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史学家眼中的“麻城孝感乡”，包括今天的湖北省黄冈市麻城、红安部分地区，与山西大槐树、苏州阊门外、广东珠玑巷等并称为中国古代八大移民集散地。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期，“麻城孝感乡”是最大的移民输出地，有“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之说。近年来市面上热销的《填四川》一书，即取材于“麻城孝感乡”移民巴蜀（今四川、重庆）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艺术创造或者经济活动，一旦和某个地方扯上关系，那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比如昆曲诞生于江苏昆山，被誉为“百戏之祖”；徽班进京三百年而衍生为京剧，令徽班名声大噪。此外，还有苏绣、潮绣等。而元末到清初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往巴蜀的移民创造的“麻乡约”（关于“麻乡约”，其由来有多种说法，此处取其一种）这类兼具人文关怀与经济交往的特有称谓，活动范围不仅包括湖北麻城、红安等地，还包括四川等西南一些地区，则更是一个奇迹和创举了。

一

华夏数千年历史，从《史记》到《资治通鉴》，再到其他历朝历代史官为前朝编纂的众多史略，常常为英雄豪杰甚至侠客草莽、才子佳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却往往忽略了那些托起华夏文明天空的芸芸众生，我们只能从《夜航船》等明清文人墨客的笔记中，才能隐约看到芸芸众生的所得所失、所思所想、所爱所很。

你看，他们也曾乘船涉过三峡，也曾留迹于白帝城，可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稀可见可闻的，是刘备危难之际的白帝城托孤，是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是张献忠匆忙入川的“达达”马蹄声。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英雄豪杰、侠客草莽太多了，三峡和白帝城哪里记得住他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名字？

还好，真正的历史 “记得住”他们——这些从元末到清初数百年间源源不断从“麻城县孝感乡”迁往巴蜀的移民。今天，跨越数百年时空，从川楚两地的地方志中，从专家、学者条分缕析的梳理中，我找到了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

那是一个各领风骚和血雨腥风的年代。在麻城，“天完红巾军”的红巾被黎民的鲜血溅得一片殷红；在北京，晚明的江山在臣子们递给崇祯的奏折中倒下一片；在川楚两地，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东奔西突；在满洲，努尔哈赤的金戈铁马虎视眈眈，直入山海关。历史高频率地将这些或重大或血腥的事件，铺陈在几百年的时空里，让千千万万华夏子民去承担。而对于“麻城县孝感乡”的许多黎民百姓来说，或顺从，或屈从，移民是他们近乎惟一的选择。

前往巴蜀的路途依稀可见，今天，麻城举水河边链子溪古渡口的石壁上仍可看到清康熙庚寅年镌刻的“楚蜀鸿沟”四个大字。这些迁往巴蜀的移民，分水陆两途向川地进发。水路从十里铺链子溪渡口上船，经举水河进入长江，过汉口、荆州、夔州，到达重庆。陆路走官道，出麻城歧亭，经黄陂、孝感、云梦、随州、襄阳、巴东、四川巫山，最后到达成都。

三峡周边是他们的必经之地。无论从地理还是人文的角度来看，三峡大体上可以作为川楚两地的分界线。“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1500年前，喜好旅游的郦道元曾经在《水经注》中这样写道，其险峻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一条怎样的迁徙路途啊？再宽敞的客船，也要贴着三峡的悬崖峭壁逼仄而行；再蓬勃的生命力，也要被秦岭南麓的羊肠小道挤成一条曲线。前面就是川境，乡音在这里阻隔，乡愁在这里凝结，乡思在这里绵延。再回首，早已不见来时路，不见送别的亲朋。

从此，故园只在梦中，故人只在天涯。喝着成都都江堰的甘露，念着举水河的清流；站在重庆朝天门的码头，想着链子溪的扁舟。思乡心切，君命难违，路途遥远，不可能集体回乡探亲，那就每年推选代表回乡几次吧，给亲朋和乡邻捎带一些土特产，送去大家寄托着祝福和憧憬的信函。据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担当代表的，这些代表要讲信义、重情分，识大体、顾大局。今天看来，这种从明永乐年间兴起的“麻乡约”，是连接巴山楚水的民间信使，更是构建巴蜀移民精神家园的重要平台。

二

“孝感乡”移民运动，乃至几千年来华夏大地上的所有移民运动，其意义早已被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梳理、挖掘——促进了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然而，许多专家、学者常常擅长于“宏大的叙事”，却很少关注个体的生命、家族的命运和乡村的命运在这一场场移民运动中的走向和改变。我要强调的是，这种甘愿把自己和家族当做棋子一样，在华夏大地这面硕大的棋盘上挪来挪去的屈从和顺从，到底基于一种怎样的民族性格？这种更多表现为强迫式、逃难式的移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无数移民性格的形成？早在20世纪中叶，林语堂先生曾经在《中国人》一书中概括了古代中国人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等八大性格特征。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统摄全盘的封建社会，这样的分析大体是对的。但我注意到，这种概括缺少了类似“敢为人先”这样的字样，事实上，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也包括中华民族），也不缺乏“敢为人先”的精神——而由这种精神衍生出来的创造力才是一个民族得以不断进步的源源动力。从这个角度看，近现代史上，从“麻城县孝感乡”迁往巴蜀的移民的后裔中产生众多声名显赫的实业家、仁人志士、共和国将军，绝不是偶然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代的中国，从来就缺乏民权思想，这一点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别。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雨果曾经在《悲惨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人并不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圈，而是一个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事物是一个焦点，思想是另一个焦点。”如果作如是观，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在“事物”（移民运动）和“思想”（移民性格和民族性格）之间，到底保持多长的距离，才能在家国情怀的大框架下，让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产生合理的张力，进而促进国家的良性发展和民族性格的良性磨砺？这个问题值得专家、学者认真思考。

幸好，终归有人关注巴蜀移民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这几年，市面上有一本叫做《填四川》的长篇小说很热销，里面有“孝感乡”、“杏花村”、“麻乡约”，那是麻城移民们的“走西口”、“闯关东”，也是他们的精神史诗。

三

今日中国，人的自身发展被提高到前所谓有的地位，而追求人民心灵的幸福和国家的强盛同等重要。在农耕时代由“孝感乡”移民创造的“麻乡约”，如同那个时代的晋商票号、徽州契约文书一样，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麻乡约”所蕴含的家园情怀、心灵幸福的古老课题，仍旧是当今社会的我们必须面对的。

所有的追忆都关乎未来，所有的未来都牵接过往。我以为，“麻乡约”之于当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所体现的宽仁信义的传统美德，也不仅仅在于其所蕴含的家国情怀，而是它直指生命本义的那种生命关怀与慰藉——对移民们那种糅杂着挚爱、关切、牵挂，甚至失意、怨恨、愤懑的特有情感，进行了合理而温婉的心路导航和调校。而这，也是他们及其子孙今后能够真正融入巴山蜀水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惟其如此，我们今天才能在更为广阔的华夏文明的时空坐标上，建构起巴蜀移民的整体人格形象，厘清他们的绵长心路，在华夏文明的洪流中辟出一条曲径通幽的支流，供巴蜀移民乃至其他地区移民的后裔，去咀嚼回味、养精蓄华，指引今后无数个世纪的文明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