捅死就把尸体踢到江中，血流入西枝江再灌入东江，两江浑然连为一条血河！地方志记载，一连3天，日军在惠州城大开杀戒，加上光布头、流水庙、晒布场、沐范湖、铁炉湖（以上均为地名）屠杀600余人。第三次沦陷，日军杀害惠州城平民百姓1300余人。事后，黄焕嫦家人寻找老人的尸体，在堆积如山的尸体和前来认尸人们呼天抢地的哭声中，认出了老人身上的棉衣，那棉衣有黄焕嫦精心缝制的寿型纽襻。天哪，可怜的太伯公死的太惨太惨，日本仔的刺刀捅穿了他的咽喉，脖子上的衣领口，鲜血凝结了一个大血坨！死不瞑目、双眼怒睁的老人向苍天控诉日军的累累暴行！
我从地方志记载得知，惠州城四次沦陷，被日军杀害包括被飞机炸死的平民百姓有5000余人（还不计周围县区乡村），占当时全城四万人口的八分之一。几乎每家都有亲人遇害，户户都有房屋被烧毁。长辈告诉我，我家祖屋的大厅，因空间高大，古老的酸枝木柱子太坚硬，火燃不起来，而其它房间全部被烧毁。可以想象，这座城是如何的慌乱，如何的遍地狼藉；人们是如何猝不及防地呼喊，哀号，求救，是如何的无助啊。我的心在颤抖，在流泪，在滴血！我秀美的故乡俨如人间地狱！
然而随着在寻访中渐渐展示的历史画面，我的心情也渐渐振奋起来。在日本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下，我家乡的人们并没有屈服，他们最终在反抗和奋起，他们擦干了眼泪和身上的血迹，投入全民族的抗战之中！
二
邹益泰老先生是我在统战部工作时认识的老朋友，一个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这个今年整整90岁高龄的老人，仍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思维敏捷。他告诉我，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时期，他是个12岁的孩子，是惠州“两等小学”（初等和高等的合称）的六年级学生。他亲爱的五公第一次沦陷被日本仔杀害了，他与惠州城所有的孩子一样，怀着对日本仔刻骨的仇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宣传和鼓动工作。
每个细节都那么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如电影般在他眼前闪过。1937年的冬天多么寒冷，而惠州城的抗战烈火却在熊熊燃烧起来。设在平湖门旁边的“惠州民众教育馆”，每天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有组织地进行抗战活动。民众教育馆馆长古伯伟先生，发动一批爱国的进步教师，进行抗战募捐和各种宣传。工作人员谭家驹、彭泰农、王荣庆，举办“惠州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在老师何奕昌、张振雄（后改名张泽）带领下，一边学文化、一边到码头、车站、茶楼、酒馆贴墙报，写标语，演抗日戏（那时日本仔平常躲在郊外的炮楼里）。鬼灵精的他，对自己天赋的演技充满了自信。他与同学们演出独幕话剧《两代人》，讲述的是两代人爱国爱家打鬼子的故事。他粘上假胡子，扮演老父亲，同学罗子强扮演儿子，女同学谭秀贞扮演媳妇。那出戏好成功哦，在城里在乡村，演了一场又一场，每次演出，都唤起群众抗日的激情。
孩子们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中迅速成长起来。
我在邹老的讲述中还原一个个鲜活的面孔：谭家驹，中共党员，国共合作时期，他身份是公开的。他其实是“惠州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干部训练班”的负责人，一副儒雅的读书人模样，然而，他领着孩子们四处去演讲，总是铿锵有力，激昂慷慨，极具感染力。孩子们的老师何奕昌、张泽，当时也只是18、19岁的青年。他们是从小读圣贤书的斯文人，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他们的理想是教孩子们学科学学文化，用科学文化建设国家。但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他们明白了，对付入侵的豺狼，只有以牙还牙，狠狠地还击。他们教孩子们唱《义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他们排演一出又一出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打东洋》等。这里还有从南洋回国的华侨青年蔡金秀呢，一个女孩子名字的男孩子，一如女孩清秀的脸庞。孩子们听说他是上级派来的政工干部，但更清楚他是多才多艺的人。他是孩子们的艺术老师，教唱歌、演戏，闲暇时还给孩子们讲南洋故事。那时，他最喜欢自弹自唱一首歌叫《再会吧，南洋》。那浑厚的男中音，那凝望着远方的神情，流露出对南洋家人的牵挂和念想。
