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与客家人关系最密切，直至难解难分的，莫过于广府人。 首先，在地缘上，客家人最多的一个省份，便是广东省，有两千多万，但这个省却名“广东”，其主流文化，非广府文化莫属，而广府人，更有四千万人，比客家人多一半，这个地面上的官话，只可能是广府话。 话虽这么说，广府人多，广府话乃官话，可打推翻了千年帝制之后，主政广东的，却鲜见广府人，反而大多数是客家人，丘逢甲（虽说只当了短短几个月的广东议长）、胡汉民、陈炯明、黄绍竑、陈济棠、张发奎、黄慕松，均为民国时期历届主政者，解放之后，除外地的领导如陶铸、任仲夷外，叶剑英、曾生、谢非、叶选平等，也是客家人。 要论广东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广府人与客家人，均有各自一句很接近的话。 广府人的是： 太阳在粤人社会上永远不落。 客家人的是： 凡有咸水的地方，都有客家人。 这就是说，广府人与客家人，都一样遍布全世界。当然，由于广府人濒海，外出要便捷得多，海外的广府人自然也比客家人多一半左右。不过，仔细品味这两句话，却有不同的感受，很耐人寻思。 广府人强调的是太阳，广府人达观，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很阳光、很自信。 可客家人强调的确实咸水，这自然讲的是海水，又咸又涩又苦，毕竟，客家人的忧患意识要浓厚一些，千年漂泊，背井离乡，这种意识也一般带到了海外。 广府人与客家人，一样都是中原汉人南下形成的民系，客家人不说了，谁要说他不是中原汉人，没准要与你拼命，根在河洛，情系中原，这是不可变易的“祖宗之言”，虽然也有人称他们也有畲族的成分，但他们并不苟同。至于广府人，他们是西汉时大规模南下的移民，但光这么强调还不够，到如今，又都毫不例外自称为珠玑巷移民之后，更是地地道道的中原汉人，整个广府民系，也就立了个“珠玑巷后裔联谊会”。 不过，如今珠玑巷所在的南雄，乃至粤北，都已是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反而很少有广府人了。也许是珠玑巷事件之后，广府人都跟罗贵走光了，于是，客家人便从闽西、粤东移民过来，他们成了后到的主人，毕竟，那里是山地，“无山不住客”，倒是广府人，到了富裕的珠江三角洲，早早扬帆出海了。 广府人与客家人，是天生的好友，是亲家，同祖同宗，同是中原移民，只是时间 有先后罢了，他们共同开垦了南中国这一块“风水宝地”，他们共同从这里走向世界。当年，他们一道，在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率领下，抗击元军，广东成了最激烈的反抗之地；后来，他们又在一起，与清兵殊死决战，血染了整个南中国——这两次激烈程度，都超过了内地，无非是两大民系，以鲜血与生命，来证明自己真正的汉族身份，去捍卫汉文化的延续与承继。宋元交替，明清易朝，为何南方会节节抵抗，那么壮烈，那么悲惨，联系到当年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人们不难找到答案。可惜，这两次却不再能顶住这历史的灾难，令近代中国出现了大倒退。 在客家人崛起之前，明代宣德年间，广府人中出了个“江门学派”，它的创始人是新会的陈献章，后迁居江门附近的白沙村，所以世人称他为陈白沙。他开创的江门学派，得到当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高度评价：“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在《明史•儒林传》中，则把他与王阳明并列，称“明初诸儒，皆朱子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而“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众所周知，王阳明在赣南诸多政绩，对客家人思想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样，陈白沙对广东客家人的影响，更如 及至到了戊戌变法前夕，却又是客家人黄遵宪，这位大外交家、大诗人兼思想家，极力推荐广府人、年轻的梁启超，上湖南的时务学堂任中学总教习。他在《致汪康年书》中说： 宪甫径到湘，即闻浙中官绅有时务学堂之举，而中、西两院长咸属于峄琴、 任公，即梁启超，时未《时务报》主笔。黄遵宪是《时务报》创始人之一，颇欣赏梁启超。