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所认识的报告文学

《惠州文艺》2016年第一期刊登钟土清《山歌剧回来了》时，并未引起我的关注，开初以为只是一篇新闻特写。一年半后，此文引发了一次讨论会，议论焦点在文本文学体裁上，读者从不同的感知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本人对文本的认同感应该是比较迟钝的，始初并没有把它归类到报告文学的范畴，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所理解的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的嫁接体，是文学上的轻骑兵，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有拥抱现实的情怀和自我超越的精神，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总会有一种强大的精神穿透力，写出那些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学性，带有强烈感情的个体的命运。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时代责职和使命担当，打造和夯实了报告文学的精神道德品质，那就是报告文学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自觉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和人民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直面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反映社会现实，讴歌祖国建设的新气象，塑造光辉的文学形象，在文学文体中，没有哪一个文学文体像报告文学那样，挺立时代潮头，展示人民的风采，描绘祖国的辉煌，鞭挞时贬。如《包身工》《歌德巴猜想》《谁是最可爱的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试飞英雄》《快递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这些优秀的报告文学，讲叙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报告文学不仅是文学的“轻骑兵”，同时也是文学的“老黄牛”。不管我们怎样评价报告文学，也不管报告文学经历过多少风险，本身还有多少问题，不可否认，几代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了功。正因为报告文学的这种可贵精神品格，所以能够在文学上、思想上，走在其它文学上的前头，最先捕捉和传递时代的信息。优秀的报告文学深深打动人们的情感，启迪我们的思想，鼓舞我们不断奋进。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学特征，那就是作品里充满了社会性、人民性、历史性、时代性、导向性，这些都是当代报告文学的主要元素，每部作品都是一个重大题材，每一个字，每一个章节，每一个人物都是沉甸甸的。这些是作品的灵魂之所在，报告文学的文体之实质。

二、惠州报告文学创作状况

多年来，惠州本土作家的报告文学写作只是处于早期的学习写作阶段，惠州报告文学创作总的印象是积极性高涨，好作品不多。写得肤浅，缺乏思想和时代气息，观念陈旧，写法老套，跟风多，创新少，发表和出版的好作品少之又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长篇报告文学《情路》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行业报纸连载，杂志摘登，这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后来《电话大王》《永远的红烛》《走马惠州新农村》《走向幸福》《心碑》《忠诚》《走向光明》《我是老兵》，等长篇，中短篇报告文学集的相继发表出版，都未能引起反响和关注。特别是有关大亚湾油城崛起和文明城市建设的作品发表不少，有份量的且有影响的更少。虽然近期的《别向命运屈服》的出版收到较好效果，同时也敲响惠州报告文学创作的鼓角，但仍处于骚动阶段。所以说惠州的报告文学作品是惠州文学创作的短板，短在作品发表和出版的短篇的多，中长篇少；发表类似通讯报告的多，具有文学质地的少；发表在内部刊物的多，公开报刊发表的少；政府指令拟写的多，自觉挖掘采写的少；发表出版既无反响，也无影响。与惠州发展的大步伐有很大差距，主要原因是作品对题材的挖掘不深，对重大题材敏感度不够，认识不足。没有历史观照和超前意识，缺乏危机意识。这与作家本人对惠州发展的实质认识不足，对生活处境的麻木及有关部门支持不力有关。