故事掀起我激动的情怀，我从心底崇拜那个年代的青年。他们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为了国家和民族，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救国的责任。
我在邹老娓娓的讲述中追踪干部训练班的孩子们。我想知道他们来自何处又奔向何方？原来大多来自惠州城普通百姓的人家，当然也不乏殷实家境的人家。训练班五六十人，有一半女孩子，最大的都不超过15岁。这里有好些是来自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如祝兆强、祝兆乾兄弟，骆绍泽、骆绍勋兄弟，赖瑞琼、赖瑞挺姐妹，还有魏佐舜、魏贻泽叔侄……1939年之后，随着抗战形势越来越严峻，环境越来越艰苦，敌人在城里设置了“维持会”，网罗了特务和汉奸，“惠州儿童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也告一段落。16岁的邹益泰，参加了独九旅，走上烽火连天的战场。随之参加了高榜山阻击战、惠博阻击战和粤北大战。同学们有的参加了“抗先”（抗日青年先锋队），有的参加东江纵队，有的到了国民党第七战区（广东为第七战区）当兵。他们的大哥哥张泽老师就在那时成为一名军人。
邹老所描述的是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文化宣传工作在古城惠州悄然兴起，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根据《广东文史资料》第五十辑记载，这一时期，中共广东省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广州撤退时，派了爱国青年800多人（大多是抗先队员）、中共党员120多人，参加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以余汉谋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组成了政工总队，在该集团军开展新型的政治工作，战地文化工作搞得风生水起。
抗日的烽火燃遍惠州！
我听到惠州著名画家刘仑的名字。当年年轻的刘仑，是第七战区战地工作队队员，他教孩子们画抗日漫画，也经常把自己创作的画义卖捐款给惠州民众教育馆作为抗日宣传的费用。与他一起为第七战区工作队队员的，还有知名的文学家黄河天、何家槐，音乐家孙慎、黄凛。才华横溢的他们，从千里冰封的北国南下广东，为了抗战一起聚集到古城惠州。
我要复原他们青春的脸庞以及穿着军装的英姿。孙慎、黄凛，一时成为惠州青少年拥戴的人。孙慎是青年歌咏队负责人，黄凛是儿童歌咏队负责人。艰苦的环境，激情磅礴的抗战歌曲成为鼓励人们的精神食粮，人们唱起抗战歌曲宛如黑暗中点燃的一盏灯火，照亮了心田。孙慎会作曲，又是男高音，歌声高昂动听。他经常指挥青年人演唱《太行山上》、《黄河颂》、《延安颂》、《大刀进行曲》。他最喜欢演唱的地点是中山纪念堂。呵，我仿佛看见，中山纪念堂前的百年老木棉，见证了当年歌声嘹亮、群情激昂的历史画面。
三
我寻访的脚步匆匆，因为我知道，抗战胜利已经走过70周年，当年英健的勇士，如今已经是90以上高龄的老人了，我还能打听到他们的消息吗？皇天不负有心人，果然，我打听到张老仍健在。这个张老，就是前面提到的张泽老师，现是惠州黄埔同学会会员。时光车轮辗转驶过，近百岁的张老已遗忘了许多往事，然而有关张老抗战的经历，我在统战部工作时已经获悉。
当年他带着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参加“惠州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干部训练班”，四出进行抗日宣传，引起当局的关注。国民政府保送这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他被派到驻潮汕陆军独立20旅任排长。这是一个白脸书生转为刚毅军人的过程，是一个年轻人从战争走向成熟和坚强的过程。历史的画面定格在1942年的春天。揭阳“过牛岭”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山岭春光盎然。