正是他这位湖南按察使，引进了梁启超等一批人才，与同使客家人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把湖南新政搞得有声有色。 仅此两例，两大民系在先进思想的交流中，可以说使相互提携，相互激励，甚至使并肩作战的。双方合作，均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及至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是珠三角的广府人，而黄遵宪、陈宝箴、刘光第，则分别是广东、江西、四川的客家人，变法中，彼此相依相成，缺一不可。到了辛亥革命，更是广府人、客家人精诚合作，才使广东成为这场革命的策源地、根据地，无论是两次北伐、成立护法政府，还是东征、省港大罢工，他们都亲如兄弟，同艰共苦，相互扶持，绝不言败。 可他们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在客家人第五次迁徙中，就遭遇到了广府次区，即粤西的大械斗，虽说这只是广府次区的局部矛盾，内中更有清朝政府的挑拨离间，但后果却是极为惨烈的，双方死伤竟达五六十万人。这一历史重创，久久难以治愈，以至彼此间都有粗言俚语，轻薄、鄙夷对方。广府人如与客家人联姻，就会被人瞧不起，而客家人更是恪守几百年的遗训，不与外人通婚……当然，这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了。后来的变法、革命，两大民系依旧风雨同舟、并肩作战。…… 说起广府人与客家人，他们有很多的同，也有很多的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就算不凭方言（由于广府话是官话，所以客家人大都会说，如同福建客家人也会说闽语一样），只凭他们处事的方式、待人接物，在广东，你也大致可以判断出谁是广府人，谁是客家人！ 是的，他们的性格特征太明显了！他们的形象、风度、价值取向，也太不一样！要比较客家人与广府人，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切入，例如，从各自形成的历史先后入手，或者从各自的文化观念着眼，还有地域、经济、民俗……种种，其中的异同，都是 可以洋洋洒洒写出大块文章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却尝试从方言中的熟语、民谚入手，因为熟语、民谚，每每是几百上千年形成的，渗透了一个民系的文化，其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都可以从中得到体现，由此，则可导入其民性的形成，历史的演变及其他方面。 那么，两大民系方言中的“关键字”又是什么呢？ 哪是代表民系性格的常用语呢？ 客家民系，正如大家所熟悉的，便是“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关键字便是在这“祖宗言”上，祖宗言意味着历史文化的“遗训”，是一种承传，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贤立言”相一致的；重言者，乃是重资深的精神境界。“言”高与田，还可以找到不少相近的民谚，如“做不尽的子孙屋，买不尽的子孙田”，做屋买田，还不如给子孙留“言”，祖宗言强。还有“做官买田，不如子孝妻贤”，“好子不贪爷天地，好女不求嫁时衣”，“家有千金，不如藏书万卷” ……等等，都讲究的是“言”，书的传统即文化精神的传统，而鄙薄官、田、嫁衣、金子，这种形而上的追求，当是客家人最未突出的，这已不需要多阐释了。 广府人呢？广府人中，最流行的，莫过于“顶硬上”这一口头禅，“马死落地行”这一民谚。“顶硬上”还作为民歌流传，我们不妨全歌照录，从中品味这个民系的意趣： 顶硬上，鬼叫你穷！ 铁打心肺铜打肺， 立实心肠去捱世。 捱得好，发得早， 老来叹番好！ 那种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独立精神，那种对“穷”的蔑视，是出于广府人敢于冒险/崇尚勤奋，不怕捱，敢于发并敢于去“叹番”的思维模式。结合“马死落地行”，更体现出一种人的独立单行的气概，不想依附什么，也不怨天尤人，一定要拼搏一个自己的世界——这与广府地区早早“洗脚上田”、“弃仕从商”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广府人中，类似的谚语还不少，诸如“崽大崽世界”，孩子大了便是孩子的世界，让他们独立自主地去拼搏，去立世界好了。