今天，阅读了钟土清《山歌剧团回来了》，我认为我们的写作观念及写作形式应进一步提高，视野要开阔，观念要更新，写法要多样性，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我们着力关切本地发展中涌现的新景象、新人物，从人民生活巨变中捕捉时代的气息，了解和掌握报告文学素材，不仅仅浮在新闻报道中所获取创作题材，应该根植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中。才能创作出质地优秀具有一定水平的报告文学作品。而不是为了报酬而写作，为了应付政府部门的宣传而写作。同时，写作应多样性，适应媒体和读者的传播和阅读。钟土清《山歌剧团回来了》，叙述的是惠东县的山歌剧团的盛衰和发展的故事，就文本来说，是一篇极有深度和温度的文学素材，但没有厚度，文本完成还有待进一步扩展和充实。但文本给我们提供写作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了过往历史和当下生活中，依然闪烁的玑珠，依然充满彩霞，需要作家们编织、采集，汇成灿烂的文学宫殿。本土题材怎样采写，怎样挖掘，这是以体现作家观察力、创作的试金石。近年来，全国历史题材的新作品出版许多，特别纪念长征和建党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数以千计，且反响极大，而我们对本土题材几乎麻木，无动于衷，有写作任务去写也只是资料汇编，毫无突破，更谈不上文学创作，这需要作家深入生活，深入挖掘疏理，才能达到一定文学水准。全国的历史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中，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余艳《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都是内容和文学性完美结合的优秀代表。钟土清是一个初涉报告文学的作者，也许是他对这一文体的认识不足而没受制于教条。《山歌剧团回来了》讲叙一个县的团剧兴衰历程，而这个剧团因时代而转变生存模式和生存空间，从红极一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走市场求生存的演出中心，从国家公干待遇到市场演出生存，这些对当下的一些青年人来说，靠自己能力到市场演出生存，靠自己演出获得经济效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作为一个半公半市场化的演出团体，其中内部复杂的体制管理关系和市场演出的目的性有着怎样的不知因素，是这一群体生存无法预知的，所以，钟土清作为一个管理此类的工作者，他无法从报告的视觉去叙述《山歌剧团回来了》。剧团在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队伍和组织形式，它是我党重要的宣传形式，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和不可磨灭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不断腾飞的时候，这支队伍的为人民服务的性质未变，但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支队伍的存在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但具体的作用重要在哪里，许多人都似是而非。《山歌剧团回来了》从当代题材和历史常识上，集中给我们补了一堂课，不仅如此，这篇具有时代价值的报告文学，新写法值得我们研究和摸索。

三、话剧式的写作新尝试

不管用什么样的标签来标注《山歌剧团回来了》这篇报告文学都是一篇关于历史的书写，是文学对于那段历史和当下时代文本书写的一种新的写作尝试。那么，这篇报告文学为什么跟别的报告文学有区别，区别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怎样看待钟土清写出的这篇报告文学呢？

与现在我所阅读过有关报告文学书写完全不一样《山歌剧团回来了》，表达了一个文化人的剧团历史情结，一个文化市场参与者的文化宣传组织的历程，彰显文艺工作者的敬业精神，这种报告文学写法，有歌赋、有事件、有诗颂、有报告、有团体、有个人、有过往、又有当代，通过这种书写，向人们提供了对历史的认知的各种具体经验，剧团历史框架里构建了报告文学的血肉情节，用当下剧团生存苦涩的具体状况，展示了剧团实现生存里的故事伸延和文学叙述。目前，在当下的报告文学写作体例中，钟土清的这种素材的创作书写，具有对报告文学写法的颠覆范例，也将是深受读者欢迎和信赖的一种新写法，我特别喜欢《山歌剧团回来了》里的个性化写法、一言一景、一花一物、一语一世界、说得就是个性和集群性的表述写作。这是一个怎样的个体视角，钟土清是一个基层文化工作的管理和领导者，他根植于基层文化生活中，了解基层文化的需要和困难，体察基层文化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清平辛苦，但基层人民群众又离不开文化娱乐，我们党必需加强和巩固这个基层文化阵地，一切为人民着想，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基层文化宗旨，是党的基层文化路线和指导思想，也是党团结人民、巩固执政能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阵地，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文化阵地，让它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服务，成为人民群众的文化场所，让更多的人民自觉成为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战土，这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之一。钟土清的自觉创作，是一个文化的自觉，一个基层领导的文化担当。《山歌剧团回来了》揭示了一个县文化队伍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的理想追求之路、艰苦奋斗之路、社会奉献之路。《山歌剧团回来了》里的客家文化人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文化发展是一脉相通相承的。它是南方基层文化工作者的缩影，这就是钟土清对历史维度及当下表述的力度和温度。这是一个基层文化领导对基层文化的最好的定位和作为担当，就可以在硬邦邦的历史沉甸甸的资料面前摆进个人的创作理念，建立诗歌颂词一样的对于历史理想理解的个性表达，使文本具有诗颂性和个性的魅力。