这里有驻军守住的一条从汕头通往广州的物资保障线，故而被日军视为眼中钉。日军在某日突袭，随之进行疯狂的轰炸，顷刻间毁灭了丛林葱郁的春色。张泽带领全排50个士兵与一个重机枪班，与兄弟连队一起坚守“过牛岭”阵地，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两天两夜的坚守，打得飞沙走石，眼见全排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弹尽粮绝之时，打红了眼的张泽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最终倒在血泊中。等他恢复意识的时候，浑身巨痛如重石压身，求生的欲望支撑着他慢慢地爬行。爬啊爬啊，他感到极度的口渴，他知道，那是血流得太多了。他用尽力气抓一把身边的青草嚼了再爬，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昏死过去。是山下的农夫发现了他，随之他被送进旅部医院。经军医检查，他身负20多处伤，肠子也被敌人刺刀捅了出来。伤愈后旅长对他宣读了上级的嘉奖令，称他为“死而复生的英雄”。我敬佩张泽老师。以往每逢中秋或春节，统战部召开“黄埔同学座谈会”时，张泽老师都如期参加。不知道他故事的人，完全想像不出这个白净斯文的人，是当年与敌人肉搏拼刺刀的勇士。对于这段抗战历史，他本人很少提及。有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是国军，建国后他曾遭遇过不公正的待遇。也还有另一件事，压在他心头隐隐作痛而不愿提起。“过牛岭”那次战斗失利，除了敌我兵力悬殊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时任营长的陈光辉贪生怕死，投降叛变。最可恶的是，这条丧失了民族气节的“狗”，带着日本仔来劝降。张泽宁死不降，于是就有了前面的故事。多少年之后，张泽仍为自己当年保持了民族气节和尊严而骄傲自豪。
四
上世纪30年代，惠州城也不过4万人口。抗战激起这座小城民众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团结御侮，同仇敌忾”，成为人人振臂的口号。我居住的北门街，依靠着梌山，是惠州府城（今桥西）九街十八巷中一条明朝就有的老街。这里的古老大屋走出许多读圣贤书的男男女女。
靠近朝京门水埠头的黄氏祖屋，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曾是东征军的临时野战医院。从这间老屋走出的妙龄女子黄焕齐，广州女师毕业后到香港九龙小学当了教员。穿着旗袍和高跟鞋的黄小姐，一心想捧着这相对安定的饭碗，养活守寡多年的母亲。广州沦陷的消息传到香港，与她同龄的年轻人都纷纷返回内地参加抗战。抗战的热潮，推动无数年轻人奔赴战场。黄焕齐坐不住了，她辞去工作，把母亲托付给姐姐，从香港奔赴广东的粤北。时值粤北的清远战区是广东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那里有坚守粤汉铁路的部队与日寇展开拉锯般的争夺战。敌人为了扼断这条汉口至广州的运输大动脉，每日狂轰滥炸。1939年1月19日的战斗比任何时候都惨烈。152师副师长林英灿（字子文，湖北武冈人，1898年生，保定军校6期毕业生），率领敢死队员1000余人，坚守清远龙山阵地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久攻不下，派飞机低空扫射和轰炸，林英灿及敢死队员全部壮烈牺牲。队员中大多是惠州（包括龙川、河源）籍人士。
悲壮的战况令黄焕齐的心飞到前线，她不怕死，她要与战士们一起打日本仔。她想找黄植楠参军。黄植楠是惠州人，说来还是街坊，他是西湖边明月湾东侧柏子树下（地名）黄氏祖屋的人，是清远战区的中将指挥官，负责整个战区的粮食弹药给养等后勤事务。但战事频繁，她一个姑娘家怎能见到黄将军呢。于是她到了南雄陈济棠（陈济棠时任两广宣抚使）夫人组织的妇救会（妇女救国联合会）工作。开始在曲江、南雄一带组织逃难的妇女儿童自救，组织纺织和缝纫合作社以及劳军，慰军。那些与无数人一起为抗战奔波的日日夜夜，令她青春之火激情燃烧。不久，能干的她被任命为南雄妇救会总干事长，直至结婚后才离开。壬辰年秋，已经98岁高龄、思维仍十分清晰的黄焕齐与儿子谈起抗战这段经历，仍难掩内心的激动，她用略为沙哑的嗓子轻轻唱起《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
