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王淑敏，女，惠州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在广东省立惠州市第三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时(时年17岁),奉省教厅命与全省高二、高三及大学全体在校学生一起参加“军事集训团”。在惠州沦陷后、广州沦陷前夕，与一批惠州籍的高中生、大学生随十二集团军政治部退出广州到翁源。后在翁源参加“政工总队”，时政工队的任务是加强部队的政治训练，提高官兵的抗日士气，在部队、百姓中宣传抗日等。1942年初，作者退出政工队。 下文是王淑敏同志回忆其在政工队活动的若干片断，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的残酷、百姓的痛苦、热血青年的抗战斗志。 慰问 1940年5月，辗转了几个点后在马坝“军民合作站”被召回韶关。 原来我们在山旮角落奔走的九个多月间，时局已非常紧张，十二集团军所属部队在粤北前线进行了好几场战役，伤亡极为惨重。在加紧后方“军民合作站”工作之后，十二集团军政治部李煦寰主任挑选了24名队员随他到前方慰问，我是四个女队员中的一员。 战线很长，战争形势和地理条件不适宜用车，从这边前线到另一前线全用双脚走。随行的有两匹马，一匹是李主任坐骑，一匹是由警卫员牵着的驮着两只大箱子和一个大麻布袋（慰问品）。 李主任佩着左轮，警卫员挂着驳壳枪，我们背着背包、一张毡子、一条米袋；皮带上挂上三只手榴弹，早已知道，三只手榴弹中两只是用来对付意外碰上的敌人，留下的一只准备用来与敌人同归于尽。 经历了不短时间的磨练，我们学会了走长途，学会了有一顿没一顿饿肚子，学会了坐着入睡。谁都知道到前线去不但艰苦，还有很大危险性。可是，大家都为自己能到前线去而欢欣鼓舞。 许多同志都有“摆鬼子”（虐疾）缠着，无论在学习或正在工作，“摆子”来了就唱一句：“追兵来了，可奈何……”随手把别人的毡子任意拿来重叠地盖在身上躺在地铺打颤，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了，根本不视为生病。路上，发冷时，抖着身子急步走，甚至意欲把“鬼子”驱走，跑到大汗淋漓；发热时，精神颓丧，拖着火团般的身子糊糊涂涂地越走越慢，往往落在队伍后面。这次，我侥幸只发了一次“摆子”。 走的路线只有李主任一人才知道，他也得时常看地图，还得考虑那条路安全，那条是捷径。我们是一群盲目的随从者，反正有一位可信赖的中将带领着，走向天涯海角也不在乎。 李主任对部属非常严厉，常板着严肃威武的脸孔，平时少语言，要么就呵斥，听说他自己不吸烟，也不准部属在办公厅里吸。人们烟瘾来了，偷偷到厕所吸个饱才敢回来。 他对队员们的钟爱众所周知，看见记起和记不起名字的队员总是笑口相迎。有时拍拍对方肩膀或用手指戳对方额头表示亲热，他统称每个队员为“细佬”。这次旅程中日夜兼程生活在一起，会吸烟的同志坐在他身旁毫无顾虑地照吸，他只是笑笑用手指点对方鼻子，“胡子还未长学吸烟，坏！” 他学识渊博，恢谐幽默，常滔滔不绝地说些令我们大笑不止的典故，有时还满怀感触地咏诵诗句。你可以认为这是一队自由散漫的旅游者，李骑着高头大马总不离开队伍，马优哉悠哉像在散步，周围是一群脚、手、口片刻不停的小伙子。遇上路不好走时，李主任骑在马上守在路旁：“小姐，小心！” 晚上歇宿时，李从来不与当地大头头或小头头交涉住地，我们常常找不着合适地方住宿，有两个房子就分男女住，只得一间的，27个人挤在一起，躺不下就坐着过夜，大多住祠堂，当然，绝对没一次躺在床板上。 一次，我们共挤在一个房子里席地而坐，警卫员点上一盏大煤油灯，大家围着谈天说地。