还有“山高皇帝远，海阔疍家强”，广府人中，融合了靠河海为生的疍家人，如冼姓，前有冼夫人，今有冼星海，都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 因此，广府民系民谚中的“关键字”，便是颇具独立气概的“上”与“行”，是一种行动，而不拘泥于“言”上。 二 从以上的关键字延伸，我们不难看到，在客家人中，无论是儿歌还是民谚，偏重于“读书郎”或“读书人”。儿歌中，关于“读书郎”的实在是太多了，这里就不重复了，从小，客家的孩子，便被灌输了惟有读书方有出路的思想，如《月光光》的童谣，两大民系都一样，客家的，则是“月光光，秀才郎”，强调的还是读书出仕。民谚里，更有“读不尽的书，走不完的路”、“唔读书，瞎眼珠”、“养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秀才不怕衫破，最怕肚中无货”、“补漏趁天晴，读书赶少年”、“读书肯用功，茅寮里面出相公”…… 这些都是对人的文化素质的追求，对学问的追求，并置之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恐怕比当年中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这与他们生活的环境：贫瘠的山区，贫困的生活，不读书出仕，也就无前途可言是分不开的。 而在广府人中，读书当然也很重要，且不说像一个顺德，就出了三个文状元，一个武状元，广府人的学部委员与客家人的，可谓是平分秋色，各自为11位与10位，这都同样承传了中原文化之血脉。 但广府人中，所崇尚的，却不仅是读书郎，而是意蕴要广泛一些的“猛人”。这在广府语汇中，大家都很熟悉的字眼，诸如“生猛”——富于活力与生气，非常强悍，又如“不是猛龙不过江”……等等。 这“猛人”中，虽然也包括读书有出息的人，如状元、作家之类，可其概括的，应是所有事业上有成就的人，且具备一种“行动性”在内，敢作敢为，无所畏惧，尤其是敢于出外“闯世界”的——“过江”、渡海者。“猛人”二字，读下来，颇有些咄咄逼人，很有气势，不信邪，不惧难，成得了气候！ 这样说来，广府人的追求，更多在于一种行动上，更具有一种务实精神。这些年来，珠江三角洲上，也就是广府主区“四小虎”的异军突起，“顺德制造”声名远播，表现出的也是一种行动精神，敢作敢为，自我坐大，绝不旁骛。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海洋文化色彩，自然比客家人要强一些。 不过，不少谚语，他们也是共通的，如：“有状元学生，无状 其实，广府人讲“顶硬上”，客家人讲“硬颈”，固然有一些不同，前者讲进取，“上”，后者讲坚持，不动摇，同是一个“硬”字，各有千秋，却也一般相通。客家人讲“眠倒打唔跌（睡着了也打不倒）”，广府人则讲“做人要有腰骨（有气节，有原则）”，当是异曲同工。 …… 以上的民谚、熟语，在比较中，我们已多少看出两大民系的相近与不同的地方，而从这些谚语出发，我们再从各自的民性之对比，价值观的差异，当可以更具体、更深入地去认识同在南方这片热土上生长出的这活生生的、而又各具个性的大树——支撑一方历史天空的大树！
三 广府人以自己的方言为骄傲，认为那是地地道道的古汉语，民国初立，差点把广府方言重新恢复为国语了，的确，广府方言中，汉代雅言比重最大，较之闽南方言、客家方言要多。客家方言一般称为“唐音”，也就是唐宋时期的国语，汉魏六朝乃至唐诗，用广府方言吟诵，平仄、押韵都很顺，但客家方言则略有出入，今天的普通话就更不顺了，变化了很多。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千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用广府方言吟，全押韵；客家方言呢，前三韵一致，末韵则不行；普通话呢，则全不押韵了。 广府民系，当是秦汉时形成的，这笔者在《广府寻根》中已经论证过，所以，他们是南粤大地上最早生活的汉族的一个民系。由于地处对外贸易最活跃的中国南方，与古罗马、与阿拉伯及东南亚的商业交往得早，商品意识成熟得也早，这便与中原文化拉开了距离，思维方式大不一样。远在唐代，白居易送朋友上岭南春游，便告诫道，那里“不冻贪泉暖，无霜毒草春”，视为畏途，所以不可久留，诗中更进一步说： 回使先传语， 征轩早还轮。 须防杯中蛊， 莫爱橐中珍。 北与南殊俗， 身将货孰亲。 尝 忧道不忧贫。 他认为，南粤视货利重于立身，忧贫而不忧道。元稹与他一道送客，更警告道： 勾漏沙须买， 贪泉货莫亲。 能传稚川术， 何患隐之贫。 这就是说，只要能得道，就不要怕贫穷，千万不可饮贪泉之水，成了见利忘义之人。 