钟土清《山歌剧团回来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让诗颂进入报告文学的创作。这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对报告文学写作形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形式多样性。借此，我隔靴挠痒，希望能挠出创作灵感的一点痛感，搅起静水潭中的一丝涟漪，为惠州报告文学创作加入一点元素和激情。

四、哲诗一样的思辨语境

钟土清创作这样主题，题材时空深度大的作品，十分要紧的一点是需要把握宏观与具体，思想和历史的关系，既要有宏大的整体格局，又要避免陷入空疏浮泛。钟土清这篇报告文学需要达到这个完整的格局还有距离，但“理念”在一丝一言中寓寄于“事”中，要做到以事证史，理念要在史实中得到验证，史实也要能够反映折射出历史的某种本质属性。《山歌剧团回来了》理念大于“事件”，“事件”实例不够，但并未影响理念的光晖。如果这个作品中“只有山歌敬亲人”更具文学叙写，围绕这事件进一步展示剧团的人物风采，描述过往阶段时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活生生的事例，从而更能彰显演员们的风采和难忘的经历，大胆地刻画当下生存的经历和脱离剧团后的演职们的辛酸经历和难忘怀念，自然能够产生更为强烈的颤动和搅动读者的心房。《山歌剧团回来了》对思想容量和深度的追求，已是作家的无意识和潜在的追求。也是当下报告文学作家所需要展现的立场观点，一篇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都必须在事件的面前或当中，揭示出积极的思想性。《山歌剧团回来了》在体例上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应该不会有人质疑。强烈的思辨性，成就了这篇作品最为突出的文体特质，创作者鲜明的立体意识当然最关键的，虽然篇幅少，但体量大，思想导向强，让人们从中发展了文化传播体制的工作者，是如此之生存和奋斗。我们有许多作品，有事件但没有导向性思想指向，最终只是一些故事和数据的罗列。我认为在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中，思想性的体现方式，通常是以一种已然成形的观念来解说阐释，印证具体的现象（范例），但钟土清的这篇作品，不独观念，不顾文本表述方式，而是自然而然地连用诗颂的方式形式文学样本，让阅读成了欣赏、娱乐，用哲理诗一样的思辨语境成为一个思维激荡的过程，这当然会有助于读者深化对这篇作品的理解。这篇作是现实文化团体生存的启示，是对当下文化生存探索的重要课题之一，作为对文化团体为观照对象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此，也是我们探索文化进步的一种方法。文化传播群体曾经成为文明的使者，实现了文明和物质的两大目标而生存下来的演出中心，是对历史记忆的证词，证明中国文化基层文化都需要开拓、创新、进取的意识，这种精神曾经成就了历史上文明的辉煌，也可以有效地转化为今天我们拥抱世界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财富。这未必是作者钟土清写作时的初衷，但二者之间显然具有内在的逻辑的相通性，历史对于现实的影响和启迪作用是真实的，也是以一种普通联系的方式体现的。作者无意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报告文学写作的新文体，是一件值得重视的。

写这样具有历史性的文学作品，当然需广泛的占有史料，或者广泛地运用细节，使文学更加饱满，更加富有启迪，这篇文章应加大采访力度，加强文学性，让它丰满，在这样的前提下，这篇作品在细节上、文学性上，都能有特别丰富的表达。写到这里，不知钟土清是否有这样的书写计划。

（作者吴振尧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惠州市作协副主席和市小说学会会长，广东省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