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阿Q是辛亥革命时代一个贫苦而未觉醒的落后雇农的典型。他是一个连自己的姓名和籍贯都渺茫的农民，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同其他贫苦农民一样，质朴，勤劳，而且“真能做”。但是阿Q在未庄，遭受了封建统治阶级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政治上的重重压迫，是一个备受剥削和欺凌的农村无产者。因此，阿Q的阶级地位、生活遭遇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养成了阿Q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性格。

“精神胜利法”——这是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阿Q身处当时黑暗社会的最底层，但他不正视现实，不直接反抗，总是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把耻辱当光荣，把失败当胜利，以此逃避各个方面的凌辱。他一方面夸耀过去，一方面又幻想将来，总是要瞪着眼睛对别人说：“我的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自己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难过，可他却说：“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其实他连老婆也没有。阿Q的头上长了几个癞疮疤，自己也感到不好看，所以就忌讳，但当无法对付未庄闲人们的嘲弄时，却又得意地说：“你还不配！”似乎癞疮疤不是什么毛病，而是高尚光荣的标志。别人打了他，反抗不得，他就使用精神胜利的方法，说什么“儿子打老子”，这样一来他便成了别人的父亲，于是胜利了。他的这些自尊自大还表现为他对其他人的“瞧不起”。阿Q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他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然而，阿Q既自尊自负，又自轻自贱。当他被别人打了，又被别人逼着他承认是“人打畜牲”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而且还以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而骄傲。尽管阿Q受尽欺凌，但他有时也去欺侮一些孱弱而无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摸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他的这种欺软怕硬的做法，也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一个表现。同时，阿Q又是一个健忘麻木的人，他被假洋鬼子毒打了一顿，但一转眼便忘记了。甚而至于他快要被押上刑场了，还唯恐画押“圈而不圆”被人笑话，麻木不仁竟至于如此的地步。他就这样“不幸”也“不争”，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落了个“大团圆”的结局。

但是必须看到，阿Q另一方面的性格倾向。他终究是贫苦雇农，与地主阶级有着尖锐的矛盾。因此，他虽然落后，但仍有革命的需求。他不但“神往”革命，而且还要求参加革命，希望革命党能来叫他“同去”革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阿Q对革命斗争中阶级关系的理解，看到他已有了朦胧的阶级意识，也反映了阿Q迫切要求革命的心情和摆脱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强烈愿望。

综上所述，阿Q的形象，是非常生动而深刻的。通过阿Q这样一个典型，我们可以认识到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压迫农民、经济上剥削农民、精神上残害农民的罪恶，认识到首先必须摧毁封建的社会制度，才能彻底清除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对农民的毒害。因此，从这一点上说，阿Q的典型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