李主任魁梧，不言自威，有一种可亲又令人敬畏的感觉，和这班“细佬”在一起时，什么架子也没有，争着讲话，互相取笑。他谈话兴起，津津有味地讲着留学法国的见闻，突然，头顶响起飞机声，李主任快速无比地随手拿起刚才除下放在身边的绒军上衣往灯上一罩，然后才把灯扭熄。敌机过后，一男同志拿起军衣一看，烧坏了：“主任，唉，我说你……何必先罩下才熄灯呢？马上把灯扭一转就熄了，不就可免掉烧坏一件好衣服吗？” “人，有时是很蠢的，手总比脑子转得更快”，沉吟了一刻，李继续语意深长地说：“细佬，衣服随时可买到……而你们，我怎能买到啊！” 在镇上过夜，必须连夜写好墙报，第二天贴好才上路。同志们说我是抄墙报能手，抄写墙报任务早已落在我身上，内容已准备好，照抄便可。 一次李主任看着我抄写：“你的毛笔字蛮不错呀，像……像你爸爸。”，李主任讲话有些重舌，他是我们的亲戚（四姑母的堂大伯爷），又曾是父亲同学，我们早已认识。可从没机会称呼过一声“三伯”。他留学法国，学过医，以后从军，有缘与余汉谋结为拜把兄弟。他的文学造诣颇深，诗、词、字均出色，常与父亲用诗词通信。 我这人受不了批评，也受不起表扬，这位长辈一句平平淡淡赞许，害羞得心里微微激动，执笔的手也微微打起颤来，一时间写得更加歪歪斜斜。我说：“别看了，有人看着我写不下去！”李笑着离开：“刁蛮公主。”同志们大笑着：“她还不算刁，“娇蛮公主”才是呢！” 开始向铁路线走。 我们曾坐过露天马车卡从广州沿粤汉铁路到韶关。但展现眼前的原来好端端的铁路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沿途不见铁轨，连枕木也不见了，留下的是一条烂泥碎石、崎岖不平的铁路线残迹，而且每隔百米左右就挖了个深坑，我们得频频地往深坑走下爬上，增加不少困难，消耗更大体力。 李主任告诉我们，为了不让敌人驱兵直下，我们只得破坏这条贯通南北的唯一干线，叫作“斩蛇战术”，这战术给了敌人致命打击。 本来搞“军民合作站”后，我们已自弃草鞋换上胶鞋，脚少受了罪。这是个炎热季节，只发了两双草鞋，没发布袜，我的双脚磨损后发炎，火烧火燎的痛彻心窝，用上大量消炎散也无济于事，损烂部位每走一步受着固定的鞋耳不断磨擦，我痛心地撕掉一件衬衣包裹着脚也不顶用，找一条树枝撑着走也一跛一跛的，时常落在队伍后面。 一天，李主任在我身旁下了马，指着马向我说：“小姐，请上马！”他的姿态那像是上级军官对下级小鬼？真象一位绅士对上流社会的小姐。 我傻了眼看着他。 “你们是学过骑马的，我还看过你骑着烈马跑了好大一阵呢！” “不，我还顶得住，首长没有马怎成？”我说。 “哈哈，首长一定要骑马的吗？首长还要去冲锋陷阵呢！” 我还迟疑着。 “哼，娇蛮公主，你烂了双脚走不动时我把你丢在路上，看你怕不怕？还逞强！”说着不由分说扶着我上了马，还用手托着裹得象粽子般的脚塞进马蹬。 李主任跑到小伙子群中去了，听他们笑得更欢。 十多天来，他的坐骑成了我的代步，我当然不敢跑在前头，留在后面和警卫牵着的马走在一起。 遇上坑坑洼洼，骑在马上攀上爬下，对一个不高明的骑者来说确是苦事，只得拼命双手抱着马颈，头伏在马颈上，总算没有摔过下来。 越接近前线，越常出现敌机在头顶上盘旋，敌机将要俯冲时，大家就得立即原地趴在地上，我则要急忙下马离开马一些才趴下，敌机消失了再上骑，如此这般，折腾得心头冒火。反正马不会趴下，干脆全身伏在马身上算作马的一部分吧，虽有危险也顾不上了。 凡作战部队，均在火线后设一临时收容所，以便急救从火线抢救下来的伤员，然后把重伤者送往后方医院。收容所与火线的距离仅仅是步枪和机枪射程范围外。炮声整天从头顶飞过，不断的隆隆声和嗡嗡敌机声时刻威胁着伤员的生命，收容所被击中的可能性随时在意料中。 临时收容所就是我们的工作目的地。 每到一个收容所，李主任必先把我们介绍给军医，然后他带着警卫员和慰问品到前线指挥部。 我们曾学过止血包扎等基本知识，但到了现场，对遍地呻吟，甚至狂声叫喊、漫骂的伤员简直束手无策，手足无措。