这类诗还有不少，似乎人到岭南便会变种，这自然是一种文化隔膜，难怪岑参也称：“此乡多宝王，慎莫厌清贫。” 商品意识，与当时的中原农耕文化，可谓格格不入。广府人就是这般被视为异端的。今天，包括客家人，也被列入东南沿海商品意识较强的民系，当年章太炎也这么描述过， 这自然是从宏观的角度上而言的。但是，相形之下，客家人的商品意识，比起广府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在东南亚，也出了不少客籍大实业家、大商人，但比起广府人、潮汕人来说，仍相形见绌。而在客家大本营，即粤、闽、赣三省交界之处的客家人，也不如在香港、宝安（今深圳）这些靠海边上的客家人的商品意识强。 如果仅从南方而言，客家人、潮汕人与广府人，其商品观念，由淡薄（不是没有）到浓烈，分明也形成了三大落差，比较起来，也还是相当鲜明的。 造成这一落差的，与历史有关，也与地理环境有关。从岭南三大民系而言，从中原到沿海，最早的自是广府人，如前所述，为秦汉时期；其次为潮汕人，大致为晋代；而客家人从中原来的最晚，大规模进入粤东已是宋明时期了，所以，中原的文化色彩要浓厚得多。这是就历史而言。 而从地理上看，虽说都被视为东南沿海地区，可广府任就在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开发最早，且邻近海阳；潮汕人所在的潮汕平原，也同样在海边。而客家人的主要分布区域，则大都是山区，且以从事农耕为主，这一来，对他们传承的中原文化，起到了一种稳固的作用，难以很快变化。所以，从时空而言，客家人的商品意识滞后于广府人，是一种必然。 于是，在广东，流行的看法是“客家人嘛，重义而轻利、重学而轻商”，这大致是合乎过去的历史事实的，客家人讲义气，薄利诱，以金钱诱惑，只会被人小看；客家人重教育，重学问，大学中客 而对广府人而言，则一般认为他们重利轻义，重商而轻学。的确，广府人有点散沙一团，人际关系比较淡漠，这也是商品经济的影响，人的依附较别的民系要弱得多，他们不找靠山，不要后台，全凭个人拼搏，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展示，不至于为皇亲国戚种种关系所掩盖。就算帮人，也不似客家人，一帮到底，送佛上西天，事后还不断予以关照，仁至义尽。而广府人呢，他只会给你指一条路，当然，这路会指引得相当明确，但不会牵着你、呵护着你把这条路走出来，是你行；走不出来，也别怪我，所谓“马死落地行”，也同样包含这样的意义在内，造血不输血，投资不捐资，你一般得承担你的风险。这似乎在“义”上是淡了点，却不无道理。可对于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他们与客家人一样，丝毫不会含糊。因此，对与“义”的诠释，应该有一定的范围，不可以作过于简单的理解。至于重商轻学，前一半是没话说的，这里有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的滋润，更有近代一口通商及十三行的影响，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也是萌发于此，所以，广府人几乎人人都是天生的商业行家，不然，何以改革开放才几年，一曾贫困至极的广府地域，竟一下子风生水起，市场发育得是那么迅速呢？至于轻学，也不无道理，过去弃仕从商，广府人不仅带了头，而且人最多，甚至孩子小小的，中途辍学去学做生意，过去 也不乏其人。不去做官，也不去做教书先生（其谚语中更有：猪不叫不添勺，人不穷不教学），一心去从商赚钱，日后好“叹世界”，也一度成风。不过，这也同样不可绝对化。广府人对“学”的实用性还是很看重的，诸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航太之父冯如，均出生在珠江三角洲的南海、中山，广府人不当官，可当科学家的不少，当诗人、作家、学者的也不在少数，当然，大商人、大实业家更多，而现代商业亦需要学习。因此，对, 传统“学”的涵义，也当有一个界定，不可泛指一切。, 更何况广府人中的学部委员及后来的院士，也为数不少。所以，他们不等于“学而优则仕”之学，那只是当官的“学”，而不包括科学记述等方面的“学”。所以，对原来“重商轻学”的本来意义，当有不同的理解才对。 从以上评价延伸下去，我们也就可以对在南洋的民谚加以进一步的阐释了。 这便是“客人开埠，广人旺埠”。 洋如槟城、坤甸等，都是客家人开埠的，由于客家人吃苦耐劳，在国内也每每是在贫瘠的山地上垦殖，所以到了南洋，秉性不改，擅长于拓荒、种植，建立家园及田庄。