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树（又名凤凰木），一种生长在南国高大的乔木，在蔚蓝色夏天来临的时候，顺应节令绽放满树鲜红欲滴的花朵。那花朵密密匝匝，又十分有序地缀满于枝桠之间，在五月的轻风中，抖落一层又一层血色的花瓣……

半个世纪前，我读的惠州第一小学就在中山公园的东面。公园里最大的树木，是几棵高大的凤凰树，一年四季都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我每天经过公园走到学校，望头可见那高高的凤凰树，像威武的巨人，鹤立于园中的绿树丛中。花开的季节，我必然忍不住要拾起地上那片片美丽的落红。

那时我刚入学，我的班主任张珊霞老师的家就离凤凰树不到100米的地方。说起来，我和张老师还是邻居呢，她家距离我家老祖屋的后花园门口只是咫尺之遥。

每天傍晚时分，我喜欢穿过祖屋的后花园来到公园一角打秋千，这时可见张老师带着孩子在公园内漫步。她的大女儿于东江不满6岁就跟着母亲上学，于是成为我的同窗。比东江小两岁是一对双胞胎儿子，一个叫波，一个叫涛。我听说她的丈夫是转业的海军军官，也许是这样，夫妇俩在孩子的的名字里倾注了对江和海的深情记忆。

那对可爱的小人儿经常都穿着同样蓝色的小海军服。白白胖胖的小哥俩，在公园的草地雀跃地跳着，跑着。“呵呵”，“呵呵”，公园里荡漾着小家伙追逐的嬉笑声。

那天，一个艳阳的秋日，保姆将小哥俩带到公园里玩。天刮过一阵风，凤凰树旁一棵并不高大的棕榈突然倒下，棕榈树干压着了波的小脑袋，波倒下了，随即被人送进了医院，但一切均无力回天，这个4岁的小人儿永远离开了至爱他的父母和家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老师原本红嫩的面庞是苍白的，脸上的表情怎样也掩饰不了内心的悲伤。苍天带走了波，我看见凤凰树下，保姆领着孤独玩耍的涛。

然而教师的职责令张老师抑制着悲痛，她是班主任，她要负责我们班40多个刚入学的孩童，要辅导我们的学习，关心我们的成长。

那是1960年——建国以来最不堪回首的饥荒年月，无数人因饥饿而倒下。

张老师得想办法使每天饿着肚子上课的孩子们提高学习的兴趣。

为了让同学们尽快掌握汉语拼音，张老师精心制做了许多拼音字母的小卡片，每天利用一节课时间，领我们到中山公园。同学们来到凤凰树下的草坪，围成一个大圆圈坐下。张老师与我们玩击鼓传卡片的游戏。她手中的小鼓敲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小卡片在同学们手中快速地传递着。张老师的击鼓声停下来，手中拿着卡片的同学就站起来大声念出字母和拼音。念对了，张老师即给予表扬和鼓励。实际上，张老师是有侧重的，她会让基础差点的同学多练习几遍。我记得，同学们对这种游戏既紧张又兴奋。

凤凰树见证了张老师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见证了我的同学们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3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期末，我的语文和算术考试都得了100分，和另一位男同学并列为全班第一名，张老师表扬了我们，我看见同学们羡慕的眼神，也感受到张老师慈祥的目光。

张老师亦如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少说话，多干活；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付出甚多，所求甚少。

她好像很低调，在公众场合很少表现自己，在学校的教师群中好像不怎么喜欢抛头露面。年少时的我们，哪里懂得多少事呢。

班上的燕玲同学是与张老师母亲同一个屋院住的，我们一干人去燕玲家玩儿时会瞄瞄张老太的房间。房间不大，收拾得很干净，墙上一个镜框里镶满了照片。

燕玲与张老太关系很好，一次她带我们进房间去看镜框里的照片。嗬，年轻时的张老太身着时尚的旗袍，烫着好看的卷发，是一个漂亮摩登的女人。我们看见少女时穿着连衣裙的张老师，依偎在母亲身旁微笑着，俨然是一个纯情又乖巧的女孩子。

后来我知道了，张老师是归侨，她的家人解放前从南洋回来参加抗战，张老师也随之回国求学。五十年代是崇尚英雄的年代，五十年代初期张老师嫁给了转业军人于海、但在那个处处高喊政治口号、时时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里，许多归侨被列入另类行列，受到歧视或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遭到迫害。

成年后，我回忆起张老师当年的低调原来是有缘故的。

当了我3年班主任的张老师，在我升上4年级时，调到别的班级当班主任。1966年5月，“文革”开始，9月份我升上了中学，而张老师也调到另一所条件较差的小学去了，她搬了家。从此，再无听到有关张老师的消息。

在那场横扫一切的“文革”中，中山公园的凤凰树竟也难逃厄运。那些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经常在公园里集会。曾经有一段时间，公园成为派别斗殴的指挥中心。也许他们嫌公园里的树木太碍地方，竟将园内连同凤凰树在内的树木一一斩去，整座公园变成一片光秃秃的烂草地。

不见那令人愉悦的绿色，不见那殷红如血的花朵，也不见常在凤凰树下漫步的张老师。

许多年过去，如今中山公园又是一方绿的天地。我每次从那里经过，会下意识张望那曾经是凤凰树下的草地，脑海会情不自禁涌上儿时的记忆。想起人生第一课是张老师教授的汉语拼音，却不知张老师今在何方？

去年一日，与一群小学同学聚会，我问起张老师情况，竟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此时，我从一位昔日老师的口里才得到确凿的消息：“文革”结束后，张老师按政策可以出国，回到她的出生地去，但她选择去了离惠州不远的香港，不几年，她跳楼自杀了。

原来，她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而且还死的那么凄惨。

我的心不禁一阵战栗。

我想起张老师微胖的脸庞浮现的笑容，想起她清脆响亮的授课声，我甚至想起夏天时，她秀气的脚上穿着半高跟的塑料凉鞋，衬以合体的花裙子在公园漫步的模样。

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何以要肝脑塗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当然有我们所不为知的原因。

又一日，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一位老先生聊起“文革”的故事，他曾是张老师丈夫从前的同事。我又得知，张老师的丈夫原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受尽折磨含冤死去。更为残忍的是，单位的造反派还将尸体挂起来继续进行批判和斗争。

我想像得出来，张老师此时的心已经破碎了，这个柔弱的女性，经历了怎样难以忍受的锥心之痛呵。所以“文革”结束后，她想离开令她既热爱又伤心的惠州，离开她钟情和眷恋的教育事业，去寻觅一方安宁舒适的天地。谁知到了香港后，当时的港英政府并不承认大陆教师的资格，张老师只能从事她所不熟悉的并且比较粗重的体力劳动。况且经过致命的打击后，她的健康已每况愈下。

我想像得出来，即使十分热爱生活的她，当理想和希望都破灭时，心灵的天空是黑色的，她找不到开启光明窗户的钥匙。我明白了。

时过境迁，一切都远去了——逝去的岁月，公园里消失的凤凰树，凤凰树下漫步的张老师。

然而，我在心灵的一角，已留下永远的印记：中山公园里，凤凰树花开，多么好看呵，一长条一长条的枝桠似凤凰尾巴般的璀璨和艳丽，那凤凰树下，是微笑着在漫步的张老师。