他们象落入陷阱的野兽，连挣扎的力量也没有。是的，只有辨出人的呼叫声才能证明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 我们在搜索，给最轻伤的止血，包扎、喂药、喂稀饭，对重伤的根本不敢正视。更多的是跟随军医、护士身边为他们递手术工具、药品，听从他们指挥。 有时也用歌曲鼓舞士气，分散他们的痛苦。唱歌的时候，我总觉得羞惭万分，轻快的歌声和呻吟、痛苦根本格格不入。我常常盈着泪花在唱。 说来也奇怪，原来人类的感情竟有着这么伟大无私的一面，在硝烟弥漫的火线上出生入死后躺在地上的残驱，见了我们这班四肢齐全、健康活泼的姑娘小伙子，听到激昂悦耳的歌声，他们竟然在痛苦的脸上挤出微笑，以感激的目光回报。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我们的同龄人啊！ 每个点逗留一至二天，走路比工作时间多几倍。同志们工作起来严肃认真，渐渐地已和军医、随军护士老搭档似的融为一体，象惯于干这行的一员。上路时则蹦蹦跳跳，如出笼小鸟般轻松愉快，无话找话讲个不停。我感到内心很脆弱，离开一个点，心还留在那里，残酷的画面老不能抹去，心像受了伤，像滴着血，渐渐地有些麻木不仁，人们怎样做我也怎样做，叫走就走，叫停就停，象一部机器。别人的谈话声和笑声是那么遥远。 一天在吃饭的时候，李主任注视着我：“怎么了，累啦？” “不”我摇摇头。 “唉，小女孩，我就要你们长长知识，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他讲话时脸上带着和蔼的辛酸微笑，我的眼眶已湿润了。 我的脚经十多天调治后好多了，早已不再骑马，用布裹着穿草鞋。 李似乎也不肯再闹特殊，也许喜欢和“细佬”一起有说有笑，弃马和我们一起走路，马成了专照顾“打摆子”的。 向第四个点走去的时候，敌机密密巡逻，李带领我们离开铁路线爬上看不尽头的山上找小路，这一带出石灰岩，山上片草不长，耸立着灰矇矇大小不一的狰狞石块。 头顶上不断有敌机盘旋，隆隆炮声越来越近，渐渐地已超过我们头顶，隐约还听到枪声，常识告诉我，这里已接近火线。 机声、炮声、枪声扣在一起成了一曲混乱交响乐。小伙子沉默了，我们在石与石之间择路而行，象在冲八卦阵。 敌机来得更频繁了，似乎发现山上有目标。李主任取下毡子给我们作示范，教我们张开毡子披在身后，左右两手各拿紧两个角，敌机俯冲时用毡子盖头盖脑遮满全身，慢慢地蹲下去，伪装成一块石头，落弹和扫射时才躺下。真是妙计，我们的毡子也是灰色的，披毡蹲下后山上不过多了二十多块石头而已。 也许我们笨拙的动作出了破绽，敌机两架接两架轮流监视，敌机飞得实在太低了，有时几乎可触着最高的石块，我们不断地重复一起一伏，累得腰酸骨痛。小伙子恨得咬牙切齿：“妈的，老子有一挺重机枪就可打下他妈的一架敌机！” 接近黄昏，敌机终于溜了，落日晚霞映红了半边天，我们沐浴在红霞里，李领头带着跑得快的男同志跑到山下平地上。女同志来不及取下毡子飘然往下跑，只见李主任双手交叉胸前望着我们恢谐地说：“看哪，仙女下凡啦！”憋了半天的男同志突然高兴地大声叫着：“仙女下凡啦！仙女下凡啦！” 几天来，我第一次被逗得开怀大笑。 夜幕降临了，枪炮声由稀落到沉寂。夜色迷蒙，星光暗淡，除了难听的夜蛤蟆叫声外，万籁俱寂，我们还是不敢点灯，高一脚低一步向夜幕走去。 后来才知道，这里的一场战役最为激烈，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李主任明智地选择了走山路，尽管拐了个大弯。 夜色渐浓，前面什么也看不见，渐渐地传来几种我们熟悉的声音：痛苦的呻吟、无援的叫喊、愤怒的咒骂，这几种声音从空旷郊野传来，统治了夜的世界，使人毛骨悚然，欲哭无泪，魂飞魄散！我们仿佛走入鬼域。 