黄焕齐是我二伯母的嫡妹。我随堂兄堂姐一样称她“姨”。姨在2013年驾鹤西去，而她参加抗战的故事，永远留在后辈的记忆中。
谁说斯文的女子不能上战场呢？何止黄焕齐，家住西湖边的王淑敏，就是典型的斯文女子。其父王学潜，是惠州知名学者，曾任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从惠州女子师范毕业的她，芳龄18岁。正是花开的年龄——梳着两根长辫子，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生在名门之家的她本想继承父业，当个惠州城出类拔萃的女教师。抗战爆发，她毅然剪掉漂亮的发辫，穿上军装奔赴粤北前线。从小熟背的《木兰辞》早已深深镌刻在她脑海中。呵，“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如今国家民族遭难，我不学花木兰还待何时？她到了第十二集团军。女兵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鼓动士气，同时协助医院救护伤兵。她已记不清自己护理了多少伤兵，每日洗多少衣服和绷带，掩埋了多少烈士的遗体。18岁，本是姑娘向父母撒娇的年龄，而年轻的王淑敏为18岁的青春而自豪！因为她已经在战火中锤炼为一名勇敢的军人。一日，她在粤北一个伤兵救护站，发现一名伤员在痛苦地呻吟，她细心护理，温柔安慰，得知对方也是惠州人，而且还是小学的校友。难得他乡遇故知！她鼓励他，一定要坚强！争取伤愈后重返前线，多打日本仔！时值秋天，从北方运来支援部队的苹果，每人都分了几个。战争环境这苹果无比珍贵啊，王淑敏不舍得吃。次日她就要跟着部队转移了，当晚她悄悄把苹果放在这位乡亲床前。月华如水，映照着这残酷的战争场合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而这个瞬间折射的是从这座城走出的知识青年男女，为了抗日救国，一同走上战场的悲壮画面。
五
我寻访惠州的文史工作者，查阅有关资料得知，抗战初期，在装备精良、气势汹汹日本仔面前，国民党军队确实有一部分军官贪生怕死，不战而逃，甚至出现像陈光辉这样的叛徒。但绝大数人是坚决抵抗，不甘心当亡国奴的。
黄植虞是1911年生人，17岁毕业于广州燕塘军校，后又到南京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正果之战后，黄植虞为陆军六十三军一O九六团团长，1939年12月29日，敌人倾巢向曲江进犯，企图打通粤汉运输线。在粤北的从化丹竹坑，黄植虞奉命与占领了广州城的日军南支派遣军第三师团、第五师团、一O四师团和海军陆战队的坂田旅团展开激战。在敌人炮火猛烈攻击下，186师师长赵一肩、旅长曾潜英脱逃不知去向，黄植虞与中共派来的政工干部梁轩梧、潘庆棠、易婉莹、张韵等人紧密配合顽强抵抗。据黄植虞回忆录写道：“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喊杀声响彻云霄。预备队员也大部上起刺刀，与敌人进行激烈肉搏……”艰苦激战一天一夜直至援军到来。此时是1940年元旦清晨。丹竹坑之战，敌人伤亡惨重，遗下大炮四门以及一批弹药辎重。各地报刊记者纷纷前往采访，民间团体前往慰问劳军，统称为“粤北第一次大捷”。
黄植虞于1949年率部起义，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民革广东省委员会委员，1995年离休。
我所听到的故事，其实都只是围绕这座城、围绕我的街坊邻居这么小小的角落而展开。邹益泰、张泽、王淑敏、黄植虞兄弟、黄焕齐等人祖屋相距都不超过千米，是真正的“邻里”。
不说别的，就是我苗氏祖屋的苗冠芳，按辈分我应该称之为叔公的人。原是永湖小学的校长。这个文质彬彬、平时连鸡都不敢杀的人，目睹日本仔的种种暴行后，怒火填膺，毅然投笔从戎，到了黄植楠将军防区做了个军需官，负责前线弹药的运输和给养至抗战胜利才解甲回乡重执教鞭。
就这么块弹丸之地、方寸之间，已经有那么些前辈参加了抗战，毋庸说，我们这座城应有千计、万计的人投入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战场；毋庸说，在全民抗战的战场上，我的故乡有无数的抗敌勇士和无名英雄；毋庸说，这是反映宏大的战争场面的一个缩影，而这缩影挺立的是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
一个个故事，令人感叹，震撼！我为这座古城人们英雄的壮举而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