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了。 那年，我读完小学，刚刚踏上初中的门槛。我就读的平山镇林业中学，是当时四清、文革的产物。九月，新学期开始，全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在进行着。我们这些刚刚踏进初中大门的新生，也不用上课，除了劳动（半耕半读的学校），看大字报，就再也没有别的事情了。 十月，国庆节刚过，老师向我们宣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根据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决定，全国中学的红卫兵可以分期分批去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我们不时也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报道，这些消息在电影记录片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可以看到和听到。现在，居然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也可以去北京了。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激动，都傻傻地盼着，希望自己能被选上。 选举开始，每十个人选一个，学校百多人，共选十三个学生一个老师。 假如能去北京，就能看到天安门，而且有老师带队，有县委派人派车领着我们一起去，一切费用免收，谁不想去啊！人人都想去，学校里一时闹哄哄的。 学校领导班子用了几种方法挑选去北京的老师和同学。先由各班提名，最后由学校定。方案一出，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时学生的话是很有作用的），认为要用选举的方法才合理。 不管是学校定的还是选举的，都有我的份。我和家人都满心欢喜，父母亲和我叔叔、婶婶、弟妹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最疼我的叔叔还把省出来的二十块烟钱瞒着婶婶偷偷地塞了给我，让我受宠若惊。 班里有位女同学，且称她为蕙。这次上京名单中，第一次蕙有份，第二次选举，她却未被选上。本来她就是个争强好胜之人，去北京没她的份，这还了得。她十分不服气，就跑到老师的面前去告状，说某某怎样某某又怎样，其中我是她说得最多的。她说我家里藏有资产阶级的绣花鞋和高跟鞋，并说我外婆的娘家是大地主。她最希望把我拉下来，然后将她补上。 学校的王校长来找我了解情况，我内心非常害怕，心想去不成北京倒没什么关系，可千万别搞个不好的社会关系出来，那就惨了。因为我亲眼目睹许多无辜的人或看起来很红的人，或一件事或一句话惹得左派分子不高兴，一转眼就变成坏分子，遭批斗还游街，那多丢人啊！我心里很害怕，不知怎样回答，毕竟我还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啊！但我外婆的娘家确实是大地主，这是三代以外的事，我自以为学校没人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呢？再说，我家的拖箱确有两双绣花鞋和一双高跟鞋，这是父亲的心痛。因那年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挑夫后不久，不幸跌到大山坑，几十天没消息，家人都以为他死了，他新婚的妻子就跳河自尽了，父亲被好心人救了起来，养好伤回到家后，见此情景，悲愤不止。至今，他还保存着她的遗物。当时幼小的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好奇心驱使我，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时被我偷偷拿出来玩，还带同学们来看，蕙是来我家看过的。这无疑为自己种下祸根。没想到蕙居然把我家的事记得这么清楚，居然用这件事来诋毁我。见我许久低头不语，慈祥的王校长安慰我说，小林，别害怕，即使这些是真的也不能说明什么，你外婆的娘家是三代以外的事，与你无关。 这时，我才放下心来。 见拉我们不下来，蕙很不甘心，便使出看家本领，拉拢了很多女同学，当着我的面竟大声的、装着半开玩笑的样子说：你别以为得意，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即使到了北京，也会被人拉回来。 她最后这句话的确吓着了我，我确实害怕在半途中被人拉回来，那该是怎样的丢人啊！与其这样，倒不如现在就不去，但不去同学们又会怎样看我呢？我怎么又会甘心？这么好的机会什么时候才有？从那天开始，我的担心没完没了。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情，同全县一百多名中学生一起，集中在县城的广场。县城平山镇组织了各居民、各学校一万多人的队伍集中在广场欢送我们，场面非常隆重。我的母亲和弟妹也在欢送的队伍里，我看见母亲笑在脸上喜在心里，本来我也应该很高兴才对，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心在突突地跳，害怕在这样的场合会不会被人叫出来然后叫我滚回家去，这样不但我没脸，在现场中我的母亲、弟妹也会没脸，还好，什么事也没发生。 县革委会的一名领导张主任领着我们，终于，我们坐上了汽车，来到广州。每次集中，张主任都要宣布注意事项，集中一次，我就害怕一次，会不会被人叫下车然后拉回平山去。虽然王校长讲过，让我放心，但校长毕竟没有县革委的官大，他讲话才算数。我从来没出过远门，连惠州都没去过，坐火车更是连想都没想过。我稀里糊涂地跟着大队伍来到广州，又从广州坐上了火车。轰隆轰隆，火车开动了，“过长江了，跨黄河了”，同学们趴在火车的窗口上，好奇地望着窗外的大好河山，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而我却忧心忡忡，担心什么时候会被人赶下火车去。到了北京的当天，我还不大放心，一直在北京住了两天，我才彻底放下心来。 在北京的那几天，我们吃不惯窝窝头，天气又很冷，嘴唇裂开了几条口子，还流了血，很痛，讲话都有困难，然而我的心里却很快乐，因为我不再担心了。我快乐得像只小鸟，整天飞来飞去。 回到惠东以后，县革委会同样组织了很多群众到平山广场列队欢迎我们回来。欢迎的人群也很高兴，很羡慕我们，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在欢迎的队列里，蕙带着一大帮同学站在最前列，她抢先一步来到我面前跟我握手，令我又惊又喜，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以为她之前诋毁过我，心里有愧，所以现在向我大献殷勤。其实我的判断大错特错，蕙并没有向我道歉，只是满脸笑容地叫我拿出毛主席像章给她看看。我毫无防备地、立即从挎包里拿出那两枚无比珍贵的像章给她看。她抢先把像章拿到手，爱不释手地看着，边看边夸我，说我聪明善良，最后恳求我，叫我把其中的一枚送给她。我被她的花言巧语感动了，早就把她恐吓我的那段经历忘得一干二净，就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她立即把像章别在胸前，嘻嘻哈哈地走了，她带来的那帮女同学也跟着她走了。她走后，站在一旁的好友美容说：“你呀，真是个大傻瓜，你去了北京以后，她在学校不知讲了你多少坏话，现在你居然被她的两句好话套住，就把珍贵的像章送给她。我们处处维护你，却连看都没看到。” 听了美容的话，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呆呆地站在那里，连母亲弟妹走近喊我也没听到。 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可我却在短短的几十分钟里一气呵成把它写出来，可见对此事印象之深刻。虽然它已经成了历史，但它在我幼年的心中如同上了一层抹不掉的颜料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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