迷蒙中一个非常大的黑色物体出现了，声音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是临时收容所。黑沉沉，凄惨惨，还未进入里面，一阵腥臭味袭来，令人作呕。刚踏入里面，简直如误闯阴间地府，不，是人间地狱！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象梦游者跟着大家小心翼翼地跨过地上横七竖八的人体。 借着工作人员的点点豆光找到了军医，军医用疲惫不堪的微笑欢迎李主任，李说了几句后再跨过人体走出去。这时我们才点燃自携手提灯投入工作。 棚内多了二十多盏小灯，多了二十多个能走会动的人，马上有了点儿生气，伤员们以为救星到了，咒骂声立即减少。 军医说：“人手太少了，许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心里实在难受，力不从心啊！” 地上人体头脚不分乱作一团，只差还没有重叠，别说分不出轻、重号，走路也要极小心地找可以插脚的地方。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是深夜“突击”，伤员又特别多，臭气更浓，我晕头转向几欲晕倒，肚里翻江倒海想呕吐，我不断鼓励自己：要坚强地面对，晕倒和呕吐在这里表现出没人性，没同情心，造成的影响不堪设想，战争是残酷的，有朝一日自己也许会是这样。 在微弱灯光下，见到一个满身是血的伤员睁着失神的眼睛，似有求于我。我低头询问，他艰难地用客家话说：“同志，我不成了，你替我写封信回家好吗？”我立即取出纸笔，按照他断断续续讲的写好，并向他保证会用军邮寄出。本想再讲几句话安慰，但忍着泪水跨过横七竖八的伤者，好不容易地跑到棚外大呕一场。 我不怨自己脆弱，我也是人啊！ 早上吃过早餐后连开水也没喝过一口，直到下夜，李主任才派人叫我们到一个掩护地吃这一天的第二顿。 伤员们痛苦形象离不开眼前，鼻子里灌满了腥臭，我无法下咽，喝了一杯热开水坐下略为休息，天已微亮。 重到昨夜乱闯的这块“地狱”，才看清这是一座很大的用无数竹木棍支撑着的大棚子，四面没有墙，棚顶上乱堆着枝叉树叶作掩护，既不能遮风也不能避雨，摇摇欲坠。地下的伤员更多了，略一目侧，可能达两个连以上，哀嚎、咒骂声盖过呻吟声，比我们到过的几个点更令人目不忍睹。 24个小伙子力量太微薄了——作为助手的力量。除了紧跟着医护人员外，在杂乱人堆中简直无能为力，人人满脸迷茫，不知所措。 军医疲惫得几乎随时会倒下，随军护士木然忙乱着。在这里，语言简直失去作用。若你问：我们能帮些什么？就是最愚蠢不过的干扰。平时活泼，嘴巴不停的小伙子此时也变了另一个人：沉默、悲戚。 昨夜一切感受消失了，完全失去了自我，象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医务人员叫：“剪去贴着伤口的血衣”、“把伤口洗净用红汞消毒”、“散上消炎粉”、“把手臂上端扎紧止血”、“给夹板扎紧”、“喂药”……一一照办，一一完成，就是泪水不听话，它会在你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流到腮边还不察觉。 突然，一种直觉，发现一双期待的眼光老随着我转，我不由自主地往他身旁走去。他惊喜地用地道的惠州话说：“你是惠州人吗？” “啊，是的，是的！”我心里涌起一股乡亲特殊感情。 “你叫王宏敏是吗？”（读小学时我的学名） “是的，是的！” “我看了很久才认出你来了，我们是‘两等’（惠州一小）同学，记得吗？”说时一双眼睛滑稽地一眨，一边嘴角往上一翘苦笑了一下。 是的，这一独特笑脸在我童年时代深深印上了脑子，就是为了要我做班长在地上翻筋斗逗我笑的那个同学。 我来不及重叙同学之情，急忙问他伤势，原来他的右手和右脚均受了重伤，看来脚已折断了。半边身子染满了血，血已变成黑红色，硬梆梆的单衣紧贴着伤口。