而他们的商品意识稍弱，所以，要搞旺当地的经济，活跃市场，也还得让广府人来，凭藉广府人较发达的商品意识，流通很快就能搞活，市场也会迅速商规模，这用得商广府人的那句话：风生水起。所谓“无农不稳，无商不富，不工不强”也应是这个道理。而广府人，善于变通，精于行商，趋利避害，而不墨守成规，把一棵树上吊死视为“义气”，是有相当积极的一面，所以，在近现代，能迅速与国际的先进文化接轨。 四 关于两大民系性格的比较，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下去。 梁启超曾评价过广府人：“对内竞争力弱，对外竞争力强。”即所谓内战外行，外战内行，亦不无意味。他们大概是远离了中原，也已经不熟悉中原的“游戏规则”了，所以，他们玩不过内地，每每败北，在权力斗争中绝少胜算。可客家人不一样，中原传统要多一些，但多少对南方的“游戏规则”有所了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国内竞争中，占有相当的优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商，中原的此岸，广府是彼岸，而两岸之间的桥梁，则是由客家人所担当的。 这一来，客家人在近现代中国也就相当突出，出现了那么多叱咤风云、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颇有当仁不让的气概。 客家人热情、豪爽、好客，与广府人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多少有点计较，也就形成了对比。客家人好大喜功，争强好胜出风头，也是这么来的，相反，广府人却比较实在，财不露白，瞒产可以，虚报却不可以，这从他们几句有名的谚语中可以看出来。 如：若要穷，神坛社庙是英雄。 那种死要面子，摆大排场的事，广府人是不会干的，可客家人却未必。 还有：执输行头，惨过败家. 执输”是指明明知道自己输定了，却非要抢风头，走在最前边，广府人认为，这会比败家还惨，犯不着。 当然，客家人也有话：宁可与人比耕田，也不可人比过年。不能摆阔。还有，穷人莫猎富样。不要死要面子。但总的来说，争强好胜而不顾一切，客家人却很难改，每每头破血流也不以为悔。 一个务虚，个务实，各有所长，也未必可说长道短。而且，一个人性格形成了之后，正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以改变了。 而“性格即命运”，这两大民系，在近现代中国大舞台中所承担的角色，也就是各有不同，或政治，或经济，或对外，或对内，各显千秋，各有长进，而各自命运也有了不同，或升或沉，或起或落，都与中国的历史情状相关。 该比较的还很多。 这里，我们以约一个半世纪之前，一位专门来到中国考察的西方学者专为广东这两大民系写下的“印象记”作结。这位学者是德国的地质学家，也是人文地理学者利希霍芬，他是在19世纪中写下一部题为《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的专着，在用词及评价上免不了有些差距，但不无启迪。 6、广东人 在广东 ，居住和杂居着语言、相貌、肤色、社会地位千差万别的不同种族。广州市及附近的开化种族，在所有智慧、企业精神、美术情趣方面优于其他中国人。广东人（即广府人——编注）几乎掌握着中国所有的工业，其工业制品数百年前就传到了欧洲，说不定这个种族是当年海洋殖民者中有才能的人种的后裔。当地居民有客家族和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客家族有特殊的方言，客家话完全保存着太古的语言形式，除北部和东部若干地方外，省内大部分地区说客家话。客家族人是劳动人民，从事农耕，在城市和港口从事交通和劳动。省内都市、商市中， 没有客家族人，或者说，处于上层的是广东人。广东人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的才能，他们生长在自古形成的氛围中，受其熏陶，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人种。广东人活跃在其他各省，尤其是沿海诸省的大城市中…… 利希霍芬自然是以西方人观念看问题的，甚至不惜为殖民者贴金。对广府人同为移民也不了解。但是，他在这一个多世纪前的比较，多少还是有一定见地的。今天来重新解读，内中不少实质性的差别。100多年后也仍旧没有多大的变化。除却其中的偏见，我们也能获知不少历史的资讯。当然，他的所见所闻，还是很受局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