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整理书柜，发现10多年前写的一则题为《书到买时方恨贵》的小文。细细看了一下，感觉好多东西没有与时俱进，有点抓不住时代的尾巴了，得赶紧翻新一下。

说起翻新，那可不是我的首创。记得文革期间，某位位高权重的文学家为了迎合上意，也曾将自己几十年前的旧作翻新过。现在呢，这翻新的活儿也颇受一些教授、学者的垂青。有位教授说，李清照好色、好赌、好财，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劲头。

还得说说与这则小文有关的前因后果。那时我在粤东某地某党报主持一个读书版面。因为空闲时间比较多，自己大约也喜欢看看一些杂书，有点小的感悟和自鸣得意的“好词好句”，便记录下来，写成千儿八百字，自我感觉还好的，便寄发出去，未曾想到也被《光明日报》《羊城晚报》《深圳商报》等报刊刊载。我那时三十尚不足，二十颇有余，也有着远大而现实的革命理想。看到自己“中央级”了一回，当然得意极了。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现将这则小文主要内容晒一晒。

人要生存，少不了衣食住行；如果成为读书人，便又多了项需求：读书。读书人难免会染上一些癖好，比如买书癖；一成癖好，便喜欢往书店里钻，倘遇上自己心仪之书，荷包却鼓不起来，那滋味跟单相思差不多。话题便扯到了书价上。

我收藏的最早一本书是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间词话》，那是1989年我在武汉求学时，在武汉古籍书店淘来的。那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一本谈境界的小册子，薄薄的尚不足100页。那价格也实在便宜，才2角9分。

只可惜这样的日子黄鹤般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书价如同股市里的“绩优股”，一路飙升。况且读书人大抵都不太富有，既要养家糊口，又要交际应酬，列入购买书籍预算的款项自然不会太多，而昂贵的书价又使多数读书人购书时颇费思量，取舍两难。

也因了昂贵的书价，“情书写法”、“××大全”之书我不买，求财问命、跟风“克隆”之书不买，出自“码字师傅”和“汉字批发商”之书不买，字大如斗且排列稀疏可走马之“注水”书不买……这些原则确实为我节省了不少银两。所以，我的书虽不多，却本本都是我的珍爱。

据报载，北京某大型书店曾抓获不少窃书贼，其中竟有大学教授、大学生。这固然有书价昂贵，舍不得荷包里几个“铜板”的原因，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受了孔乙己“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的影响。读书读到这份上，可真是斯文扫地。

全文大体如上。看完之后，我觉得这翻新的事儿，确实有必要。比如伟大的文学家翻新旧作，可以有机会去上书房打打工，为将来的仕途做一些铺垫。教授翻新一些观点，至少可以赚得不少的点击量。再说我这则小文，观点也确实太陈旧了，不符合我现在求新求异的职业要求。且让我“八股”一下。

首先，“如今的书价如同股市里的‘绩优股’，一路飙升”有问题。现在的股市，想必大家都知道啦。前段时间好多股民还在为“正在减亏”而得意呢，哪来绩优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一句要改。

其次，“‘情书写法’、‘××大全’之书我不买”这一句有问题。现在谁还从书上抄啊？咱们“百度”一下，“好词好句”多得很，总比“众里寻他千百度”效率要高得多。这一句也要改。

再次，“求财问命之书不买”有问题。现在谁还信命呀。陈涉同志早就讲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些王侯将相，难道有天生的贵种吗？与其靠天吃饭，还不如自己努力，充分发掘各种资源。所以求财问命之书书摊上很少。书都很少，你哪里买去？这一句同样要改。

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北京某大型书店曾抓获不少窃书贼，其中竟有大学教授、大学生”这一句。如今是信息时代，街上发生一个屁大的新闻，也害得咱们必须立马赶到。如果是教授到书店偷书，还不成为头条？可现在你们谁还见过有关偷书的新闻？我必须寻找这个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原来是这样——古代的读书人如果想赴琼林宴、打马御街前，得皓首穷经（也有凭老子、银子、条子开路的）；如今呀，二十年前叫做“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现在叫做“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干爸爸”，“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你说读书还有啥用？！偷书还有啥用？！

扯远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