他说是前天下午从火线上被抢救下来的，到现在还未上过药。 我灵机一动，马上求救军医，说我一个兄弟受了重伤，请立即给他治疗。 “后门”走得很顺利，军医给他上过药后用粗糙木板条把右手和右脚分别夹起来。军医告诉我，可能他的右脚不成了，要锯掉，这里无法做这手术，我一再要求尽早把他送往后方医院。 他什么东西都丢了，我急忙用自己的新铁碗和小铜匙喂他服药和稀饭，我的心乱得什么也不会想，竟没有问他的姓名和地址，随即在他依依惜别神态中投入护理另一伤员。 这一夜，我们是在一个简陋的掩护洞里坐着睡过来的，翌日一早又要转移了。 天刚蒙蒙亮，我鼓足勇气一个人摸着黑向收容所走去，看来地下的伤员比昨天更多了，好不容易才找到我的同学，我想好了用同学的语言和他交谈几句，主要是要问他的姓名和家的地址。 可能上药后减轻了痛苦，他睡得很沉，不忍心叫醒他，我把自己的新铁碗和条匙放在他左侧，拉上血迹斑斑军毡的一角盖着。 出发在即，火线上的枪炮声已渐渐密集起来，我只得立即离开。 我的心被揪紧着，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幸得活命的话也将落得一辈子残疾了，同班同学连他的姓名也不知道，生离死别最后一声道别也来不及，多可爱的青年，在人生道路上刚迈步就葬送了一生！ 走到中午，在一个树林子里休息，炊事员做饭。吃饭时，我摘了两片树叶作饭碗，折了两支干树技作筷子，李主任和同志们奇怪地问：“你的碗筷丢了？”我说：“一个重伤员是我的同学，留下给他。”说时泪水又不听话，点点地滴在饭粒上，李主任走到我背后双手按着我的肩：“唉，你这个孩子！” 次日晚饭前，李主任递给我一个搪瓷口盅和一条铁匙，我惊喜地接过，立正行了个军礼：“谢谢李主任，昨日经过小墟镇，我自己也忘了。” 李主任笑笑，略为严肃地说：“要随时学会照顾自己，哭哭啼啼的没用！” 李主任宣布慰问结束，返回韶关。 回程虽还是日以继夜地步行，还时常受着敌机威胁，队伍却已活跃起来，男同志如旅游回来，兴高采烈；女同志瘦多了，疲惫的脸上布满倦容。 开拔 1939年10月，我在一五一师四五三团政工队工作，驻韶关浮梁。某天，上头宣布“开拔”，是调防还是上前线，谁也不知道。全团队伍集合在不平整的山坡上，团长、副团长、营长及全身武装的我们站在高高土墩上。连长、排长声嘶力竭地喊着口令，力求自己的连队迅速、整齐地站好，力求自己的士兵现出精神奕奕斗志昂扬的表情。可是，恰恰相反，士兵们个个垂头丧气，精神萎靡不振，象被押上刑场的囚犯，排长们用手推，用脚踢，甚至用枪托去戳。 乱了半个多小时，象有一股看不见的怪风把一个、两个、三个……人体吹倒在地，我们目不忍睹，也不忌什么纪律，不约而同地跑下土墩窜进队伍中用简单办法对晕迷者进行抢救，可是此起彼落，连我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 站在土墩上的官儿们却无动于衷。 在抢救过程中我们才知道晕倒者大多是在打着“摆子”或因饥饿过度而虚脱。 风行的虐病我们每个人都身受其苦，我也被这种病缠着，隔一个月左右必发作一次。我们至少经常服用“奎宁”和“亚的平”。这两种药虽不能把病根治，至少也能起一定抑制作用，而士兵们连这些廉价药也无权享用，而且长年累月连肚子也填不饱。政工队同志每星期必须有一天下连队工作，这一天从早到晚与士兵生活在一起，他们吃干的我们吃干的，他们喝稀的我们喝稀的。前一段期间因为工作需要，无论男女同志，每人下一个连蹲点一个月，士兵的生活状况就更清楚了，原来他们十天吃干饭、二十天喝稀粥——小喝一条浪、大喝一条巷的稀粥。所以在吃干饭的日子里，他们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一半、二满、三舂实﹡，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